永乐十九年(1421年),一支中国舰队缓缓驶出港口。船上的乘客除了中国人,还有来自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特使,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为了向声名远播的大明帝国进贡,同时一睹中国新首都——北京的宏伟风采。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舰队的舵手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人称三保太监的郑和。郑和本名马和,从小作为战争俘虏进入燕王朱棣的府中,在朱棣身边长大,又帮着朱王爷打天下,立了赫赫战功,也获得了异于常人的尊贵地位。
【位于马六甲的郑和像】
朱棣通过政变当上皇帝之后,便大修文治武功。定都北京是头等大事,他的父亲开国领袖朱元璋也曾想过设立两京一都,却碍于种种因素最后作罢。这次为了修建北京城内的新宫殿,朱棣派人奔赴山西、四川和江南各地大肆搜寻良木,紫禁城、天坛等重要建筑都是在明成祖手上建起来的。为了表示留在北京的决心,朱棣又在昌平修建了长陵,进一步奠定了此后600年北京在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
永乐大典是朱棣朝的另一件文化版大新闻。刚当上皇帝不久,朱棣就发动多达3000人的修编队伍,历时6年抄成了20000多卷,将近4亿字的一部大型类书。用朱棣自己的话就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对于宣扬本届明朝中央政府的精神文明建设,笼络知识分子人心发挥了任何一项政策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对于朱棣来说,文治、武功缺一不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南北边境一直是困扰中央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北方的蒙古大将阿鲁台在永乐后期屡屡侵犯中原王朝,迫使朱棣多次北上御驾亲征,没想到死在最后一次出征的归途中。幸亏太监马云和大学士杨荣等安排妥当,秘不发丧,才让政权得以和平交接。
【曾经称霸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
万邦来朝也是大明帝国威震四方的一大标志,光是永乐年间周边国家朝贡的记录就不计其数。永乐十九年,朱棣到达了人生巅峰,迁都北京一事已经诏告天下,太子太孙来到身边,北京的郊庙宫殿也顺利建成。在永乐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皇帝在中国的新都城接受了各方朝贺,他大宴天下、大祀天下、大赦天下,这位过去的燕王,现在的皇上,终于在龙兴之地享受到坐拥天下的滋味。
在庆贺的浩荡队伍中,外国使节团为隆重的典礼锦上添花。朱棣自然不会亏待这帮第三世界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对于向中国朝贡的国家,中国的回礼往往大方得令人发指。以永乐初年中国赏赐日本国王为例:
赏钞五千锭,钱一百五十万,织金文绮,纱罗,绢三百七十八匹。次年,又赏赐白金千两,钱一千五百万,锦,紵丝,纱罗,绢四百一十二匹等。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钱五百万,紵丝,纱罗,绢八十四匹。
赏赐完外国使节后,一定要用最豪华的船队、最富有经验的老船长护送大使团成员安全回国,这就是永乐朝武功的另一大杀手锏: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也就出现了文章开篇的一幕。
郑和这年刚好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更何况郑和这批脱缰的宝马早已远航十万八千里。在他麾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远洋舰队。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第一次下西洋时动用了两百余艘各类船只。为了彰显帝国威仪,也让各国贵宾住得安心舒适,保证航行过程零事故,还得专门配备一支武装护卫舰队。例如第四次下西洋时,全体成员27550人,光各级官兵就有26800人之多。出动如此阵仗的海军巡游大洋,除了寻找被推翻的建文帝下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专治各种不服。在几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顺道灭了海盗陈祖义集团,还废黜了图谋不轨的锡兰山国王,正如《明史》中所载“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时间再次来到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和三保太监郑和都处于人生顶峰。一个迁都北京,完成了先帝都无法企及的目标;一个率领举世罕见的远航船队泛海宣扬国威,影响范围超越了千百年来曾经名留青史,通西域、平边疆的所有功臣名将。
但是,谁都无法预见,郑和扬帆起航后不久,永乐一朝的国运将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改变。
永乐十九年夏四月,在朱棣接受万邦朝拜之后仅仅过了三个多月。皇宫中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就遭受雷击并引发大火,损失极为惨重,三殿修了整整二十年才重新交付使用。在古代,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异常的自然现象,人们往往认为这是统治者德政不修,上天于是以灾异向人间示警。新建的皇宫被雷劈了以后,朱棣赶紧下了一个罪己诏:
奉天等三殿灾。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恶不分欤?......下属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按惯例自我批评一番,也请大臣们多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万万没想到,有的大臣当真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这下轮到皇帝老儿不高兴了:我是下了个诏书让大家批评没错,但你们这些乱臣贼子竟然当真论起时政来,一点也领悟不了领导的真实意图。于是将妄议朝政的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打入大牢,御史郑维桓、何忠、罗通、徐瑢,给事中柯暹统统发配到交阯,也就是越南,去当南下干部。只有个别大臣如邹缉与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杨复得无罪。
但是再强硬的皇帝也要对上天敬畏三分。朱棣先是宣布减政放权,免去许多扰民和非急迫的政策,还消除了过去一些年份逃税漏税的责任以及灾区的田粮赋税。对于关键的下西洋政策,也表示“修造往诸番舡只暂行停住,毋得重劳军民”。
虽然在此之后,特别是朱棣的孙子宣宗又令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但中止这项外交工作已经成为永乐末年朝野逐渐形成的共识。
郑和下西洋为何最终走向没落,当时提出批评意见的大臣分析得相当透彻:
1、迁都北京耗费巨大。“自肇建北京以来,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力浩大、费用不赀、调度既广、科派亦繁......冗官滥员、内外大小、动至千百,使之坐相蚕食,耗费钱粮,而无益于事,是竭尽生民之膏髓,犹不足以供工作之用。”
2、地方官吏趁机横征暴敛,强拆民宅。迁都令刚刚下达,官员便强行驱赶当地民众,有的住户还来不及搬走,屋子就被官府破坏。有的时候刚搬到一处,又被勒令迁往其它地方,甚至有居民迁移了三四次还无法定居。
3、下西洋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七下西洋表面上风光十足,将大明帝国国威传播至海外各地,但这种国家行为并无贸易指向上的内在驱动力。几次下来,沦为一项声势浩大的面子工程。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分别来自南京、福建、江西、浙江、苏州、扬州、安庆、徽州、镇江、太平、直隶等地的造船厂,还要调度各地的能工巧匠。当时的兵部官员刘大夏痛批“三保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各种奇珍异宝】
正如刘大夏所言,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的金钱外交计划,用金钱换取政治、外交的虚荣成绩,并不考虑其经济成本,除非大明江山万世昌隆,否则,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政策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尽管大明帝国的船队比欧洲人早半个世纪驰骋于东半球的各大海域,却由于自身的原因关闭了面向世界乃至主宰世界的大门,甚至将郑和船队的航海资料也付之一炬,实行起半封锁的海禁政策,将海上霸主的地位和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让给了西方的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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