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中，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周保中考虑到：日本有可能配合德国从远东入侵苏联，使苏联腹背受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抗联就返回东北，配合苏军狠狠打击共同的敌人。
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军训内容又特别增加了爆破技术、跳伞训练，抗联战士每人都能从2000多米的高空跳伞10多次，苏军教官非常满意。抗联整体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坚持自主
抗联部队从国内转移到境外，队伍怎样带？抗联党委的原则是在“A”、“B”两个野营地健全部队的党组织，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和领导。
周保中通过各种关系，辗转弄到两本毛主席《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中毛主席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A”、“B”两营区的每个连队，把《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列为政治学习的必修教材。
随着抗联小分队的频繁回国活动，苏军情报部门的军官经常从野营驻地领走个别抗联战士，把他们派回东北，独立执行侦察任务。有时，苏联军官半夜到营房直接将战士领走，用车送到哈巴罗夫斯克，而且事先不与连长指导员通气打招呼。
抗联党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和苏方交涉，并郑重申明：苏军需要抗联人员协助开展情报工作，应当先与抗联党委商定，由抗联党委正式通知被抽调人员的连队领导。不履行这个手续，苏军不能擅自到野营领人。
苏方同意了抗联党委的这一正当要求。因为此前发生过的一次严肃交锋，着实让苏联人领略了中国抗联将领的党性原则和民族气节。
那是在一年之前。苏军全权代表瓦西里大校在多次收到周保中要求“协助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信件后，紧皱眉头，沉默不语。因为，瓦西里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他复信周保中，称近期“将召集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将有中共代表参加，在12月份之前各级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要到达伯力”。
1940年12月1日，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11位抗联将领到达伯力城郊白桦别墅，但不见中共中央代表到会。周保中询问苏方：“中共代表何时到会？”苏方不置可否。拖至16日，瓦西里通知周保中：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抗联将领们的深思和不安，他们继续交涉。12月20日，周保中写信向苏方声明：“原来会议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将参加会议，东北游击运动与苏联远东军的工作联系应由中共中央代表来规定新的方针。现在既已经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今后，游击运动的一切必须由东北党组织决定。因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共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
在无法按原计划召开联席会议的情况下，抗联将领们在伯力深入讨论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加强党组织建设问题，选举周保中、魏拯民、金策为东北抗联党代表，临时机关设在伯力。
会议后期的一天，瓦西里露面了。这位灰发浓密、眼神总是虎视眈眈的苏军大校环顾着与会的抗联将领们，慢条斯理地阐述着自己的建议：“我认为可以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当即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伊万诺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内在力度。想要辩解的远东军代理司令官那尔马西瞠目结舌，尴尬无言的苏联官员们僵硬地深陷在沙发里，寂静的会场使瓦西里显得非常狼狈。半晌，伊万诺夫回过神来，打着圆场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同志和苏军代表的意见汇报给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吧。”
周保中紧接着补充道：“我们认为现在瓦西里同志已不适宜作为联络代表。这个要求也请苏联同志考虑！”说完，起身告别退出会场。
一个月之后，周保中收到伊万诺夫的请柬，称：将在伯力举办工作午餐。
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伯力军区招待所宴会厅上，伊万诺夫宣布苏方赞同东北抗联党委坚持对野营部队行使领导指挥权的立场和意见，并委派新的联络员接替瓦西里的职务和工作。新任的少将级联络员在祝酒词中向中国东北抗联将士“表示钦佩和慰问，并愿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夺取胜利”。在欢快的《卡秋莎》乐曲中，周保中、李兆麟等真诚地和伊万诺夫一口干下了杯中斟满的红葡萄酒。
整编改制
为了进一步适应抗日斗争形势，抗联党委酝酿对部队建制进行调整。打算组建一支从指挥体系到兵员配置更加合理、更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部队。周保中就此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党委交换了意见。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