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峪沟石窟寺的第8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们有了重要的新发现：初唐高僧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佛经写本残片。出土时，文物保存较好，体量较大，有20多厘米宽， 18厘米高，卷首赫然写着“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玄奘一生译经74部，总1338卷（目前学界也有说法是75部，总1335卷），译经数量为中土一切译师之最。《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又称“空经”，总共600卷。不过这次出土的《大般若经》写本残片并不能确定是玄奘亲笔书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夏立栋介绍说：“当时长安、凉州都有译场，译场里有专门抄写经书的人员，这可能是这些抄经人员写的。”吐峪沟的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还有一个由中原传向西域的过程，这份写本有可能是在长安译场翻译完成后，经由凉州再传入吐峪沟的。
这并不是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玄奘与吐峪沟石窟寺的关系。在此前对吐峪沟石窟寺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大唐西域记》的残卷写本，是目前所知其最早的版本。《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是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撰文而成的，书中记述了玄奘贞观元年（一说是贞观三年）到贞观十九年西行之见闻。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记》的古写本多达数十种，吐峪沟出土的这一写本出土之前，年代较早属敦煌的三种写本。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研究认为，最早写本之所以出现在吐峪沟，可能与玄奘和高昌王室麹氏家族的关系有关。
吐峪沟石窟最早开凿于十六国北凉统治时期，至鞠氏高昌统治时期，吐峪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佛寺建造与石窟开凿，并逐渐成为了高昌的佛教重地。玄奘西行取经的途中路过高昌国，受到了信仰佛教的国王麴文泰的盛情款待和挽留，玄奘执意要西行求法，麴文泰只好放弃，但他提出希望玄奘取经归来后再取道高昌停留三年，接受他的供养，玄奘答应了。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玄奘归来后高昌国已灭，麴文泰也已去世，玄奘只好返回长安，并著下了《大唐西域记》。陈国灿认为，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记》期间，麴文泰的后代麴智谌正被安置在洛阳居住，并即将成为西域的最高统治者，玄奘可能向他赠送了写本，以了却麴文泰的心愿。
这次发掘中还有一些其他令人惊喜的发现。除了玄奘翻译的佛经残本，此次还出土了汉文和回鹘文的写本残片若干。夏立栋介绍说：“我们此次共发现150多件佛经残片，全为写本，没有一件是刻本。这些佛经书写都很规正，每行20字左右，字体很漂亮，基本上都是行书体。”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世俗文书《某年丁谷寺借贷麦粟契》（丁谷寺即现吐峪沟石窟寺），内容是丁谷寺与其他寺院借贷麦、粟的契约文书。在出土的一件方形织袋的侧面，“日月星辰”的织物纹样首次出现，它与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K27前室右壁壁画中的图案极其类似。
吐峪沟石窟寺是吐鲁番地区目前已知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于2010年3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吐峪沟石窟寺进行保护性发掘。
在考古队进行保护性发掘之前，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保存情况并不好。元末明初的宗教战争使得洞窟被大面积的破坏， 20世纪初又遭受了西方探险家的劫掠， 1916年，吐鲁番一场罕见的大地震摧毁了三分之二的吐峪沟石窟。深藏于火焰山的吐峪沟石窟寺，经历了玄奘和佛教的西来东往，也经历了古今中西的天灾人祸，埋葬于岁月和尘埃中的它依旧为人们带来惊喜。
考古队对吐峪沟石窟寺的首次发掘便收获丰富，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壁画和多种文字的文书残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凌介绍：“这些壁画非常精美，风格与河西、于阗等地明显不同，显示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壁画题材也是前所未见，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尤其是一排十个的立佛及立佛中间加壁龛等。这在莫高窟和克孜尔均未发现，是首次发现。”
吐峪沟石窟寺的发掘也一改此前石窟为孤立建筑存在的看法，考古发现，石窟应当为当时所建寺院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考古工作者系统了解和复原吐鲁番地区古代寺院的形制布局提供了新材料。
本文来源：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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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敏_NY9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