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博客天下》杂志 作者：梁君艳
“你这个微信，除了娱乐社交，还能不能做点正事啊？”
科通芯城CEO兼硬蛋科技创始人康敬伟还记得自己当时的一问，2011年，在海南一条船上的一次聚会上，他对微信创始人张小龙这么说。
同在广东发展的张小龙和康敬伟经过康的前同事介绍认识，两个工科男脾气相投，私交甚好。康敬伟在圈内人缘不错，被称为“好人缘小康”。
康敬伟说的“正事”是商机。在2015年的冬天，微信的商业威力已经非常惊人，但在2011年，“摇一摇”功能才刚刚上线，微信还只有两三千万的用户，还不是中国人手机上的第一应用，即使是张小龙也没有想到微信会有今天的庞大规模。
康敬伟曾是互联网业的第一批创业者，2000年康敬伟就已经在做流媒体直播，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忙着做电子元器件生意。
如果互联网公司给用户端上的是一碗饭，康敬伟在忙着的就是插秧种谷。这个闷头做生意的种田派企业家，但在心里埋了一个没有熄灭的互联网火种。
“张小龙对微信的商业化一向谨慎，我没有去走广告模式。”康敬伟告诉《博客天下》。
一个电子元器件商在微信平台上买卖广告位，会是枯燥而毫无新意的事。
“我要在微信平台上做服务，用微信做数据服务。”康敬伟说。
张小龙想了想，这对微信没什么损失，急于扩大用户规模的微信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张小龙给康敬伟开了一个服务接口。
通过微信这个工具，一些交易数据和精准营销信息被直接推送到企业关键决策人的手机里。“企业关键决策人”是康敬伟瞄准的一个人群，一个企业里，手握企业采购大权、决定交易生死的大多只有3到5人。
“搞定这群人”，成了康敬伟利用微信帮助科通扩大业务交易量和企业互联网化的脉门。
通过微信，科通汇聚和对接了一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采购者。短短几年时间，科通芯城的销售额从0做到了近100亿元。2014年7月，科通芯城成功地在香港上市。
“起初我也没想到能做成这样。”康敬伟松了一口气，赌微信这一局，他赌对了。
这是康敬伟第一次赶上“风口”。
此前，“好人缘小康”喜欢称赞和研究那些获得成功、或者在一定时段内保持良好势头的企业，他会提及和称赞的企业很多，曾经说过科通芯城希望成为电子元器件业的京东和苏宁。
在公司快速发展的两年，康敬伟对行业的看法分享变得更加自信和大胆，但他仍然保留着一种谦虚，喜欢谈论别的公司了不起的地方。
“我给各家公司做服务，我希望我没有敌人。”康敬伟说。
康敬伟也在做打造平台的努力，他的科技孵化平台“硬蛋科技”也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个打通上下游，促进行业牵手的平台性项目成为科通转向互联网企业的关键。
这位互联网企业圈中的新锐，还没有习惯谈论自己。大多时候他和朋友、伙伴交谈的是新趋势和新知识。
《博客天下》复原了康敬伟创业的故事，回到了他事业开始的地方。以及，在一个太多人强调野蛮、狼性和成功的时代，一位好人缘先生是怎样进阶的。
美国梦和深圳梦
45岁的康敬伟还记得他观看的第一部美剧是《加里森敢死队》。1980年，10岁的康敬伟挤在重庆街头，和一群邻居们紧张又兴奋地窥视着街上的唯一一部黑白电视机。
这是一支被赦免的罪犯组成的队伍，但每个人都身怀绝技、桀骜不驯，而队长加里森中尉是个好人，多次拒绝上级牺牲掉他的队员的提议，他收获了队员的爱戴，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康敬伟的记忆中，这部电视剧当时只播了3个星期就被停播了，据说是“片子有毒”。
加里森还让康敬伟有了一个美国梦，以及，敢死队里，外语好是最有用的技能
加里森告诉康敬伟，一个好人也可以给最富有侵略性的野心家们搭建建功立业的平台。加里森还让康敬伟有了一个美国梦，以及，敢死队里，外语好是最有用的技能。
“去美国留学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那时我觉得美国代表着最先进的制度、最先进的科技，给人的感觉是自由。”多年之后，康敬伟在他深圳的公司里对《博客天下》说。
“美国梦其实很简单，一部车子，一间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康敬伟说。
康敬伟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温饱无忧但家境平平。他童年最开心的事是偷父母藏在罐子里的白糖，经历过荒年的一代人有着储存高热量食物的习惯。
