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减少贫困的经济增长：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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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报告

就像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样，哥斯达黎加在1980年代早期也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全国经济在1980到1982年间缩水了9.4%。平均通货膨胀率在1982年达到了90.1%。短短两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就骤增了20%，上升到了54%。造成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进口替代模式——一个旨在用国内产品来取代工业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权——已经走到了尽头。多年以来，这一模式都在鼓励创办大量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然而这些国有企业却给政府带来了越来越重的负担。到1980年时，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公共支出总额就占了GDP的54%。

在国际贸易方面，哥斯达黎加也面临着很严峻的形式。石油价格飞涨，但是出口产品（主要是咖啡，糖，牛肉，以及香蕉）的价格却大跌。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枯竭，经常账目赤字在1980年上升到了GDP的12.6%。此外，当时的总统Rodrigo Carazo（1978-1982）决定寻求外国资金的帮助来维持固定汇率。在他在任期间，哥斯达黎加的外债翻了四倍。然而，国际利率的上涨更加恶化了这一形势，使得政府借贷的成本大大增加。Carazo不仅没有削减公共支出，摆脱沉重的国有企业，反而是通过印钞票来应对岌岌可危的政府财政。最终，政府被迫将货币贬值。通胀于是飞涨，从而使得成百上千的哥斯达黎加人陷入贫困。

哥斯达黎加的进口替代模式自1960年代就开始执行。Rodrigo Carazo之后的政府则开始进行改革，旨在将哥斯达黎加的进口替代模式转换到出口导向模式。改革政策中的一项是在哥斯达黎加科朗币每天小幅贬值的基础上，引入了爬行钉住汇率制（crawling peg exchange rate regime）。最初的目标是要通过稳定实际汇率，来给出口商的投资提供更大的确定性。然而自1999年以来，虽然爬行钉住汇率制极大地提高了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但这是通过货币贬值得来的，因为这样就能压低出口产品的价格。爬行钉住汇率制同样也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哥斯达黎加最为重要的产业。

哥斯达黎加在1990年代继续推进改革：它建立起了自由贸易区——公司在那里可以享受免税的政策，只要它们的产出只是为了出口的话。多亏了以上这些以及其他的激励，Intel在1997年将哥斯达黎加作为其芯片工厂的一个目的地。不久之后，半导体和电脑附件就将取代香蕉和咖啡，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在2000年代早期，其他的技术、制药和服务公司也加入进来，纷纷在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贸易区投资。

哥斯达黎加也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自由贸易条约的谈判，旨在为它的出口开辟新的市场。现在，该国已经与（很多国家或地区）缔结了自由贸易条约，包括墨西哥、智利、秘鲁、巴拿马、中美洲共同市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瓦）、加勒比海共同体、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加拿大、中国、新加坡和欧盟。它也将很快开始执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条约，包括哥伦比亚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在这些改革实施之后，出口产品的GDP比重从1985年的27%上升到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一年——的49%。（这一数据在金融危机后有了明显下降，在2012年时为GDP的37%。）

从1880年代的末期到1990年代，哥斯达黎加的经济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性改革：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虽然政府仍然在（一些领域）保持垄断地位，包括电力、电子通讯、石油的提炼和运输、保险以及酒精生产。私有银行能够运作活期存款账户（checking accounts），不过政府仍然控制着四个最大的银行。很多消费品的关税都被取消了或者是大大减少了：在1985年的平均关税税率是55%，但是到了2000年就只是5.4%了，并且一直到了今天都还是如此。

这些改革都大大促进了哥斯达黎加的经济自由。在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上，哥斯达黎加从1985年的第62位（总共109个国家）上升到了2005年的第23位（总共123个国家）。自1987年以来，该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4.7%，是拉丁美洲最快的国家之一。

一、该模式的社会代价

尽管有了骄人的经济自由化和健康的经济增长率，哥斯达黎加却未能在过去的20年间明显地降低贫困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家庭比重在1990年代早期曾下降到了20%，但是自那以后就基本保持稳定，仅有一些上下波动。2013年的贫困率是20.7%（见图1）。令人不安的是，不平等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使得哥斯达黎加成了自2000年之后不平等增加的仅有的三个拉美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ECLAC），哥斯达黎加的基尼系数——一个测量不平等的系数——从2000年的0.47上升到了2011年的0.50。

