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冷战中的社会主义盟友

军事援助是中苏信任的基础

40年代后半期，苏联与中共建立了在满洲实行军事合作基础上的相互信任。莫斯科表示，它准备将军事合作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来考虑。毛赞同。有一点很清楚，即50年代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合作是在和平时期，而不是在战争状态下开始发展的。

这里可以谈几个影响莫斯科做出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决定的重要情况。

首先，苏联注意到中国军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很差。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1954年12月24日与刘少奇会谈时说：“苏联军事专家对我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部队的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比如，有些空军战斗团的团长没有当过飞行员，而炮兵团的军官没当过炮兵。”“刘少奇同志说，中国的指挥员也应该接受培训，以便他们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在与苏联大使坦率的谈话中，中国高层领导人并不掩盖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中苏之间发展军事合作是在大陆与台湾保持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有着特殊的含义。一旦苏联公开援助中国，就意味着与美国开始冲突。朝鲜战争之后，亚洲出现了脆弱的和平，这种情况足以表明苏联面对国际社会的不利状况。此外，当时苏联新领导人公开宣称要致力于缓和。这就是说，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只能秘密地进行，而不给西方有谴责苏联企图发动新的战争的借口。或许，这也能解释苏联大使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谈时所用的那种语调了。

刘少奇在1955年2月28日与苏联大使尤金会谈时这样说：“中国的远程火力可以打到这些岛屿（马祖和金门），但是我们现在不打他们，因为在布置这些武器的附近地区，既没有铁路可运送武器和弹药，也没有飞机场可停降飞机，以便利用空中火力来支援地面炮火的打击。现在铁路和机场正在建设中。先让蒋介石的追随者在那里呆一段，以后他们一个也跑不掉。如果现在增强炮火，他们就会跑掉的。”从会谈的内容可以知道，尤金大使听取了刘的谈话，但未做出反应。随后，他将此次谈话记录呈送莫斯科，也未作任何附加评论。

第三，莫斯科打算把双边的军事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中关于旅顺和大连港的协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到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条款，这可以用来作为双方接触的模式。

根据1950年签订的这一条约，中苏同意采取所需的一切的手段，制止由日本及其盟国发动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和平的侵略行为。当条约的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国攻击，进入战争状态时，另一方立即采取军事或其它任何有利的方式来进行帮助。

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莫斯科实际上成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独立的担保人，并在中国受到可能的侵略时，成为它的保护伞。此外，按照1950年的条约，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时，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样实行了几年，在1957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建议修改这一条款，因为这是一种“单边原则”。

远东在1945年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战败，推翻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毛领导的中国新政府等等），这使中苏双方在像中长铁路、旅顺港这些问题上，有可能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合作关系。

苏联政府通过了无偿移交该铁路和与铁路相关的全部财产的协定。协定涉及到苏联军队从双方共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出和移交基地设施的问题。莫斯科并不急于撤出军队，认为还需要签署一些文件来确认双方的立场（于1954年10月签订）。1955年2月中国政府建议苏联军队从辽东半岛撤出，莫斯科考虑了几个月后，于1955年5月撤出。

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此项贷款规定苏联在5年内将提供相当于这一数额的设备和机械。中国政府同意从1953年起，用10年的时间偿还。

在1952年8-9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作出了组成一个接管长春铁路委员会的决定（苏联共用的中东铁路是在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的），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原因是由于远东的紧张局势。双方还签订了建设穿越蒙古连接中苏的铁路。

斯大林之后：方向一致的新道路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一些变化。但没有立即发生后来所谓的“非斯大林化”。这些变化是，重新确定苏联自20年代列宁在世时开始的对东方、中国和印度的政策。苏联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至少有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方向都直接涉及到中苏关系。

第一个方向的拥护者（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是其中之一），虽然原则上意识到“冷战”状态需要“突破”，但仍然坚持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即基于内部斗争将继续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思想，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应该保持不变。尽管苏联领导人宣称“社会主义将取得最终胜利”，但苏联仍然是脆弱的，比以往更需要加强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支持第二种方向的人（其中有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从较为乐观的估计出发，坚持认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出现。他们意识到和平共处及在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和平阵营”的可能性，这一点从1954－1955年开始引起了对苏联外交的严重关注。在苏联上层领导内部斗争中的这样两种战略，有助于解释苏联在外交上及在国际间寻求新的处理方式和策略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不协调动作。这在中苏军事合作关系上也显现出来。

