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背后的故事

IT时代周刊封面

《IT时代周刊》记者/陈世阳 李丽凯(发自北京、上海)

本文来源:《IT时代周刊》

编者按：

10年前，比尔·盖茨把研究院落址北京，他实际上是在把微软和中国绑在一起。只是无人预见到这一点。

10年来，微软一直在对中国做着投入，但它被过多的争议和杂音所掩盖。

现在，微软和中国软件产业已经达成共识：微软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微软的成功，也必须依附于中国软件产业的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从创立到做大做强，及至目前成为微软在海外最具实力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基地，这是中国和微软的共同所需。

然而，在此期间，我们不能忘记，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和洪小文等当年和现在的领军人物，是他们带领着微软在中国的研发事业，在10年中从研究到开发，再到带动中国软件行业的飞速发展。

中国“智”造，惠及全球。回顾10年，他们是如何运用中国智慧？又是如何解决困难并取得辉煌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比尔·盖茨已于6月27日正式退出微软公司日常管理。在此，本刊特别刊登下文，借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为全球软件产业作出杰出贡献，推动中国软件产业飞速发展的软件天才的崇高敬意。

1997年12月12日，一贯宁静的清华大学教室，热闹非凡。比尔·盖茨看着台下数千名大学生，思绪万千：此间英才，应归我用。

在回美国的飞机上，盖茨作了最终决定，从印度、日本、中国等国家中，选择在中国设立微软研究院，投资8000万美元。此前，他一直在反复权衡研究院落址三国的利与弊。

10年匆匆过去。回头来看，在飞机上作出的这笔投资换回的巨大回报让习惯于成功的盖茨惊讶：小小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做大成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以下简称“集团”)，下辖由各领域顶尖人才汇聚而成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和微软亚洲硬件中心等8家研发机构，员工队伍也由3人迅速膨胀到了1700人，研究经费从0到2亿美元。论规模和实力，集团成为微软在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研发团体。Vista Office 2007、Windows Mobile 6.0、Windows Server 2008、Visual Studio 2008、SQL Server 2008等众多为全球用户使用的产品和Microsoft surface等技术背后，都闪烁着来自中国研发团队的智慧。

中国“智”造开始真正惠及全球。

第一章让比尔·盖茨惊叹

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二楼的董事长办公室里。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时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的脸上，这位以理性和智慧著称的天才正意气风发，向老板盖茨汇报研究院一年来的成绩。

80余篇论文、40项美国专利、60项新技术……一串串不俗的数字让同为天才的盖茨也惊呆了，他已经忘记这个汇报原定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虽然老板的助手在一旁屡次催促，张亚勤的汇报仍延迟了四十分钟。最后，这位微软公司的创始人给出的评价是：“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中国 创业

盖茨在中国建研究院的大胆抉择与已在美国的一帮华人精英的想法不谋而合。

张亚勤，山西太原人，12岁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直接去了美国。1998年，年轻的张亚勤已经在美国东部的Sarnoff公司担任多媒体实验室的主任，带领一个团队负责数码影像、多媒体网络、多媒体信息系统等领域的研发工作。此时张亚勤的生活稳定，事业有成，但他总觉得缺点什么。

1998年10月的一天，张亚勤接到了李开复博士邀请他回国的电话。李开复说：“中国从来没有世界级的研究院，我们回去创业，创造历史。”突然间，张亚勤意识到他缺少什么了。那就是：中国，创业！

爱好围棋、喜欢布局的张亚勤没有问研究院具体有多少资金、将要做什么项目，没有考虑回国后的生活待遇、孩子上学等现实问题。几分钟沉默后，他断然作出决定：加入微软，回国创业。

随后，张亚勤很快就想到一个人。而此人当时正在惠普实验室忙于多媒体检索。

他就是张宏江博士，湖北武汉人，成长于河南，文革后中国的首批大学生，先后在丹麦、新加坡、美国取得非凡成就。1994年，他提出的“目录式搜索”解决了视频搜索的难题，成为该领域的“世界第一人”。

