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立中央:七队上海密会组建职业联盟筹委会
1999年爆发的那场“反耐克运动”乍一看只是CBA各队和耐克的矛盾,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各队不满篮协在装备赞助方面没能把蛋糕做大,4年250万美金更是被诟病为“黄金卖了白菜价”(某南方球队老总语)。不过,从某种意义上,“反耐克运动”只是那些年CBA各队和篮协诸多潜在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事实上,在联赛赛程设定、联赛收入分配体系、男篮队员征召补偿和保险机制等诸多方面,CBA各队都认为篮协的做法不够职业,甚至有人直言篮协不仅无法维护各队的利益反而时时都在侵害俱乐部的成果。于是,从1998年起,一些俱乐部老总开始私下聚会商讨筹办一个真正职业的篮球联赛的可能性,而这最终催生了那个争议极大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而这个筹委会的诞生则被视为是辽宁上海等七家俱乐部试图“另立中央”。
1998年的CBA经过了三个赛季的运营,成绩与问题都同样突出,各家俱乐部、球迷、媒体谈论最多的就是CBA应主动学习NBA走职业化道路,职业化篮球似乎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一个词语,就连篮管中心也大会讲、小会说。1998年11月28-29日,篮管中心甚至把CBA所有俱乐部老总以及全国各地市体育局篮球管理工作者召集到北京开会,信兰成在那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我国篮球俱乐部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探讨》的报告。
信兰成在该报告中提出CBA职业化的探索思路,那就是“积极进行中国篮协领导下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的研究,这种组织形式应是依法行事、自律性强、互相依托、相互约束、利益一致、共同发展、适应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如果论证结果是肯定的,在座的可能就是发起人。”
平心而论,信兰成的这份报告非常翔实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会议结束当晚,马上就有七家俱乐部的老总在北京的某家酒楼私下会面,他们渴望建立俱乐部自己主导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而不是信兰成所说的“要在中国篮协领导下”。尽管那晚聚会议事略显仓促,但这七家俱乐部的勇气和决心却值得历史铭记,他们分别是上海东方、辽宁猎人、山东永安、广东宏远、江苏南钢、双星济军和吉林东北虎。
在11月29日晚那次聚会达成初步协议后,很快这七家俱乐部的老总又在12月17-18日齐聚上海建国宾馆竹轩厅,这次的会议比上次在北京临时聚会系统和正式很多,会议提出了多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七家俱乐部发起了旨在尽快推进CBA职业化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建委员会”,筹委会提出将吸纳更多的篮球俱乐部、专家学者入会研讨,而这次上海会议也被列为筹委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海会议还提出了“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口号,这被视为是在向“领导权、经营权、管理权”三权集于一身的篮管中心公开挑战。
事后,上海媒体将筹委会成立的消息做了系统报道,这随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讨论。反对者认为这七家俱乐部是在试图“另立中央”,无组织无纪律,而支持者则认为应该允许CBA各队参与和自己利益攸关的政策制定,筹委会是对现行篮球体制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据说,筹委会的消息传到体育总局后,有关领导还摔了杯子,认为篮管中心对某些俱乐部管理过于宽容仁慈。于是,原本对此事不置可否、私下默许筹委会探索发展途径的信兰成也不得不公开表态,他代表篮管中心对筹委会提出了四点看法:第一,筹委会必须在中国篮协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筹委会必须依法成立、依法集会;第三,筹委会相关议题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第四,筹委会要先建立严密的理论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付诸实践。
像NBA一样推进NBA职业化是所有CBA俱乐部人士的渴望
在体育总局有关领导态度明确反对筹委会成立之后,篮管中心也很快态度鲜明起来,据说,篮管中心也曾私下劝说七家俱乐部不要太高调。篮管中心支持他们研究中国篮球的发展道路,但不要提一些超出俱乐部权限的议题以免冒犯体育总局,毕竟体育发展政策决策权属于体育总局。
尽管遭遇了极大压力,筹委会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试图进一步扩大影响力。1999年2月12日,筹委会宣布他们将在2月18-19日在珠海召开筹委会第二次会议,随后他们还向国内甲A(即CBA联赛)、甲B(即如今的NBL) 和乙级队的所有篮球俱乐部负责人发出了邀请函,明确提出此次会议要商讨建立各级俱乐部利益统一体的模式。为了不公开和篮管中心形成敌对关系,筹委会专门致电篮管中心,邀请篮管中心也派人参会。
和1998年12月“上海会议”事前秘而不宣、事后才引起热议不同的是,此次“珠海会议”会前就广发邀请函,还致电篮管中心,所以会议尚未开始却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篮管中心不得不公开表态。2月13 日,在体育总局的支持下,篮管中心向各地体委、总政文体局发送了一份题为《关于以“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名义召开珠海会议一
事的意见》的传真件。文件指出:“召开如此大规模的跨省市会议不是小事情,并且会议未经有关上级部门批准,没有合法的组织单位,从会议的内容上看亦超出了俱乐部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因此,“篮管中心不同意召开本次会议,也不会派人参加。”并要求有关体委、解放军及时做好各自所属俱乐部的工作。
该《意见》下发后,筹委会压力陡增,不少原本承诺要参会的俱乐部临时打起退堂鼓,甚至连筹委会的个别发起人也黯然请辞,最终只有辽宁猎人、山东永安、上海东方、广东宏远和吉林东北虎五家俱乐部的老总抵达珠海开会。更狼狈的是,因为受到有关方面的指示,原本预定的酒店会议大厅也被挪作他用,几位老总只能在珠海湾大酒店十二楼的阳台上凑在一起讨论议题。
因为感受到了重重压力,五位老总心灰意冷,在匆匆会谈后宣布解散“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从1998年12月18日成立到1999年2月18解散,这个以推进CBA职业化为己任的筹委会仅仅只存在了两个月。一家媒体直言,筹委会的迅速湮灭就如同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婴儿被冷血扼杀在襁褓中。
CBA实现真正的职业化还有多远?
从某种意义上,筹委会成为了CBA解放思想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CBA各队高管都对职业化充满热情,言必谈CBA职业化该向何处去,而在筹委会被迫解散后,几乎所有人都沦为了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一谈及职业化就苦笑摇头,毫无探讨兴趣。即使是在日后李元伟抛出北极星计划的那些年里,即使北极星计划是由篮管中心自上而下推动,仍有不止一位球队老总私下表示北极星计划仅仅不过就是纸上谈兵而已,事实也证明北极星计划最终也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上。
时隔多年回头望去,筹委会的迅速破灭更像是中国篮球的一次焚书坑儒,CBA各队在职业化探讨方面的热情自此被深深禁锢。当然,在中国足协已经率先与体育总局脱钩的情况下,中国篮协被还原为CBA球队利益代言人的时刻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