尽管哥斯达黎加有大量的项目来应对贫困，但是它在社会指标上的表现却非常糟糕。比如，政府2010年就在44个解决贫困的项目中支出了GDP的2.2%，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其他大型的政府津贴项目，比如社会保险和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根据ECLAC，以GDP比重来看，哥斯达黎加的社会支出在拉丁美洲中是最高的之一。因此这一经济模式是有问题的，虽然它产生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是却不能降低贫困率。

事实上，哥斯达黎加的经济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重商主义的制度，从而极度偏向于经济中的某些特定领域。只要看看三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一）、货币政策

从1987年到2006年末，哥斯达黎加的中央银行（BCCR）都采用了爬行钉住汇率制。其声称的目标是要给对外经济部门（出口、旅游）提供更大的汇率确定性。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哥斯达黎加经历了年均14.9%的高通胀率。造成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这一高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1980年代早期清算了一批亏损的国有企业。中央银行将从这些国企继承的巨额债务货币化了。

虽然在爬行钉住汇率制的前12年中，中央银行有效地稳定了真实汇率，但是到了1999年时就有证据显示，中央银行的干预导致了很大程度的货币贬值，这样来给对外经济部门很强的竞争力。自从中央银行通过印新钞票来使货币贬值后，这就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由此，持有科朗的普通公民为高通胀所折磨，但诸如出口商、旅游业、私人银行却将兑换成美元的收入和资产。正是爬行钉住汇率制将从前者剥削的资金化作了后者的补贴。

中央银行在2006年12月采取了一种的新的汇率制。其中，美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然而，自那以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有短暂的缓解——美元就一直触到了底部，即1美元500科朗，从而迫使中央银行不断地干预汇率市场以稳定这一汇率。但是中央银行的方式是用新印的科朗来购买美元。自2006年12月后，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净值已经增加了134%，现在已经是730亿美元。这对通货膨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新印刷的科朗进入市场后稀释了原本流通科朗的价值，从而抬升价格。结果，虽然在采用汇率浮动带（band）后通胀水平已经有所下降，但是通胀率在2007年后仍然高达年均7%。

美元对科朗的汇率一直触到底部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的一个原因，肯定是由于美联储的货币刺激计划给新兴市场所带来的大量美元。但是在没有美联储货币刺激的情况下，汇率均衡也可能在500科朗的界限之下。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中央银行都希望维持“有竞争力的”汇率来使得经济对外部门获益，即使对汇率市场的持续干涉会引起更大的通胀压力。在哥斯达黎加民族报一次偷拍的访谈中，中央银行的主席Rodrigo Bola os公开承认了一点，即过去30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对出口商和其他集团的巨额补贴。

由于对穷人的打击最大，因此通胀是最为累退的税收。不像那些社会高层和中层的人一样，可以通过持有资产或把储蓄换成外国货币来更有效地在通胀中保护自己，穷人往往不能持有资产或大量的储蓄。因此，他们不能从通胀下保护他们以科朗计价的收入（工资、养老金或其他）。诚然，哥斯达黎加过去30年的货币政策是在高通胀的代价之下来补贴形势好的经济部门。

（二）、农业保护主义

之前已经提到过，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在1990年代早期大幅削减了很多消费品的关税，从而开放了其进口。不过，该国在很多关键性的农业产品上都保持了很高的关税，比如牛奶（65%），大米（35），鸡肉（40-150%），大豆（15-30%），猪肉（35%），土豆（45%），以及洋葱（15%）。在协商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哥斯达黎加政府成功地为这些产品获得了长时间的关税规避期（phase-out periods），或者甚至是直接的禁止进口。不巧的是，消费这些产品的正是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

农业保护主义对于穷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哥斯达黎加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在1998年的研究中指出，农业保护主义减少了该国70000个最穷困家庭41%的收入。2002年的另一份研究发现，农业保护主义对最贫困的20%的人的收入造成了17.5%的负担。自从这些研究发布之后，穷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查看一下哥斯达黎加最贫困的20%的人的人均收入可以发现，一个基本食物篮的成本（basic food basket）——这是由国家统计局估计的——仍然占据着他们人均收入很大的一部分（见表格1）。

