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村养殖户一家的命运抗争

1

“你就是在这个鸡场附近出生的。”2009年，站在废弃的旧屋门前，桂霞对6岁的女儿增欣说。

几间旧屋经过几十年风霜的磨蚀，屋顶大多已经坍塌，有些墙体也崩裂掉落了大半，就像被雷电劈开的老朽的树，地上都是散落的红砖块和灰瓦片碎片，踩上去会发出“叭叭”的脆响。

桂霞来这里，是要拣些完好的砖块运回去，建新的鸡舍和猪舍。这些曾当作鸡舍的旧屋，是他们一家在几年前废弃的。他们曾在这里养了上千只鸡，桂霞常在清晨5点多，天地还浑浊不清的时候就起床干活了。她能见到雄鸡伸长脖颈，使尽力气啼鸣，宣告新的一日来临。

女儿增欣就出生在鸡舍附近的旧砖瓦屋里，是在隔壁村的接生婆的帮助下生出来的，现在已经像这山村里活脱的小野兔。而11岁的儿子增豪已是家里的半个劳力了，跟妹妹来这里玩耍不同，他拉上了村里三二个同龄的小孩，一起帮着桂霞搬运砖块。

干这类重体力活时，身为一家之主的董义昌几乎总是缺席的，桂霞一直是中坚力量。对于两个孩子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他们早就习惯了。小增欣只知道，爸爸的手脚不太好，常常是在后面指挥。她并不知道爸爸从前是麻风病人，把时间再往前挪四五十年，那一排倒塌的旧屋，其实是爸爸和病友们的宿舍。

董义昌就在从前隔离治病的麻风村为自己安了家。年复一年，尘埃在旧屋上覆上去，一层又一层，好像所有人都忘了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

话说回来，增欣出生的那年也不太平，非典爆发，恐慌的人们把商店和药店里的醋和板蓝根抢购一空，又迅速戒食任何可能传染病毒的禽类。鸡肉被清出餐桌，鸡就跌成了白菜价。到了5月，疫情逐渐平息，鸡终于被确认是无辜的，董义昌看准时机，立马进了1万多只鸡仔，拼数量、拼苦干、拼运气，顺利迎上鸡市重新飘红，赚了1万多块。

那年年底，增欣的出生再一次确认了这一年对于董义昌一家的非凡意义。董义昌的快乐洋溢到了给女儿起的名字上，“欣”字既寓意着欣喜，又传达了对“欣欣向荣”的期盼。增欣满月时，董义昌在村中地堂摆开五围酒，叫妻子桂霞劏了七八只新鲜肥美的鸡，做成了化州人最爱的白切鸡端上酒席，请亲友们吃了个痛快。董义昌向来声量大，喜欢热闹和排场，可他并不沾酒，就喜欢和朋友待在一起，一块吃好吃的，一道吹水侃大山。

桂霞是从外面来的健康女人。1992年她搬来跟董义昌一块住时，两人全部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18寸的黑白电视机，一辆凤凰牌的旧单车和鸡场里的几百只鸡。那时无人看好他们，连政府补贴的一点生活费也被院长“回收”了，不少村民等看董义昌的笑话。

一年后，儿子增豪出生了，董义昌想着一家人平安就好，即使赚了点钱也要耐住性子，再闷声多赚点奶粉钱。这可快把他憋坏了。现在女儿满月，他终于有机会高调庆祝一番了——他已经45岁了，在人生走了近半程之际，竟如寻常人家一样儿女双全，纵然以前再抱怨上天不公，如今看来，命运待他原也不薄。

2

董义昌一家生活的这条村叫做茶根村，是粤西小城化州市的一个麻风村。化州市在地图上状如坐狮，茶根就坐落在狮子屁股位置的同庆镇。董义昌20岁那年从近百公里外的狮子口文楼镇跋山涉水来到了这里。

小增欣对爸爸的过往并不知情，她只知道，从小爸爸就很宠她。每次她和哥哥闹别扭，哥哥把她弄哭了，爸爸总是会骂哥哥。有时她会故意去惹哥哥，打哥哥一下，等哥哥用力打回来，她就“哇”地一声哭出来。爸爸看到了就瞪眼骂哥哥。她表面装无辜，心里却觉得爽。

小增欣真是天生的鬼灵精怪，小时无论是跟妈妈爸爸还是跟爷爷一起睡，都要抓着大人的耳朵才睡得踏实。那时爷爷也住在这个村里，和另一个年纪相仿的欧爷爷住在一起。爷爷是附近有名的兽医，总有法子让生病的牛好起来，他会根据病牛不同的症状，拿不同的草药给人家，交代叫牛吃下，那些牛歪着嘴巴不停地嚼啊嚼，慢慢地，就又能起身走路干活了。

爷爷时常要踩单车去附近的村子给牛看病，他出门时，增欣便闹着要一起去。爷爷骑的是老式的双杆直筒车，车子高，拐弯不太灵活，爷爷生怕小小个的孙女从车上摔下来，或是小脚丫不小心伸进车轱辘里，便用背驮着她。远远看去，就像背上驮着一个包裹。

