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Pandora电台，解读数字音乐的版权之争

音乐版权似乎永远充满争议。沸沸扬扬的 Pandora 授权法案，以维持 1.85% 的授权率落幕。然而，Pandora 电台表面上的成功，实则掩盖了音乐产业更深层的危机。

盈利不易

Pandora始终难以盈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每播放一首歌曲，就要从营收中支付一定比例的授权费。换句话说，只有 Pandora 通过音乐播放赚取的广告收入，高于版权费才能盈利。否则，播放量越大，赔得也就越多。

美国的音乐版权主要分为“词曲版权”和“录音版权” 两类。“词曲版权”归词曲作者所有，而“录音版权”则归演奏者或者乐队、音乐人所有。在电台和词曲作者、音乐人之间横亘着的是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ASCAP）和广播音乐协会（BMI），他们先统一向广播、电视台等使用音乐的机构收取授权费，过滤提成后，再分给词曲作者和音乐人。

一直以来，Pandora每年向发行商（Publisher）所支付的版权费是总营收的 4%， 其中有 1.85% 作为授权费流入授权机构ASCAP 的口袋。问题出现了：一方面，ASCAP希望Pandora将这一比例上调至 3%，而 Pandora 面临巨大生存危机，则试图将比例下调至 1.7%。而不久前，Pandora 赢得授权法案，意味着授权比例继续维持 1.85%。从最终版税率裁决来看，双方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不仅 ASCAP 利益受损，而且再次掀起了关于音乐版权的口水战：到底是 Pandora 流氓行为，剥削音乐人；还是盈利模式先天不足，存在诟病？

可如果争论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就显得太过肤浅。因为美国政府才是制定这场非理性、混乱版权体系的元凶。

当旧时代的版权法遇上了新时代的数字音乐

1941 年，美国政府正式规定，电视台和广播能轻松获取并使用流行歌曲，作为回报，需要向词曲创作者和发行商支付一定费用。但该支付环节间，存在两个庞大的中间人：ASCAP 和BMI，他们持有音乐许可，当外界使用音乐时，将支付其一笔授权费。经手后，再分成给词曲作者和音乐人。 这一体系盛行多年，直到互联网和数字音乐的兴起，打破了平静的局面。而 Pandora 和ASCAP的法律纠葛便源于此。

2013 年，Pandora 向唱片公司支付了3.13亿美元，相当于全年总营收的49%；而将总营收的 4% 支付给了发行商，大约2600万美元版权费。先不说 Pandora 盈利多少，可是花了这么多钱，音乐人依旧认为吃了亏，而 Pandora 则哭诉自己花出去的版权费比赚进来的广告费还高。曾有媒体报道：“五位碧昂丝和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等级的巨星的歌曲，一年在 Pandora 上的播放次数为3300万次，但只获得了587.39美元的版权费。”更不必说，还有千千万万不红不紫的非著名音乐人。

很明显，问题的症结不在版税率的高低。当音乐版权费通过ASCAP等中间组织逐层盘剥后，并按照词曲作者和音乐人分类，真正的音乐人拿到手的钱少得可怜。而 Pandora 的困境，只是整个混乱音乐版权体系的小小缩影。

Pandora 支付的授权率与传统电台基本持平，仅仅高出 0.15 个百分点。但纵观整个音乐行业，二者的付费和盈利模式大相径庭。AM/FM 传统电台只需向词曲作者支付版权费，音乐人被排除在外。然而，数字电台不仅要同时向音乐人和词曲作者付费，而各家的支付比例迥异。比如，Sirius/XM 是支付总营收的 8%， 而 Pandora 支付60%，Spotify 和当红的 Beats Music 的版权处理方式更加新颖，也为它们增加了新的机会。

一心求变

无疑，即使对著名音乐人来说，这也是最坏的时代。

一方面，类似 Pandora 的数字电台付出的版税已经极高，以至于在赔钱赚吆喝；另一方面，即便 ASCAP 和唱片公司榨干 Pandora 和 Spotify 的每一分钱，也无法弥补 CD 销量下降带来的亏损。因此，除了降低版税率，增加用户数目，吸引广告外，与音乐电台、流媒体和睦相处，寻求新的出路，才是上策。

1）革新盈利模式

为了缓解冲突，增加收入，数字音乐的第一步是同音乐人搞好关系。以流媒体 Spotify 为例，它于13年末上线了专为音乐人及其经纪人打造的Spotify for Artists服务，用于监测音乐热度，以期弱化艺人们对流媒体音乐服务的恐惧，并吸引更多歌手进驻。目前，Spotify 估值超过 40 亿美元、并在最新一轮融资中筹得2.5亿美元。据该服务的数据分析，2013 年，全美所有公司及平台的流媒体版税总额为 5.03 亿美元。而如果将这些流量集中到 Spotify，总额则将翻倍至 13 亿。背后的逻辑便是，Spotify 越火，版权费的蛋糕就越大，版权持有人就算维持现有的 70% 的分成比例不变，也能拿到更多的收益。

2）ASCAP 和 BMI，不改变就玩完

自 1941 年起，ASCAP 和 BMI 便是统领音乐发行商的两大版权机构，同时，他们的行为受到司法部的规范和限制。其法令规定，电视电台、餐厅、零售店等使用音乐机构，将向词曲作者缴纳相应版权费用。

数字音乐时代，ASCAP和BMI 充满了鸡肋的味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于词曲作者和音乐发行商，ASCAP 和 BMI 仍然意味着权益保障。但随着传统音乐向数字音乐的过渡，原有的版权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流媒体音乐电台 Pandora 不断向 ASCAP 的授权率发起挑战，权威音乐发行商 Sony/ATV 也主张政府调整系统。面临利益受损，包括 Sony/ATV 在内的一众权威发行商，曾试图从 BMI 撤销部分音乐版权。司法部也不甘示弱，推出"all or nothing”策略，即如果发行商试图撤销数字音乐版权，则其所有类型的歌曲也将失去版权保护。

虽然，版权体系陈旧落后，可一旦失去，音乐领域的局面只会更加混乱。试想，如果占据 48% 市场份额的三大主要发行商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Group, Sony/ATV 以及 EMI Music Publishing，成功脱离 BMI ，预示着 BMI 将失去近一半的收入来源。版权机构的土崩瓦解，将会导致整个授权体系的混乱局面，反过来祸及小型音乐发行商的权益。对于音乐使用者，例如酒吧老板，他们又该怎么为版权付费？他们从何处知晓，正在播放的歌曲隶属哪一家发行商？

Copyright Office 曾展开一项调查，旨在研究现行音乐授权方式的有效性。该研究极有可能取代现有模式，从而更好地满足新技术、保护音乐人的利益。不过，要想真正落实新的收费规则，需要国会大力施展政治手段，敦促现有版权机构和唱片公司大胆接受改变。

[本文参考以下来源：gigaom.com, 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