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当时入川的长江通道在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大马力小船之后，才能经长江三峡溯江进川。自古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此刻成了战时国家向后方大撤退的中转地。
1938年10月底，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撤退浪潮达到顶峰。此时，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挤满了源源不断的难民和滚滚而来的战时物资，各类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人们焦急地盼望“换乘”，但人多船少，很多人要等半月甚至一个月。从宜昌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除了源源不断的人流，还有撤至四川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史料记载，当时的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军工民用企业的重要机器设备和物资，以及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的重要设备和珍贵文物等，都须经宜昌大撤退而抢运入川。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从后方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如今一马路到13码头数公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轰炸宜昌。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适宜较大轮船航行的中水位，只剩下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就无法入川了。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员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10月23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这年1月6日走马上任的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来到宜昌，负责组织指挥抢运。半个多月前，国民政府军政部曾经命令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拒绝了军政部的命令，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的做法，要求全力组织他的船队用实力参加抗日救亡。
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入川和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员，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到宜后立即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938年10月24日清晨，他亲自向公司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停止一切交涉应酬，马上安排抢运。40天之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向员工说明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石牌上端的三斗坪，当即返回。后来证实，中国军队凭险死守石牌，日军从未越过，因而这赢得了运送时间的英明决策。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赴抗日前线的兵员，顺江而下。
民生公司出动了仅有的22艘轮船加上两艘外轮，同时征用850余只民间木船，后来陆续增加到2000余只木船，抢运轻型物资。为了搬卸方便，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的几百名孤儿难童，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从这一天起，开始了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在宜的当事人回忆，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进度。英勇的宜昌人民、特别是民生公司的员工和宜昌码头工人，在卢作孚的统一指挥下，冒着敌机空袭的炮火，抢在枯水季之前，仅用40天时间，输送了三万多滞宜人员和十万吨极其珍贵的兵工等重要工业物资，胜利完成了大撤退的艰巨任务。相关史料记载，惊心动魄的40天集中抢运之后，到宜昌沦陷之前，宜昌港累计转运了150余万难民，100万吨物资。
针对大撤退中的物资抢运，专家指出:“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及其他军需物资，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证。”
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比做“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快就得到了舆论的普遍认同。他认为“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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