增欣是爷爷和妈妈带大的，在她的记忆里，很少有爷爷和爸爸在一起画面，他们父子间的关系似乎很寡淡。爷爷用木头给她和哥哥各雕了一个小葫芦，还和妈妈一起给他们做了狗牙项链——每次家里劏狗吃，妈妈就会把狗牙保存起来，时长日久，积累得多了，就给了她和哥哥一人做了一条项链。增欣的那条要更精致一些，每颗牙齿都是仔细打磨光滑的。爷爷和妈妈相信这项链能为她驱邪，庇护她健康平安长大。

妈妈还会用狗尾巴草给她编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兔子呀、狗呀。她觉得妈妈好厉害，喜欢像一块磁石一样贴着妈妈。可是她觉得妈妈更疼哥哥一点，因为每次他们惹爸妈生气了，爸爸总是打哥哥，而妈妈就打她。她生气地问妈妈：“为什么不打哥哥？”但即便妈妈打了她，她还是最喜欢妈妈，要跟哥哥争宠。

桂霞在小厨房里做饭时，增欣就跟她窝在里面，看她炒菜，偶尔做个小帮手帮忙端个菜。对增欣来说，最大的乐趣是吃上炒熟的第一口热菜——不过要是有好看的电视时，她就不去厨房了，而是直接爬到董义昌圆碌碌的肚皮上去。

董义昌靠在他一人独享的竹躺椅上，日日如是。他双脚不便，半躺着看电视对他来说是最舒服的姿势。只有小增欣敢躺到他身上去，她知道爸爸宠她，自己有和爸爸用一样的姿势看电视的特权。

桂霞也喜欢看电视，但她要等忙完手头各样的活计——煮鸡食、喂鸡、洗碗、洗衣服……然后才能和家人一起坐下来看一会儿。晚上8、9点钟，忙完鸡场的事，一家四口迟迟吃了晚饭，便挤在7、8平米的小客厅里，围坐在那台黑白小电视前。只有珠江台和广东卫视二个以粤语为主的台，并没什么好挑拣的，每晚看到10点多没有节目了，便熄灯齐齐睡觉去了。

董义昌最疼增欣，可她偏偏最爱和董义昌拌嘴，父女俩都是一样的急性子。

有一次，小增欣和董义昌拌嘴，董义昌一气之下便脱口而出：“你不要进这个家”。增欣听着也恼了，便气鼓鼓地跑开了，躲去和村里小伙伴常躲的小山沟里，在村里电视室后面。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气慢慢消了，就想要回家去了，但又拉不下面子来，她灵机一动，假装不经意间从家门口经过，正好妈妈和哥哥在厨房煮鸡蛋，瞥见这个“离家出走”的小淘气鬼回来了，便喊她进来吃鸡蛋。

小增欣嘟起小嘴说：“我才不要进这个家”。

他们便笑着说：“这是厨房，不是家”。增欣这才走了进去，董义昌也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剥热鸡蛋吃。

3

这样完整的家庭在茶根村是罕见的。小增欣知道，这里的村民大多单身寡佬过活，他们大多跟爸爸一样，手脚不太方便，有的手有点勾，有的走路有些跛，但从小就见惯了，她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她想，自己是幸运的，有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还有疼爱她的爷爷和爸妈。

村里还有几个跟增欣年龄相仿的小孩，幸好如此，她的童年才不寂寞。其中一个是她表哥，只比她大1岁，是她小舅的儿子。小舅和舅母出去打工了，便把他放在这村里，让增欣的外公外婆帮忙带着——从增欣有记忆起，外公外婆也是在这里住。

除了表哥，小增欣还有最好的两个朋友，梅梅和铃铃，梅梅家里有五姊妹，爸妈都外出打工去了，就把孩子们都放在爷爷这里；铃铃和她哥哥，则是被托养在奶奶这头。

这几个山窝里长大的小孩都是惯爱玩的，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游乐场。小增欣这只山野里灵脱的小兔子，充满了好奇和热情的探究欲。她常常和梅梅、铃铃结伴去后山，在路上摘野果子吃，有时也和哥哥、表哥一起到山里废弃的鱼塘抓螃蟹。

最多时候，是一群小孩一起去掏蜂窝——一根棍子捆着塑料袋，里面塞些柴草，点起火来靠近蜂窝，把蜜蜂统统赶走了，便取了蜂蛹回家炒了吃。大人们也趁势得了好处，吃到了这又香又嘎嘣脆的蜂蛹，都觉得实在好味，有时看到了有蜂窝，也会帮孩子们捡回来。

