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在2008年3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后，两岸关系趋向缓和。而台湾以什么方式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也成为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的话题。2008年5月28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关于台湾同胞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已经明确，‘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我相信，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两岸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其实在历史上，两党和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就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鉴。
1．南北联合拒签《凡尔赛和约》
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次成功的先例可供我们借鉴：那就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45年的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共同组团，在国际会议上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和荣誉。
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是中国参与这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他的回忆录记录了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由于1917年8月中国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因此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当时派出5名正式代表参加了1919年春举行的巴黎和会，但遭到主导会议的西方列强的轻慢——代表名额仅两名，与小国相同，使得中国代表团的5名代表只能轮流与会（巴黎和会与会代表名额是美、英、法、日、意五大国各5名，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各3名，暹罗（今泰国）、葡萄牙、中国等国各2名）。
而在这5名代表中，就先后有代表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王正廷和伍朝枢。而此时，广州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还处于对抗状态。
由于当时控制中央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中国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1917秋到1918年秋，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湖南、四川等省反复拉锯，双方损失惨重。1918年5月，孙中山遭到控制护法军政府实权的西南军阀的排挤，离开广州，西南军阀继续使用护法军政府的名义。
1918年11月，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和以岑春煊为首的南方军政府都颁发了停战令，双方于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和谈，为共同组团参加巴黎和会，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顾维钧曾从华盛顿向北京政府发出电报，建议在和会中包括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以示全国统一对外。他的观点很快被北京政府接受。北京政府先是由外交部长亲自致电伍朝枢，邀请他参加代表团，后来又正式任命王正廷为代表团成员以代表南方。
广州军政府也在1917年9月对德、奥宣战，因此希望获得在巴黎和会上某种正式的代表权，在发现这并不现实之后，也就接受了在代表团中包括南方代表的办法。来自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们在巴黎和会上团结协作，代表北京的顾维钧和代表广州的王正廷在和会上相互配合，都发言反对在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与此同时，在国内，学生发起五四运动并得到工人、商人和爱国军人的支持。最终，中国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协作，共御外侮的成果，这也遏制了日本的侵略，挽救了中华民族。
2．国共联合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可惜的是，此后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日本趁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携手抗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为中国赢得了大国地位。
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准备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制定《联合国宪章》的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起初，蒋介石想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1945年2月18日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发出电报，表示“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并要求赫尔利将此事报告罗斯福总统。
根据《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的记录，3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组织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这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亦正采取同样的措施。”
3月26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10人，其中6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1人，及无党派3人……特此奉闻。”蒋介石选择了顾维钧推荐的“通晓国际事务”的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了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10位代表名单：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首席代表）、驻英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驻美大使魏道明、前驻美大使胡适、民社党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李璜、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共代表董必武、《大公报》总编辑胡霖。此外，中共还派了章汉夫、陈家康作为秘书参加了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即雅尔塔会议，该会决定4月25日召开旧金山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此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其实，国共两党当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蒋介石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还指责中共，并说“在一定情况下，必须消灭之”。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在中共“七大”（1945年4月至6月召开）上，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双方在军事上也是摩擦不断。应该说，国共两党能够联合组团，诚属难能可贵。
3．中共代表受到高度评价
1945年4月25日，即苏联红军与英美联军在易北河胜利会师的同一天，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大歌剧院如期举行。
在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做了大量努力，彰显了泱泱大国的风范。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法院、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配”等三点重大建议都被大会接受，并纳入《联合国宪章》。这都是与中国代表团中的各党派代表团结协作分不开的。
顾维钧在大国间斡旋调停，得到各国一致好评。美国首席代表斯退丁纽斯也盛赞顾维钧，“在各种委员会讨论微妙问题时，善运用机智，贡献颇多”。
中共代表董必武为代表团的团结协作贡献不少。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董必武都很尊重。顾维钧对董必武的评价是，“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使我颇感惊异……董是一个上了年岁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逊，不引人注目而能干”。
1945年5月1日，中国代表团参加记者招待会，好奇的西方记者请董必武站起来与大家认识，“记者看见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尊敬的长者，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董必武还准确、有分寸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联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必武总是先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表意见，有什么不中听的，他不是粗暴地打断，而是语气诚恳地予以提醒，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了一场记者会，事先大家约定不谈内政，用“我是中国代表，代表中国”来统一声音。记者会当天，6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全体中国代表上台集体亮相，会上还由宋子文宣读了大家共同起草的声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董必武：“（您）是否认为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有助于促成中国政治上更大的团结与和谐？”他答道：“是的，但不是直接的影响。”语言准确、简洁而有分寸。
4．中国代表团用毛笔签字
1945年6月25日晚，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早上，与会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礼堂举行了签署宪章的仪式。各国正式代表逐一在中、英、俄、法、西5种文本的宪章上签字。按照4个发起国（中、苏、美、英）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中国代表团对签字非常重视，先按照签字顺序在桌后站成一个半圆形。签字的文具是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笔、墨、砚。这些文具都是专门从唐人街订购的。每位代表在签字后即返回原处肃立。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宋子文和胡适因故未参加签字仪式）分别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5．“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5月28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关于台湾同胞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已经明确，‘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我相信，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两岸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而马英九在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也有这么一句话：“英九愿意在此诚恳的呼吁：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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