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周恩来的重大作用：避免红军的分裂

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第二期 作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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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剧照

今年是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八十周年，因而有不少纪念文章，但是有关周恩来的文章却不多见，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周恩来在长征中的“戏份”不足，事实上这与周恩来在长征中生过一场大病有关。如百度百科词条涉及1935年周恩来活动只有“1935年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此后，与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西进、北上，于10月到达陕北”一句话。然而周恩来在长征中的作用无法忽视，决策长征前后，周恩来做出了一系列的决策，使得长征顺利进展，并安排好党内优秀人才，长征中，坚持维护团结，坚持正确路线，使得党能顺利前行，即便是在病中，周恩来也任劳任怨，恪尽职守。本文将以力平、方铭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为主要依据，重现长征中的周恩来。

一

周恩来红军时期照片

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共同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红军长征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的选择。长征其实也是红军的无奈之举，虽然国民政府的第四次“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配合，成功挫败了此次军事行动，但是在第五次中，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参与的兵力直接翻了一倍，而恰在此，博古、李德的指挥也出现问题，主客观因素导致红军最终是不得不离开苏区。而在此决定出台之后，周恩来连续做了几件事情，对红军长征的顺利展开起到了很大作用。

1、9月，为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签署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采取具体步骤减少和消灭减员现象的通知》和《关于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等，强调“目前部队管理与指挥的首要原则为最高限度的保全有生力量，特别是干部及现有物质资材”。

2、9月，和朱德主持同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上旬，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去寻邬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叮嘱潘、何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这个谈判魏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作了有利的准备。

3、10月30日，在大庾县密溪地区看到红三军团的部队绵延数里，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减少不必要的担子，不得超过编制规定的范围。

后勤保障在行军中作用很大，有好的保障才能够安心，而能够同陈济棠保持友好关系，更便利了红军顺利向西南展开，不至于腹背受敌，当然，辎重过多也并不是好事。这些准备对红军长征的有效展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相关的细节基本是周恩来一手主抓的，如果不是周恩来胆大心细，认真负责，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战略转移，而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么红军究竟会引向何处，不得而知，由此可见，在长征准备阶段，周恩来以“大管家”的身份，将相关的问题考虑到为，对红军长征起到保障作用。

二

遵义会议会址

事实上，红军开始转移后，中共中央不少领导就对当时负主要责任的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表示不满。1934年12月开始，这样的党内争论逐次激烈，而周恩来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代表意见，同时又善于同博古李德进行交流，因而，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多次党内会议召开，党内分歧逐渐让大多数人统一。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遵义会议，必然会成为中共历史的转折点。

博古

李德

12月上旬，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图

12月12日，在通道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会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十四日，军委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并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毛泽东红军时期的照片

12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后，周恩来将会议决议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

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决定。

红军长征路线图

在这之后不久召开的遵义会议，笔者不准备多做言语。确实，遵义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非同凡响，转折点一说并非言过其实。然而遵义会议的召开也是同博古、李德不接受正确的意见导致同毛泽东等人发生“冲突”息息相关，因而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对遵义会议后领导权的转移、军事指挥权的转移均居功至伟，值得铭记。在这之中，由周恩来推动并召开的诸如通道会议、猴场会议等，重要性也相当大。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成为军事三人组成员，并对军事负责，在他的指挥和协调下，红军得以继续前行。

三

张国焘

长征中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风云人物、重要将领张国焘意图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有关此事件，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和著作提及，因而笔者不拟详细展开，只想就周恩来在处理张国焘分裂事宜中若干事件所体现的精神做一些阐释。

张国焘未彻底分裂之前，意图谋夺军委主席一职，并希图控制中共中央，这是张对其兵多将广，试图获取更大权力的一种尝试，在此情况下：“（1935年）7月18日，在芦花出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在此，体现出周恩来不以个人名利得失为重，而关心党和红军的发展，大公无私充分得以体现。虽然此一举动并没有能改变张国焘之前的想法，他朝着对立面飞速前行。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周恩来严重患病的情况。“自长征以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星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积劳成疾。沙窝会议后，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但即使在病中，周恩来依然任劳任怨，为长征顺利进行建功。关键是病中正值张国焘分裂，而周的处理艺术值得铭记。

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之前，本着团结的大局，周恩来一直苦口婆心，希望张国焘能够改邪归正，不走分裂的路，可谓仁至义尽。但当1935年9月张国焘决定分裂中央，彻底走上党和红军的对立面时，周恩来团结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坚决同张国焘作斗争，维护了中央的团结。“（1936年）1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除已电令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也就是说，即便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周恩来等人也没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努力。

另外，整个长征进程中，正是因为周恩来的统一调度，及时同中央领导成员进行沟通会商，恪尽职守，长征才从遵义会议之前异常困难的绝境中走出，从有可能分裂的绝境中走出，向中国的大西北——陕甘宁一带走去。而那里，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枢纽，长达十年，中国革命最终也走向了胜利。

周恩来

因而，在今天我们纪念红军三大主力会师80周年，纪念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的同时，更需要记住这位为党为红军和为中国革命付出太多的开国元勋。在长征中，周恩来虽因为疾病，仍能及时处置诸多突发事件，率领红军一路北上，最终胜利会师。周恩来任劳任怨、坚持不懈、兢兢业业、胆大心细的优秀品质，也值得所有的中国人学习。

张杰，史学硕士，柳亚子纪念馆馆员，季我努学社社员。著有《南京民国名人》（执行副主编、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参译《Hell in the Pacific》（《血战太平洋》，待出版）。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代表作有《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滞留南京的两位外籍人士国籍的考证》（《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论南社第一人争议的若干问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