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前人流一如往常，很少有人知道馆内正酝酿着一次意义重大的调整。
次日，新华社一篇报道透露：军博“抗日战争馆”将展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史料，包括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所担负的正面战场、敌占区人民抗日斗争等内容。而过去的陈列主要反映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争。
这对正在筹拍《血战台儿庄》的导演杨光远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蒋介石庐山讲话照片亮相
调整后的“抗日战争馆”在当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期间正式对外展出。
“看到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大幅照片出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忆起当年看展览的情景，著名军旅导演杨光远手抚着胸口，作势往下一沉。
杨光远心里的“石头”缘于正在筹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
经过几个月的筹资，修改剧本，看外景，杨光远觉得这场“大战”，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但审批这一关，他始终没有信心。直到他看到军博第一次有了抗日正面战场的展览，他才“心里有底”了。
“整整一栏，都是抗日正面战场的介绍，有一个版是专门讲台儿庄战役。”杨光远回忆，蒋介石庐山讲话的照片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照片下面还有讲话的原文：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同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10月，《血战台儿庄》开拍。
《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其实早已写好，登在八一电影厂的《八一电影》杂志，一年多没人敢拍。编剧之一是杨光远战友的孩子，他找到了杨光远。杨光远是山东人，从小就知道枣庄、台儿庄打日本的故事，对抗日题材很感兴趣。“搞艺术的人，都想有个突破，这是没人拍过的题材。他们敢写，我就敢拍。”
当时有人劝他，“你一个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出身，打过淮海战役，共产党抗日题材你还没拍完呢，拍什么国民党的，为国民党树碑立传？”
但还好家人支持他。妻子汪有茂说：“那时候形势不同了，又不会把他当右派，顶多这个片子拍完了，不让通过。”
一开始杨光远并不满意剧本，故事以张自忠为主线。“因为对张自忠是有定论的，抗日牺牲了，也没打过内战。所以他们是想规避风险。”
但杨光远表示，要拍就拍一个写实的，以台儿庄的史实，以李宗仁为主线，放射出抗战第5战区的全景，形成完整历史格局。他让编剧按他的意见改。
杨光远知道，八一厂是不太可能拍这个片子的，就找到了当年思想很开放的广西电影厂。广西厂刚刚拍了《黄土地》等前沿影片，与杨光远一拍即合，于是花3000元，从八一厂买走了剧本。“我看了很多史料，那么多的将士壮烈牺牲了，这些史实不能被遗忘。”越到后来，杨光远越坚定拍下去信念。
国民党前将领行军礼送行
在北京，杨光远采访了国民党前高级将领郑洞国。郑洞国一开始不接受采访，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楞眼，都是反面的角色。杨光远跟他推心置腹，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郑洞国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原原本本讲给杨光远听。后来，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杨光远还找到了台儿庄血战时守枣庄地区的国民政府93军军长李仙洲。李仙洲听说要拍台儿庄，说，“共产党拍台儿庄，我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杨光远向他保证，要拍就一定把台儿庄拍好。
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结果离开时，90岁的李仙洲一直把杨光远送到门口，腰一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杨光远上了卡车，回头一看，李仙洲还在那儿行着礼，于是下车对李仙洲说，老人家你就不要送了。但李仙洲固执地表示，他要行着军礼把杨光远送离视线，什么时候看不见车了，他才把手放下。
“我当时才50岁，他90岁，就在那儿一直给敬礼，可见他感动到什么程度。”
而此前军博陈列修改计划，也曾邀请了黄维、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提意见。他们中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英明决策，是对历史负责，对祖国的统一将有很大的贡献。
充分准备之后，杨光远只花了180万、用时三四个月拍完了电影。
杨光远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镜头：国军经过苦战，把战旗插在了城墙上，背景音乐响起，用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700具堆起的尸体与残破的城墙一起形成一道“血肉长城”，夕阳西下，没有胜利的欢呼，只有牺牲的惨烈，象征了中国人的保家卫国的不屈精神。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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