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到“郭台铭之问”：给教育一点时间

（原标题：从“钱学森之问”到“郭台铭之问”：给教育一点时间）

文/许琼林

资料图

据媒体报道，郭先生是这样问的：如今的大学教育和工厂里的实践操作差距很大，富士康招了很多大学生，可他们都不愿意到基层流水线工作，“请问苗部长，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鼓励大学生下基层？”

苗部长回答说：“中国制造2025”有11个配套文件，其中一个就是《制造业人才发展指南》。他表示，如今中国急缺动手能力强的人才，需要他们能够到工厂、车间去，直接从事生产线方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所以我们在教育体制上一定要进行改变，要加大职业教育的培养力度，“请郭先生给点时间。”

郭、苗二位先生一位是享誉全球的制造企业掌门，一位是中国政府管理工业部门的掌舵。起问方实际已点到中国制造面临的核心问题，却只以“请问政府有无相关政策”相问，显然并不想在这样的场合要求部长给出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答案。回答者不仅告诉对方政府已有了相关政策，还赞成对方所作的提问，认为应该从教育体制进行改变，但这“需要给一些时间”。

虽然分别来自企业和政府，但郭、苗二位却都是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问与答其实都是在代表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发出一个呼吁：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来深入到基层和一线踏实肯干的人才？

“郭台铭之问”重要性不低于“钱学森之问”。多年前钱学森有此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来基础研究的大师？现在如果将郭台铭之问再加上去，不能不让人感叹，我们既难以培养出大师，也难以培养出踏踏实实在一线肯干的大学毕业生。说实在的，不仅是普通教育的大学生，即便是职业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也同样普遍存在着不愿意到一线去踏实奋斗的现象。看一看职业院校毕业生超低的一年稳定就业率就清楚了。

看到中国教育前有“钱学森之问”，今有“郭台铭之问”，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经常唠叨，嘱咐我读了几年书千万别成为“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拾粪”的。在农村人的说法里，“测字算命”那是文事里面最低级的，“拾粪肥田”则是武事里面最起码的，如果连这两项都做不到，文也不成，武也没用，这个人就彻底废掉了。

说句公道话，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钱问”与“郭问”的合理性，但至少有两个大前提不能被抹掉。

首先应该认识到，作为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的国度，中国的教育成就确实是非常巨大的。数十年前刚改革开放那会儿，进城农民的绝大部分都只有极低的文化程度，他们多数都只能从事很低级的工作，可如今中国每年新增的一千多万就业人口中，由普通大学和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就占到绝大部分，这些人可以在各个级别包括中高端的工种和行业中从事工作。这一变化真是来之不易，世界上不是哪个国家想一想就能办得到的。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的大部分新增就业人口都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使得原先一线基层这些习惯上只是由受教育程度不高者去的岗位，也需要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去加入，这是一个习惯改变的问题，当然“需要给一些时间”。

其次，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不愿意到一线去工作和奋斗，虽然是表现在学校毕业生的身上，但学校却并不能完全主导学生们的就业意识。不妨问一问，有多少位家长是认为自己孩子应该优先上职校的？又有多少位家长是鼓励自己孩子一定要从一线和基层开始起步的？就在指责学生们不愿意到企业第一线去工作的企业领导者当中，又有多少人真心将到一线和基层工作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真心对他们给予关心和教育呢？

华为的任正非曾经对招聘应届生的本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说过：“对应届生，要多宣传（来公司要吃）苦的事情，千万不要对应届生说我们公司如何公平。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公平，只有那些本分、知足的员工才有培养前途。不满足感太强的员工，不要录用，以免增加管理困难。你是来打工的，主要看给你的报酬是否与贡献吻合。”

乍听起来，任先生这些话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不是那么顺耳，但众所周知华为是一家给奋斗者空间的企业，只要你能在那里奋斗，展现出才能和责任心，华为就与你结成“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企业也应该形成让到一线和基层的人能够成功的文化，就像华为所一直坚持的“不让雷锋吃亏”，那样当然人才就有了向一线和基层流动的动力。

所以，我认为苗部长所讲的“需要给一些时间”，是对方方面面所说的。不仅是教育界，不仅是学生，还包括家长和社会，也包括提问的郭先生这样的大大小小企业家们，大家共同努力，才能为“郭台铭之问”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作者系北京修证公益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