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前人流一如往常,很少有人知道馆内正酝酿着一次意义重大的调整。
次日,新华社一篇报道透露:军博“抗日战争馆”将展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史料,包括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所担负的正面战场、敌占区人民抗日斗争等内容。而过去的陈列主要反映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争。
这对正在筹拍《血战台儿庄》的导演杨光远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蒋介石庐山讲话照片亮相
调整后的“抗日战争馆”在当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期间正式对外展出。
“看到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大幅照片出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忆起当年看展览的情景,著名军旅导演杨光远手抚着胸口,作势往下一沉。
杨光远心里的“石头”缘于正在筹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
经过几个月的筹资,修改剧本,看外景,杨光远觉得这场“大战”,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但审批这一关,他始终没有信心。直到他看到军博第一次有了抗日正面战场的展览,他才“心里有底”了。
“整整一栏,都是抗日正面战场的介绍,有一个版是专门讲台儿庄战役。”杨光远回忆,蒋介石庐山讲话的照片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照片下面还有讲话的原文: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同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10月,《血战台儿庄》开拍。
《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其实早已写好,登在八一电影厂的《八一电影》杂志,一年多没人敢拍。编剧之一是杨光远战友的孩子,他找到了杨光远。杨光远是山东人,从小就知道枣庄、台儿庄打日本的故事,对抗日题材很感兴趣。“搞艺术的人,都想有个突破,这是没人拍过的题材。他们敢写,我就敢拍。”
当时有人劝他,“你一个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出身,打过淮海战役,共产党抗日题材你还没拍完呢,拍什么国民党的,为国民党树碑立传?”
但还好家人支持他。妻子汪有茂说:“那时候形势不同了,又不会把他当右派,顶多这个片子拍完了,不让通过。”
一开始杨光远并不满意剧本,故事以张自忠为主线。“因为对张自忠是有定论的,抗日牺牲了,也没打过内战。所以他们是想规避风险。”
但杨光远表示,要拍就拍一个写实的,以台儿庄的史实,以李宗仁为主线,放射出抗战第5战区的全景,形成完整历史格局。他让编剧按他的意见改。
杨光远知道,八一厂是不太可能拍这个片子的,就找到了当年思想很开放的广西电影厂。广西厂刚刚拍了《黄土地》等前沿影片,与杨光远一拍即合,于是花3000元,从八一厂买走了剧本。“我看了很多史料,那么多的将士壮烈牺牲了,这些史实不能被遗忘。”越到后来,杨光远越坚定拍下去信念。
国民党前将领行军礼送行
在北京,杨光远采访了国民党前高级将领郑洞国。郑洞国一开始不接受采访,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楞眼,都是反面的角色。杨光远跟他推心置腹,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郑洞国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原原本本讲给杨光远听。后来,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杨光远还找到了台儿庄血战时守枣庄地区的国民政府93军军长李仙洲。李仙洲听说要拍台儿庄,说,“共产党拍台儿庄,我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杨光远向他保证,要拍就一定把台儿庄拍好。
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结果离开时,90岁的李仙洲一直把杨光远送到门口,腰一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杨光远上了卡车,回头一看,李仙洲还在那儿行着礼,于是下车对李仙洲说,老人家你就不要送了。但李仙洲固执地表示,他要行着军礼把杨光远送离视线,什么时候看不见车了,他才把手放下。
“我当时才50岁,他90岁,就在那儿一直给敬礼,可见他感动到什么程度。”
而此前军博陈列修改计划,也曾邀请了黄维、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提意见。他们中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英明决策,是对历史负责,对祖国的统一将有很大的贡献。
充分准备之后,杨光远只花了180万、用时三四个月拍完了电影。
杨光远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镜头:国军经过苦战,把战旗插在了城墙上,背景音乐响起,用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700具堆起的尸体与残破的城墙一起形成一道“血肉长城”,夕阳西下,没有胜利的欢呼,只有牺牲的惨烈,象征了中国人的保家卫国的不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