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寡头政治？一手遮天办不到

“谁来统治”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事关谁对发动战争、平衡预算等事务做出决策。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s)，而最近几年，这一美国人普遍的认知受到了挑战。例如，《美国新闻》报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寡头政治国家’(oligarchy nation)”；《每日野兽》新闻周刊报道，“100位极度富有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捐款者，已经接管了（美国的）政治体系”；《赫芬顿邮报》援引肿瘤已扩散至脑部的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发言，称“吉米?卡特是对的，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媒体（尤其是左派媒体）的夸张描述，却被中文媒体当成珍宝，频繁引用，例如2015年7月26日，某中文报纸不惜整版刊文，称“美国政治已经变成一个由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

在美国联邦选举中，亿万富翁等所谓“寡头”作用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就算砸入重金，也无法决定选举的走向。《华盛顿邮报》报道，在2012年总统大选周期里，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保守派亿万富翁科赫(Koch)兄弟，搭建了复杂精细的助选网络。该网络花费将近4亿美元参与竞选，其中大部分的钱用来选民动员、购买电视广告攻击奥巴马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这些钱随着奥巴马的胜出统统打了水漂。《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的“美国十字路口”(American Crossroads)，在2012年总统大选甩出1.17亿美元，其中超过90%的钱都花在了竞选落败的候选人身上。

失败的“寡头”比比皆是。《华盛顿邮报》报道，博彩业亿万富翁谢尔登?爱德森(Sheldon Adelson)和他的妻子，在2012年大选豪掷9300万美元进行捐款，但他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全都落败；而《金融时报》一专栏作家则撰文称，“……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是富豪爱德森中意的候选人，但坎特刚刚在中期选举(2014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把自己的国会议员席位输给一位竞选资金远远逊于他的挑战型候选人。”更早时候，自由派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试图用2600万美元帮助约翰?克里赢得2004年总统大选，却铩羽而归。

亿万富翁没法“买”到美国选举结果，亿万富翁等所谓“寡头”可能可以给候选人一个完美的开始，但影响力到此为止了。经济学家史蒂夫?列维特(Steve Levitt)研究发现，在两党候选人花费达到一定门槛后，竞选经费减半，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那么候选人只会损失1%的票数。竞选经费加倍，候选人也只会多拿1%。《经济学人》把这个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一旦候选人已经花了大价钱变得足够出名，接下去竞选每增加的1美元经费，能起到的作用都在下降。这时候，候选人拼得不是爹，而是个人实力了。

助选活动有输有赢。但是，倘若亿万富翁等所谓“寡头”押对了赌注，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那么获胜者就会反过来“回报”亿万富翁吗？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决定了无论是总统、国会还是最高法院，他们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美国许多政策的出台，绝不是在“对捐款大户进行利益输送”。

中文官方媒体经常对一些地摊文学如数家珍，某中文报纸在2005年2月18日发文称，“两次总统大选中，能源利益集团都向（小）布什慷慨捐款……（小）布什将《京都议定书》一脚踢开，正是为了给这些能源利益集团以政治上的回报。”但是实际上，早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的1997年，美国参议院就以95票反对、0票赞成通过议案，反对《京都议定书》。实际上，这些亿万富翁或者财团，正是看到候选人的政治立场，才选择支持/反对特定的候选人。《新闻周刊》报道，保守派科赫兄弟支持的“美国争取繁荣基金会”(AFP)，捐赠田纳西州共和党州长，希望废除所得税，而该州州长本来就支持减税。

美国大选胜出者，想要给巨额捐款者“加官进爵”，也并不容易。新任美国总统若想以官位“嘉奖”贡献巨大的捐款者和联系紧密的政客，得先经过国会同意。行政分支的各部部长和各级官员虽然由总统任命，但必须经过参议院半数表决通过才能生效。出于几十年的传统，新任美国总统总会遵循着“70-30”法则，70%的驻外大使为职业外交官(career diplomat)，而30%的驻外大使席位则留给总统的政治盟友们(即政治任命political appointee)。由于留给政治任命的驻外大使职位一般没有多少实权，参议院并不十分阻拦。但若涉及到重要职位（如联合国大使），参议院会举行多场听证会，核实被提名者是否能胜任这一职位。

2014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本杰明?佩吉(Benjamin Page)发表了一份人尽皆知、饱受争议的研究称，比起中产阶级和穷人来说，富人的偏好对政策（法律）的制定影响更大。“当经济精英支持改变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有45%的机会被改变；当经济精英反对改变一个政策，那么改变的可能性就下降到了18%。”

《纽约客》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反驳道，这两个低于50%的数字（特别是18%），恰恰反映了这是经济学上的“现状偏见”(status-quo bias)：人们倾向于支付一直支付的东西，比如有限电视费，除非你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改变。也就是说，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中，民选的决策者想要改变任何政策，更容易遭到反对（决策者希望维持现状），这才有了上述18%的数字。富人和18%的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causation)，甚至相关关系(correlation)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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