尽管官方声称是保护了小农，但事实上哥斯达黎加的农业保护主义大多是对大生产者有利，比如Dos Pinos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简直是一头巨兽，它向美国甚至中国出口乳制品，然而在国内却没有面临竞争。同时，目前由Cargill所拥有的Pipasa公司，也掌握了国内家禽市场的绝大部分。

大米的例子尤其能说明问题。该国所有的大米生产商都隶属于政府建立的卡特尔，Corporaci n Arrocera (Conarroz)。从法律上来看，Conarroz是唯一一个允许进口免税大米的私有实体。此外，在私有领域所生产的产品当中，大米是唯一一个仍然受制于价格控制的产品。由于国内的大米产量往往只够全国半年的消费量，因此Conarroz可以从国际上以低价购买大米，免税进口，并且在国内市场上又以和自己生产的大米同样的、固定的价格出售。根据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AO）的月度调查，哥斯达黎加在2013年11月时，拥有世界上第三高的大米价格。高价大米所获得收入，是根据每个生产者每年的产量在Conarroz成员中分配，而不是将剩余转交给消费者。哥斯达黎加有超过1000个的大米生产商，但是100个大型生产商就占据了全国产量的70%。它们才是当下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获益者。

由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所主持的一次研究显示，在2001年到2005年期间，哥斯达黎加大米市场的保护主义每年从消费者向大米厂商和企业直接转移了将近4900万美元。自那以后，这种补贴的数额几乎又翻了一番，并且在2012年达到了10400万美元。一个研究显示，最贫困的人受到的损害最大：最贫困的那1/5的人要支出家庭人均收入的7.9%来购买大米，但是最富有的那1/5的人却只需要支出0.6%。

与货币政策一样，农业保护主义也是高度累退的。由于过去十年中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的缘故，大多数的农业保护主义将会被淘汰，但是这一规避期却长达20年。在此期间，哥斯达黎加最贫困的家庭将继续支出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购买价格不菲的主食。

（三）、监管和税收政策

虽然哥斯达黎加政府给跨国公司提供了税收激励和监管激励，但是它却用高税收和极有害的监管措施来压制本地企业的发展。在世界银行《做生意》——测量不同经济体的商业监管成本和税收成本——的报告中，哥斯达黎加排在了102位（总共189个经济体）。当地一个普通企业的总税率（包括劳动力、收入、以及其他税收）高达其收入的55.3%。相较之下，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仍然高达47.3%，而世界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的平均水平是41.3%。

此外，政府最近几年通过债务融资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而这就将私有企业挤出了信贷市场。公共部门的债务从2008年GDP的39%，一直上升到2013年11月的将近54%。2013年在公共部门的财政赤字估计是GDP的5.8%，而这将预计会在2014年达到6.6%。对于哥斯达黎加的私有企业来说，这将只会意味着更高的利率而已。

从哥斯达黎加的竞争力指数也可以窥见企业环境的恶劣程度。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哥斯达黎加很不错地排在了第54名（总共148个国家）。但是，在特别的“政府监管负担”这一指标中，哥斯达黎加却掉到了第94位。事实上，根据这一报告可以得知，在哥斯达黎加做生意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政府官僚的无效率，融资渠道的缺乏，税收和劳动监管的无比繁重，以及基础设施的无比糟糕。

许多的哥斯达黎加人都无法承受政府监管和税收的沉重负担，因而他们转而寻求非正式的工作。最新的数据显示，该国33.6%的劳动力都在非正式的行业工作。只要1/3的哥斯达黎加成年人都还在非正式的行业就职的话，那么该国进一步减少贫穷的能力就会被大大削弱。

二、“失落的一代”

其他的经济学家指出，工人技术和教育差距的扩大，可以用来解释哥斯达黎加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对非技术的劳动力需求相对要多，尤其是在经济最活跃的领域。哥斯达黎加过去30年的经济转型导致了这一现象。

不过，对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还有另外的解释。由于198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高中入学率——自1950年以来一直稳步上升——在1980到1985年之间显著降低了将近10%，因为家人让这些青年孩子去工作而不是读书。高中入学率直到1999年后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哥斯达黎加有整整一代的低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大军之中。根据该国每年一期的Estado de la Naci n，全国60%的劳动力是非技术工人（没有念完高中的）。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创造新工作的领域需要的是技术型劳动力。因此，工资差距将会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