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l Kotkin
在这个政客当道,但却缺少真正政治家的时代,我们必须衷心缅怀那些逝去的伟人。虽然李光耀治理的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国家,但是他和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样,都是过去50年间亚洲最主要的政治家。
这两位伟人——一位是身材高大的客家富商家族后裔,一位是个子不高的中国革命家——虽然背景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实用主义治国理念相似,而且治国方略被广为借鉴。他们的遗产现在遍布亚洲,到处都是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景象。
然而,李光耀是提出亚洲经济发展之道基础理念的第一人,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国家引导型经济、专制政体相结合。虽然这两个国家都强力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令西方尤其是西方媒体颇为不满,但它们并不拒绝外资、科技以及那些希望通过亚洲的发展谋利的资金。
在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英美资本或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轮扩张的缔造者却是李光耀和邓小平。
李光耀的成就
李光耀在1959年至1990年间担任新加坡总理,是史上最长的国家总理任期。但他的伟大绝不只是表现在其任期上,更在于他罕有的治国才能和成就的持久性。从新加坡独立至今,李光耀设计出一个世界公认的最成功、治理最好的城市。
1965年,在新加坡毅然脱离马来西亚后,国家前景远谈不上一片光明。失业率居高不下,新成立的国家充斥着华族、印度裔和马来人之间的内部民族冲突,还有当时南亚地区保守派与共产党之间遍地开花般的政权斗争。经过一段时期高速而粗放的增长,作为亚洲的大都市、重要的经贸中心,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1990年时已达到2,667美元,是当时东亚各国平均值的两倍,仅次于同一地区的日本,但依然落后于欧洲和北美国家。
面对隐约作现的危机,李光耀做出的应对,就是建立一个带有适度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治体系,采取旨在吸引外资和打造制造业的发展策略。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People s Action Party)将重心放在发展现代基础设施——从港口、道路一直到教育——这些是重中之重。
人民行动党最卓越的成就可能就是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的创立,它让绝大多数新加坡人从棚户区搬入面积虽小,但整洁而现代化的公寓。随着亚洲房地产市场的升温,建屋发展局有效抑制了新加坡的住房成本,使得新加坡的房价比中国一线大城市、香港或东京的房价要合理得多。
李光耀相信,让大多数人居者有其屋,将使新加坡更加稳定,但还不足以使其变得富足。在他的引导下,所有的一切——从街道清洁到发展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佳初等教育体系——都是按照吸引外资企业和技术人才而精心设计;而当时的中国、印度以及多数东南亚国家,要么闭关锁国,要么陷入灾难性的国内矛盾,要么就是被权贵资本主义所把持。
随着国际资本的到来,新加坡成为国际公司钟爱的落脚地。1968年,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在新加坡成立一家芯片制造厂,后来李光耀高度评价,并促使新加坡转型成为一个科技热点地区。
2011年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的研究将新加坡列为欧洲公司在亚太地区建立总部的首选地。在新加坡拥有亚太总部的公司包括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以及家乐氏(Kellogg s)。和规模大得多的东京相比,现在新加坡拥有的地区总部是前者的两倍多,亚洲其它欠发达的大城市则更不用提了。
李光耀的中国传统
毕业于剑桥,行为举止有着英国贵族风范的李光耀,将英语提升为该国的主要语言,此决定使得新加坡对外国投资者和劳动者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依然非常中国化。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将英国议会形式与高度独裁、中央集权的领导体系相结合。作家亚历克斯 乔西(Alex Josey)将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中的角色,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崇高领导地位来比拟。
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发现新加坡的发展模式非常值得当时贫困交加的中国来借鉴:一套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能吸引全球资本。据李光耀后来回忆,邓小平当时就被新加坡的现代繁荣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李光耀在他撰写的名为《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Third World to First)的书中回忆,“成为中国人民应该可以实现的最低限度发展的参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