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郑栅洁：按常住人口规模看，8个浙江人里就有一个是老板

　　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郑栅洁 中国网 图

　　“到3月底，浙江共有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户，按现有常住人口规模计，8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是老板”——4月26日，浙江省省长郑栅洁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建党百年浙江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市场主体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此外还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据省市场监管局统计，到3月底，浙江在册市场主体总量达815.97万户，其中企业291.85万户，个体工商户518.27万户。一季度，浙江新设市场主体35.95万户，同比增长61.7%。2019年末，浙江有常住人口5850万人。

　　“一季度的监测情况显示，全省企业注册数比注销数多1倍多，个体工商户注册的也比注销的多得多。这说明企业的活力在进一步增强，也说明办事的便利度在不断提高。”郑栅洁表示。

　　近年来，浙江对标最高、最先进的标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坚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事关营商环境”。在思路上，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突破口，开展流程再造和制度重塑，开发管用、好用的具体应用场景。在评价上，以市场主体和群众的感受为标准，要求政府部门把方便留给企业和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

　　“概括起来，就是努力做到企业办事更省心、群众办事更方便、政府监管更高效。”郑栅洁表示，为让企业办事更快，浙江通过实施企业开办便利化行动，实现企业开办1个工作日、零成本，目前全省企业开办网办率已达98.4%。

　　延伸阅读

　　藏富于民的浙江，就快藏不住了

　　文 / 巴九灵

　　我们常用“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其实，若论老百姓能拿到手的财富，“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是一项更好的指标。

　　这项指标，2020年杭州排名全国第六。在杭州之上，还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

　　不过，分别来看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杭州都可以排进全国前五。例如农村人均收入，杭州就比上述几座城市都高（除了没有农村行政建制的深圳无法比较）。

　　你以为我是要夸杭州吗？不。

　　杭州的农村人均收入，甚至排不进省内前三。

　　因为全国第一是浙江嘉兴，全国第二是浙江宁波，全国第三是浙江舟山。

　　全国前十名中，有6座浙江城市；全国前二十名中，有9座浙江城市；全省11市，都在全国前四十名之内。

　　排名第一的嘉兴，录得近四万元的农村人均收入，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大约和贵阳（40305元）、重庆（40006元）、哈尔滨（39791元）、南宁（38542元）这些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城镇人均收入差不多。

　　而浙江全省的农村人均收入，为31930元，放眼全国省级行政单位，仅次于上海，高于北京、天津、江苏、广东。

　　为免有人怀疑浙江的城镇人均收入不行，我们把这组数据也放上

　　是的，今天我们要夸夸浙江。

　　01

　　执笔的小巴，大学是在成都读的，毕业之时，我留意到一个现象：所有来自浙江的同学，除了一人出国，其余都回到了浙江。而其他省份的同学，普遍没有这么恋乡恋土，或多或少会去北上广深。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真有那么好吗？

　　几年之后，小巴来到杭州工作。入职以来，隐约又有一种感觉：同事们（多数来自浙江省内）好像家底都很殷实的样子——不是那种“家里拆迁分了五套房”的殷实，而是那种“家里有一个厂”的殷实。

　　浙江真有那么多工厂等着被继承吗？我看到的会不会是幸存者偏差？

　　关于浙江还有许多传说，例如“国资不疼，外资不爱，只好民资顶上”“郊区郊县到处是家族企业”“浙江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不要打工，要自己当老板”等等。

　　但口口相传不代表就是真相，作为一个数据控，小巴还是想通过数据来验证。

　　往上追两代人，这句话就要打个问号。

　　如今浙江的GDP排名全国第四，1975年？排名全国第十四，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

　　浙江与福建，都是多山地带，昔日还是海防前哨，重点工业项目难以落地，直到改革开放后，经济排名才开始快速攀升。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有325万家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其中42万余家在浙江——这个数字其实低于广东和江苏。

　　不过，考虑到浙江只有全国1/24的人口，却开办了超过1/8的制造业企业，这一成绩就十分突出了。

　　人均工厂数量，浙江全国第一。（若论全部企业，则浙江共有138万余家，每42人就有一家企业）

　　这种说法一直缺少实锤，因为民营经济占比的高低，并非常规统计指标。有些省份公布，有些省份不公布，或是这一年公布，那一年不公布。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近似感受——经济总量前十强的城市里，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多少。

　　越是大型城市，国企、外企越是扎堆，民营经济越有可能弱势。例如上海，公有制（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外资+私人）经济基本平分秋色，民营经济的占比就很低。

　　十强城市中，杭州是唯一占比超过60%的城市。

　　而杭州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低于浙江省的整体水平——66.3%。（浙江并非全国第一，低于福建）

　　人们常说江苏是“散装的”，十三太保各自为政。殊不知，浙江也是散装的，只不过江苏散装到市（省级认同很弱），而浙江散装到区县（地市级认同很弱，省级、区县级认同很强）。

　　一个杭州萧山（或余杭、富阳、桐庐）人，往往自称“萧山人”，而不是“杭州人”。同理，嘉兴海盐、海宁、桐乡，绍兴柯桥、诸暨，金华义乌、永康、东阳，宁波余姚、慈溪、象山、宁海，台州临海、温岭、玉环、仙居……都是这种习惯。

　　究其原因，在于浙江的县域经济较强，一县（甚至一镇）之内常有声名远播的特色产业，例如桐庐的快递、海宁的皮革、永康的五金、义乌的小商品批发等等。

　　于是1992年以来，在中央支持下，浙江开始推行“扩权强县”“省直管县”改革，赋予经济强县越来越多的管理权限。（其他省份也有，但不像浙江这么坚决）正是这种行政体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浙江人的身份认同。

　　有人说，向下放权，才是浙江改革的最大秘密。

　　还是用数据说话，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浙江共有96家企业上榜，连续22年排名全国第一。其中，杭州共有39家企业上榜，连续18年排名城市第一。

　　而单单一个萧山区，就有11家企业上榜。

　　那么多人竞聘萧山女婿，不是没有原因的。

　　民营经济兴盛，往往意味着政企互动良好。不过各类营商环境报告很多，城市排名莫衷一是。

　　相对而言，小巴比较相信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这份由一线企业打分得出的报告（也有客观数据的权重），堪称营商环境“大众点评”。

　　根据得分，营商环境最好的10个省市是浙江、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四川、福建、河北、湖南；营商环境最好的10座城市是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温州、宁波、深圳、广州、成都。

　　从以上数据来看，关于浙江的种种传说，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02

　　浙江也有穷地方。

　　远离海岸线的衢州、丽水，就是浙江唯二的城乡人均收入排在全国20名之外的城市。

　　这样说或许有些凡尔赛，不过浙江一直在做的，并非触摸上限，而是抬高下限；并非打造一个全国第一，而是大家一起跨过某道门槛。

　　最强的民营企业不在浙江，但民营500强浙江最多；最强的县不在浙江，但全国百强县浙江最多（2020年超过江苏）；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不在浙江，但所有浙江城市都能排进全国前五十。

　　锦上添花易出彩，雪中送炭更难得。

　　2002年，浙江开启“山海协作”工程，推动欠发达山区和发达沿海地区的经济合作，协同发展。山有所呼，海有所应，这项工程至今仍在继续。

　　2012年，浙江确定省级扶贫标准4600元（当年的国家标准是2300元），并于2015年实现全省脱贫。

　　所以脱贫攻坚收官的2020年，浙江在做什么呢？在致力于“消除农村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现象”。

　　2021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率先推动全省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连提了三次。 这份初心或许你已经忘了，但浙江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