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打破封锁走向世界的战略需要
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西方集团的封锁，另一方面是苏联集团的敌视，同时国内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急需恢复，因此中印冲突并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争取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同时通过后撤而平息战争，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敌视，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邪恶的性质多少得到点澄清，有利于摆脱孤立的处境。实际上，中印边境冲突后不久，1964年1月，中法之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正式交往的大门。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当时仍旧陷入与印度的持久战争中，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由于战略目的的需要，不仅苏联，西方国家恐怕还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压中国为数不多的穷朋友，使中国更加孤立，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战略是极其不利的。另外当时中国正在输出革命，对于来自印尼之类的国家对中国试图控制其国家的说法而言，主动后撤之类的也算是回击。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但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八十年代中后期小平同志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活动活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军队曾计划对印度的军事行动“藏雷行动”。总参从1986初就开始为军事行动慎重而详细制订缜密的作战方案。1987年底作战方案完成，邓小平等一批军委领导看过后表示同意。1988年中国开始秘密的对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和部署，原计划是1989年夏季（青藏高原在夏季节容易进行运兵和后勤补给）对中印边界的印军发动闪电战，规模要大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推迟。时间进入1990年，当中国权利机构交于江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时候，国内的各方面开始稳定，但是印军在实际控制线上的挑衅并没有停止，而且情报显示印度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展核武器，如果一旦印度有了核武装，那么对印度发动战争的顾虑将会更大。对印军事行动再次摆上了中央领导的桌面进行讨论。可惜天不遂人愿，当军事行动再次即将开始时。九十年代初东欧巨变，美国再也不需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中美关系已经远远不如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有利。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和制裁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的首要工作，权衡利弊后，对印军事行动被迫取消，也许是永远的取消，同时也造成了九万平方公里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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