康敬伟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那个时代的中国最缺稀缺的人才。“当工程师能够被尊重，对自己和国家都有意义。”
广东对这个内地青年是一个活泼和流动的世界。康敬伟会在假期的时候从广州进一批香烟，偷偷带到重庆倒卖来补贴家用。按照那个时代的说法，这是“倒爷”。
卖香烟一个暑假能赚几千元，这在1988、1989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990年，学校建议这批毕业生都回原籍去找工作，想在广东工作的外地学生要交纳3000元。大学四年级的康敬伟决定去深圳打工。那时候的深圳有一条实际存在的边境线，本地称之为“二线关”，内地人要有一张“特区边防证”，如果在深圳工作，必须要找到接收单位才能获得证件，康敬伟决定潜入深圳。
这是一次赌博，如果无证或证件过期，被抓要拘留15天，他决意冒险一试。
他坐上一趟从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贩卖香烟的冒险经历让他应对警察时具有经验。
“那趟火车中途会停两个站，在东莞要检查一次通行证，你只要说是在下一站樟木头下，就不需要通行证了”，康敬伟说，“当你没有选择，又想要改变人生的时候，就只能去‘偷渡’了。”
1990年的中国增速经济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最低谷，GDP增长率是3.8%，全国城镇需要安置就业的人有1000多万。萧条期的工厂不招人，还有的单位担心使用一个“黑进来”的人会有麻烦，有的单位直接让保安把康敬伟轰了出去。
康敬伟一直找到偏远的宝安布吉镇，才在一家电子厂找到第一份工作。
“当时那个老板读过书，对大学生有一种情结，他愿意聘用我。”康敬伟说。
康敬伟的职业起点是流水线工人。从做音响、装收音机、焊线路板，到看守仓库，他在前三个月把工厂的所有工序都干了一遍，但一个月能拿七八百元工资，这是一些内陆省份公务员、教师的五六倍——深圳会给勤快的人机会。
康敬伟最终在这家工厂成为市场销售，不久接触到了松下深圳分公司的员工。“当时松下的一个经理比较喜欢我，说从我身上看到他当年的影子。”康敬伟很快跳槽去了松下。
那时的外资企业是许多人长见识的开始。康敬伟觉得“震撼”。
“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价值几百元美金，同事告诉我，所有的椅子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之前我觉得深圳已是中国最牛的城市了，但跟日本一比，又还差一大截。”康敬伟回忆。
康敬伟到松下后每月大概能挣到5000元人民币，“外企一个月的收入顶本地企业半年。”
在松下工作的四年间，康敬伟去了大阪、东京，参观过松下总部和日本的工厂。“松下当时有个科技博物馆，收藏了松下历史上的所有产品，既有HDTV，也有3D产品，还有音响试音室、影院等。当时只是不断赞叹，日本的科技太发达了”，康敬伟暗自嘀咕，“中国究竟要花多少年才能追上呀。”
这可能是康敬伟后来第一次互联网创业时购入先进技术、专利的原因。
在松下的几年，康敬伟接触到了华为、康佳、赛格、中兴等客户，还有很多做通讯设备的国企，这些人成了他最重要的客户、朋友和伙伴。
“硬蛋的国外团队里，我用的都是本地员工，我们不派中国人去那里做指挥官。”康敬伟说
“在日本企业里，中国员工提升的空间有限，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一定要出来。日企的工作经验给我一个启示，到现在，硬蛋的国外团队里，我用的都是本地员工，我们不派中国人去那里做指挥官。”康敬伟说。
1995年康敬伟自己创业，建立了科通集团，这个企业对全国各地的企业销售电子元器件。
“我当时创业真的不像现在的许多创业者那样是谈情怀和故事，是饿出来的，我是为了生存。我也曾经埋怨我爸爸，为什么他不让我去学外贸或金融，可以收入多一点。”康敬伟回忆。
两年后康敬伟27岁，他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那时他的一些朋友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康敬伟认为自己还必须继续“折腾”。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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