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征前夜毛泽东曾被谁列入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右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在陕北合影
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从北京直飞固原，驱车70多公里到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标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可长征即将开始时，毛泽东的去向和命运，却被卡在博古和李德的手心里。
把毛泽东送去苏联未遂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而毛泽东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但博古、李德怕毛泽东在红军中施加影响，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想“调虎离山”。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身体还没有痊愈。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索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到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
博古和李德为此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然而，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
想让毛泽东留在老苏区
共产国际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博古、李德又有了新的意图——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
当时毛泽东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去为毛泽东领取行军所需的各种装备物资时，才发现毛泽东被列入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证实了此事：他们（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也记述着：带不带毛泽东长征，博古、李德和项英还颇费了一番斟酌。1934年10月7日夜晚，三巨头交换了对苏区中央分局的工作和去留的人事安排。项英叮咛博古、李德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他们谈到，是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别有用心
而博古、李德最终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也自有其用心。他们反复权衡，认为带毛泽东长征利大于弊。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把毛泽东留下，项英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就可能当不稳，毛泽东很可能在苏区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李德、博古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出现，宁愿冒着风险带毛泽东踏上长征路，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因此，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收回成命，批准毛泽东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为病号随队行军。
博古、李德此举，实际上也相当于救了红军。红军主力撤离后不久，中央苏区全部沦陷。瞿秋白、何叔衡等留下坚持斗争的许多人都相继牺牲。伍修权几十年后说：“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摘编自《解谜李德与长征》《湘江血泪》）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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