在海外华人圈中，“回国”是一份大家都难以割舍的情结，其中，研究人员最大的顾虑是回国后有没有很好的研究平台，能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张宏江向《IT时代周刊》回忆说，如果精打细算来考虑生活条件和工资待遇，那结论肯定是不回来。甚至，连他生活在国内的父母都不赞成他回来。但在两个月后，在硅谷的一次会议上与张亚勤见面后，对方仅用四个字就打动了张宏江。张亚勤说的是：中国，创业！

被这四个字打动的不止张宏江。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毕业于纽约理工大学的朱文武博士已经在那里做了三年的研究员，在视频通信领域颇有建树，前途无量。1999年6月，他接到张亚勤的电话，在听到同样的四个字后，他义无返顾地辞了工作。1999年10月，朱文武回到北京。

沈向洋博士、李劲博士、张益肇博士和周明博士等十几位在各自领域已成名人的年轻学者，在李开复和张亚勤的带动下，带着尖端技术回到国内，他们要在祖国实现当科学家的梦想。

扎根中关村

1998年末，中国硅谷——中关村处在热火朝天的大建设时期，到处都是工地，空气中漂浮着灰尘，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

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选址在距离北京各高校都比较近的中关村希格玛大厦五层。租来的楼层尚未装修完毕，张亚勤时常和同事跑到还是粗砂水泥地板、灰白墙面的空旷办公室里，兴奋又认真地比划着未来：“这里是大家讨论的地方，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实验室，这里是办公室，那边留给实习生……”

带着激情和梦想，首批回国的微软华人精英开始了他们的创业。

由于都是老本行，研究院的工作渐渐步入正轨。1999年末，张宏江成立了第二个项目小组，研究多媒体数据管理和搜索，进一步完善了研究院在多媒体领域的研究。

研究院中的“本土”研究员和实习生也快速成长，到2000年6月底，他们已经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余篇论文；在网络协议领域，申请注册了40项美国专利；做出了60项新技术；并已有8项成熟技术转化到微软产品部门中。

奇迹还在延续。世界多媒体大会是该领域最权威的会议，每年只会从全球500篇优秀论文中选出最优秀的45篇进行演讲。在1998年前，几乎没有来自中国本土的学者出现在大会上。但在2003年，研究院的论文占到大会的一半。“这个数字让人恐怖。”张宏江有点得意地说。

研究院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希望拥有类似机构，但这并不现实。

2001年夏天，张亚勤给盖茨写了一份E-mail提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把中国研究院升级为亚洲研究院，以便把研究院的影响范围再扩大一些，也更方便与各国高校建立起学术交流合作。2001年11月1日，在得到盖茨和鲍尔默的极力支持后，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标志着中国人的IT智慧将走出国门，辐射亚洲和全球。

第二章 创立微软亚洲工程院

2003年，微软总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张亚勤又和老板坐到了一起。此时的他满面通红，像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样激动，他正在和CEO史蒂夫·鲍尔默阐述自己的新设想——设立微软亚洲工程院。

早在回国创业时，张亚勤、张宏江等人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依靠中国人才，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研发团队。但苦于缺乏人才和经验，一开始他们只能建立有研究无开发的研究院。即便如此，在研究院成立时，这些创始人还是定下了一个硬规定，将创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开发应当重点考虑。

2003年下半年，张亚勤和张宏江等人达成一致：是做产品开发的时候了。大家说干就干。

几天之后，张亚勤将全部观点系统化，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负责全球研究院工作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张亚勤着重谈论了自己从1999年开始在国内多所大学作演讲时的感受：“没有一次少于千人，每次都会收到许多有意思有水平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如果只开设研究院，微软只能得到中国人丰富智慧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此外，张亚勤还为这个新孵化的机构设立了四个目标：加速研究技术到产品的转化，开发面向全球用户的产品；开发满足中国市场用户需求的全新技术和产品；孵化在中国创造的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新兴市场； 成为在中国培养大型软件工程开发工程师的“黄埔军校”。

看到张亚勤的描述，雷斯特震动了，错过中国优秀的人力资源将是微软的损失，更是自己工作的过失。兹事体大，他直接将报告转给了盖茨和鲍尔默。于是有了前述鲍尔默约见张亚勤的一幕。