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中国和南斯拉夫建立新的关系，努力缓和苏联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评估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处于中立状态的观点。这时另一个重要情况出现了。莫斯科担心在斯大林这个被狂热崇拜的领袖去世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莫斯科也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需要借用毛主席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1、莫斯科急于拉拢北京

苏联与中国接近，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头几个月里就开始了。苏联新领导人接管权力之后，其对外政策活跃起来，几次海外之行与几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赫鲁晓夫先生在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等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首先访问了中国。

中国领导人懂得，苏联想借用毛来加强其在斯大林后的影响力，也打算利用这次机会签订许多条约，主要是经济条约，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于是，长期谈判未果的贸易协定，于1953年5月26日得以签署。为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基础工业，苏联的援助促进和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这可能就是中苏50年代的军事合作，与苏联援华创建工业基地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原因。

1953年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15日，米高扬和李富春签署了一项协定，由苏联通过贷款为中国至1959年底的建设提供设备和帮助，援助中国建立和恢复141个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几家冶金企业集团、非金属制造企业、煤矿、炼油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发电厂。随后又做了有利于中方的反复修改。

1954年8月，苏联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两国的军事合作受到了很高的重视。苏联将帮助进行设计工作，为15家新的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而不是像先前计划的重建这些企业；援建另外14家新的工业企业，包括一家为年产600门防空高炮的企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工厂；为炮兵阵地提供设计、安装和使用发射装置设备的援助。莫斯科作出了提供当时的现代化装备的建议（米格－17喷气机，防空高射炮，坦克发动机等）。这些中国工厂（尤其是那些生产国防物资的企业）得到的苏联先进设备，就连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也尚无配备。

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苏联大使尤金认为，有必要注意北京对莫斯科建议做出的积极反应。苏联大使1956年4月5日写道：“我拜访了毛并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告之苏联在以下方面的援助：(1)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2)建设一条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站的铁路。毛要我转达他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深深的谢意。”

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向中国工业增加提供总计愈4亿卢布的设备，及援建另外15个企业的议定书。苏联政府批准了又一项5．2亿卢布的对华长期贷款。

1954年10月12日，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还签订了关于共同使用旅顺军港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从旅顺港撤出，海军基地的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撤出和移交工作将在1955年5月完成。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协议也在当时签约。随后中国又要求苏联援助国防和燃料工业，派一批高级地质专家来华。有关的书面要求信件由周恩来通过苏联大使转交布尔加宁。

1956年4月，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4月7日，签订了援建55个大型企业的协议。还有其他一些广泛合作项目也得到了批准，其中包括军事合作项目。我们认为下述问题需要重视。

中国利用苏联援助来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我们重温一下1958年8月中国外长陈毅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我们中国在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正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也必须学习苏联军队丰富的战斗经验。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苏联远东地区就是前线，我们这里是后方。当山东省发生战争时，我们这里是前线，你们就是后方”。因此，中国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因素，这个国家将在全球局势中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陈毅在1958年12月1日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几天后又说：“需要加强两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合作，以对付未来将发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苏联有责任帮助中国。”

这是中国方面的需求。当然，苏联也希望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战后自身的经济困难等等问题，苏联不可能对华提供各种武器和装备等物资，因此，关键在于帮助其立起现代化工业，使中国自己能生产出先进武器。这样的军事合作以前几乎没有过，在其之后也不会再有。

2、中国希望把莫斯科和自己捆在一起。台湾问题导致中国在战略上进入了苏联的核保护伞。

国民党人逃到台湾以及中国革命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后，北京立即宣布了其统一中国的决心。从那时起，中国提出了以下口号：“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决不允许台湾独立和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情况下，承认了台湾的政治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北京提到“台湾”问题的形式已有所变化，但基本原则仍未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阶段，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提法也不同。在50年代，这成了置中国于苏联核保护伞下的重要手段。

50年代后半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台湾附近的岛屿时，台湾周围的局势又紧张起来。美国派出了第七舰队，苏联也没有旁观，而是支持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