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引发的舆论风潮，今天又有新进展：警方公布了案件细节，并公布了给雷洋“打飞机”的女按摩师访谈，试图证明雷洋的确是“嫖娼”了，之前舆论普遍质疑的雷洋“不可能”嫖娼、“钓鱼执法”的质疑声音渐弱。
但警方公布这些细节，对于我们了解整个事件，没有任何帮助。雷洋是否嫖娼，并不是这起事件的核心问题。
公众们想知道的是：雷洋在遭警方抓捕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非正常死亡”，而他的死，警方显然脱不了干系，这和雷洋是否实施嫖娼，没有任何关系，警方需要解释清楚的是：雷洋到底是怎么死的？警方在抓捕期间有没有对其实施压制措施，才导致他的死亡？
就连雷洋的妻子都发出质疑：不考虑嫖娼 只在意执法是否有问题。
只是，在一系列嫖娼“证据”被公布以后，公众似乎被误导了：哦！他的确嫖娼了……
然后就不需要有然后了。
可事实的焦点明明是：到底警方做了什么导致雷洋的“非正常”死亡？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到底做了什么？警方有没有犯法？这才是重点。
美国版“雷洋案”
无独有偶，就在去年，美国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过程也非常相似：
2015年4月12日，美国港口城市巴尔的摩的一位名叫“格雷”的黑人青年，在路边遭到警方的盘问，随后格雷试图逃跑，情急之下，警方认为格雷有犯罪嫌疑，随后把格雷逮捕，果然，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弹簧刀，并且把弹簧刀作为证据，将他拘捕。
?警察在人行道制伏格雷，用膝盖顶住他的背部和头部，把他双手反铐在背后，然后将其脸朝下拖进警车。格雷在被拘捕过程中一直大声叫喊，表情痛苦。
警方声称，在拘捕的过程中，没有使用武力。
不幸的是，格雷在被捕7天之后，在当地的一家医院死亡，死因显示：脊椎严重受伤。
格雷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巴尔的摩自1968年黑人骚乱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动荡。以下是时代周刊当时的封面报道：
众多巴尔的摩市民连日走上街头，举行各种活动。在2015年4月27日，格雷葬礼结束后不久，示威抗议终于演变成骚乱。
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砖块和水瓶，放火焚烧警车和其他车辆，并洗劫店铺。数百名警察被派往事发地点，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
昌平警方的“硬伤”在哪里？
回到“雷洋案”，目前不少媒体聚焦于雷洋“是否嫖娼”，居然还出现了洗头房给雷洋写的嫖资收据，这完全是一种“失焦”，好像如果雷洋嫖娼成立，即便“非正常死亡”，也是应该的？这是什么逻辑？
美国“格雷案”事发以后，全国各大媒体从来没有讨论格雷是否犯法，所有焦点都集中于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到底做了什么，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去讨论格雷是否有犯罪前科、是否有违法表现。
问题很简单：警察并没有宣判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权力，警察抓捕的是“犯罪嫌疑人”，雷洋犯了什么罪，不是警察说了算，最终需要由法院判决，讨论嫌疑人是否犯罪，根本没有意义。
“雷洋案”的焦点在于：警察在抓捕过程中是否违法，造成了嫌疑人“非正常死亡”？警方需要证明自己没有在抓捕过程中违法。否则警察需要承担致死的责任。
退一万步讲，目前即便是执行死刑的注射器，都需要消毒以后再使用，原因无它：死刑犯只能死于注射物本身，如果注射器消毒不彻底，可能会造成死刑犯感染而死，是违法的。何况是罪不至死的“嫖娼”？
警方目前需要证明自己“无罪”，而不是去证明雷洋“有罪”，更不是一句“摄像头坏了”就可以敷衍过去的，否则应该立即启动对警察的调查程序。
美国版“雷洋案”结局：警察被指控谋杀罪
美国“格雷案”中，最终有六名负责逮捕和押运格雷的警察受到指控，罪名包括二级攻击、鲁莽危害和故意杀人罪。其中驾驶的警车导致格雷受伤的警察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
州检察官宣布6名警察收到有罪指控
而巴尔的摩市，也向格雷的家人支付了640万美元过失死亡和解费。
“格雷案”发生后，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拯救格雷们”还有漫长的路》，这样写道： 巴尔的摩骚乱期间，黑人母亲格雷厄姆当街责打自家的“熊孩子”，阻止其参与骚乱，因为这位母亲面对的现实，是当地执法者经常对黑人“有罪推定”的傲慢与偏见。
同样的，“雷洋案”代表着千千万万去过洗头房“打飞机”的人们，他们也经常面对警方在没有进行判决就已经开始“有罪推定”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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