微软公司的CEO对这位中国下属表现得完全相信。最后，老板这样对下属说的：“我完全同意在中国成立工程院的想法。只要有能力，你招多少人我都批。”

鲍尔默的话不多，但意义重大，这是微软历史上是第一次对海外分公司充分予以人事权。这让张亚勤感到热血在上涌。

2003年11月，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5周年之际，微软在中国的研发进入第二阶段。作为里程碑的标志，微软亚洲工程院在北京中关村成立。

挖美国总部的墙脚

但是，微软亚洲工程院的开局并不好。

2004年1月，在张亚勤的办公室里，气氛沉闷。办公室的人一脸凝重地看着张宏江：“今后就靠你了。”身材高大的张宏江没说什么，用手拍了拍胸口，算是对老同事兼老朋友的承诺。

此前不久，张亚勤获得升迁调令，回雷德蒙德当微软全球副总裁。

一力承担起工程院院长责任后，张宏江发现这里最缺乏的就是人。没有人，一切免谈。

工程院朝气蓬勃，雷厉风行。他们开始了大规模的人才招聘。当时，已有十多个新项目和产品开发列入日程，短时间内便需将人员备齐。但工程院还没有人事部门，新员工必须依靠张宏江等人慧眼识才，他们在5个月里，跑11个城市，收取了1万多份简历，然后从中挑选百来人。

这可苦了长年跟技术打交道的学者们。“不说别的，从1万份简历中挑选出合适人选，就要十几个人没日没夜的忙好几天，何况还有好几轮面试！”张宏江回忆说，“当时整个工程院的人员都是满负荷运行，白天面试，晚上总结讨论并下通知，许多员工连续三个月没有休假，也没有睡个饱觉。”“这主要是创业激情在支撑着我们！”张宏江这样总结。

不过，当时的中国软件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尚未积累出太多有丰富大型软件项目开发经验的中高级人才，国内大多数开发人员只能把单个程序写好，却不懂怎样调用程序。

对于工程院来讲，底层的开发人员和统领全局的项目管理人员，一个都不能少。要让工程院名副其实，统领全局的骨干力量必不可少。上哪找这样的人？张宏江将眼光投向了雷德蒙德，他要去总部“挖墙脚”。他知道那里有3000多名杰出的华人研究员。太有诱惑力。

2004年初，美国微软总部来了一群怪人。在每次内部讲座中，别人讲技术发展或者IT行业形势，这群人却是张口即夸中国有多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哪些成就，在中国工作前景多光明等等。这让许多员工感到奇怪，什么时候请中国政府的人参加讲座了。

当然，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他们都是工程院的员工，他们这样做是吸引更多华人和与中国有关系的同事加盟。

“墙脚”很快被挖了来。

参加过近十个微软产品开发的萧圣璇、郭蓓菁回来了；有着近二十年软件架构开发经验的架构师Sin Lew回来了；在微软总部被当作未来高管培养的芮勇也回来了。先是中国人，再是“老外”Robert Parker也来了。他是Powerpoint的领军人物之一，参加过Office7个版本的研发。像这样被吸引的人很多，如集团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毛丹妮，工程院创意总监Dave Vronay。根据张宏江统计，5年间工程院前后吸引了100多名员工从美国来到中国。

有了这些海外来的骨干，工程院的发展一日千里。

娶了中国媳妇的Dave Vronay来自南加州，习惯了北京生活的他现在早上喜欢吃油条，被同事们戏称为KTV“麦霸”。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刚加入工程院时招了一批绘画方面的员工，这些人来时都十分骄傲，认为设计软件界面是小菜一碟，他们瞧不起这个老外稍微画个图就四处征询他人意见的做法。Dave并未说什么，他只希望用事实来帮助这帮小年轻们转变观念。

不久，工程院接到专为五星级酒店开发桌面电脑操作系统的项目，由Dave团队设计操作界面。一些新员工未作调查，一味从奢华上做文章，想当然地用水晶、大理石等华丽、昂贵的元素设计了一个十分豪华的界面。结果却是，宾馆方面需要低调和干净的界面。在Dave的言传身教下，新员工意识到软件界面设计也需要遵循市场需要。

类似的情形在各个项目组轮番上演，渐渐地，工程院的员工素质跟上了国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