为了这屡试不爽的野外的美食，这群孩子个个都胆儿大，就算偶尔被一两只蜂蛰一下也不要紧，忍个几日，等红肿消散了，也就过去了。山里杂草多，常常要有一人拿着棍子在前面“开路”，有一回是梅梅的弟弟宴宴走在前面，不巧一个好大个的蜂窝就藏在脚边的草丛里，他没看见，拿棍子一打，成群的蜜蜂就飞出来了，把他蛰得浑身都伤痕累累。这次之后，大人们就严禁他们再去掏蜂窝了。增欣和小伙伴们只好重新找乐子。

那时有教会义工在村里驻扎服务，他们生活考究，住的那里像个西式小花园一样，一排低矮的围墙，榕树、棕榈、铁树、月季栽种其中，还有连片的小草地，长着菠萝蜜、木瓜等果树。对于增欣来说，这是个神秘又好玩的地方，孩子们便常常偷偷爬过矮墙，在那边玩捉迷藏。

小孩的嘻哈声是最惹人注意的，义工很快就发现了他们，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不能爬墙，那熟了的木瓜倒是可以给他们吃。他们便自己去摘了木瓜吃，但仍趁义工不在时偷偷爬墙玩游戏。

有一日，他们发现村里小卖部出现了一种叫“超Q面”的新奇食物，也不知是谁先买了一包，大家一起分着吃，一边吃一边大呼“真是太好吃了！”从此便上了瘾。增欣忍不住偷偷去妈妈兜里拿钱，去小卖部买了面，大方地跟小伙伴们一起分吃，大家都好高兴——她和哥哥是村里唯一有父母常在身边的孩子，要搞到钱也更容易，自那之后，她便觉得自己有“让大家吃上好吃的”的责任，继续偷钱。

她每次都能找到妈妈的钱藏在哪里，可那时她还没认字学数，纸币上的数字对她来说没有意义，总之，每次都是抽出一张，无论是1块、5块还是20块，也不管是绿色的、红色的还是蓝色的，拿到了就赶紧跑。拿1块、5角的，妈妈可能发现不了，但要拿了20块的，妈妈肯定就知道了——这时就要拿削竹子狠狠打她了，妈妈平时是那么温柔，可是生气起来，打人一点也不手软。

增欣被妈妈打了几次，每次都诚心道歉，察言观色地低声求饶，但过后好像不长记性，仍旧去偷。因为只有她有钱买面，能跟小伙伴一起分吃，这样多有面子啊。就像玩一个冒险游戏，赢了有犒赏，就是难免还要挨点皮肉之苦。

不过，相比偷钱，更让妈妈和爸爸气恼的是，开小卖部的那个阿伯，跟他们家关系并不好——有一回妈妈跟阿伯在菜地里因为用水起了争执，阿伯竟舀了水就要往妈妈身上泼，幸好没泼到，增欣那次也在，看到了，便在一旁笑起来，笑他手脚笨拙——但到买零食这件事，她是真的没办法啊，这么好吃的东西，独独是这阿伯家才有，又让她和朋友这么开心，只能暂时忘却恩怨了。

爸妈无可奈何，直接去外头给增欣扛了一箱“超Q面”回来，这下供应充足，她再不用去偷钱了。她跟哥哥每日大量地吃，满足了嘴瘾，但却发起烧来。爷爷和妈妈找来了蟑螂，又带她去平时玩耍的沙地里一起挖沙虫，挖了几条捉回来洗净了，用两样虫子煲水给她喝。小增欣觉得十分新鲜——这可是生病的小孩才有的待遇，于是一碗朱红色的液体，“咕噜咕噜”便灌下去了。

不久后，她看到家人在家门口围成一个圈，爸爸蹲在那里流泪。她问妈妈：“爸爸在做什么？”这一问，惹得妈妈也哭了起来。妈妈告诉她，爷爷走了。听到这话，她懵懵懂懂的，但看到爸妈都在哭，也跟着哭了起来。

从那之后，她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4

对于小增欣来说，她还有属于自己的“个人游乐场”，那就是她家的鸡场。

有一阵子，她的乐趣就是张开双臂追着一群鸡仔跑，就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样。她在家中最小，可在那些鸡仔面前，她俨然就是一只庞然大物。后来被爸爸看见了，她被训斥了一顿，知道了把鸡仔赶在一堆可能会互相踩死，就不再玩了。

有一回，她看到有一只鸡死了，已经长了虫子，爸妈都没发现。她便自作主张，回去捧了一罐杀虫剂，对着虫子一阵狂喷。这下可闯祸了，那些雄壮的鸡看到有虫子，争先恐后抢过来吃，结果都中毒死了。

再长大一点点，她开始想要有自己的鸡仔。她看动画片里别人都有一只自己的小动物，她也想拥有。鸡场那一大群的鸡是爸妈的，她得自己单独养几只，亲手来照顾它们——村里来过一个老太太，是一个村民的亲戚，她走路时，身后就跟着一只鸡，她走到哪儿，鸡就跟到哪儿。那只鸡有点秃，身子就像抹了一层黄土，但它可活泼了，走路时抬头挺胸的。增欣看到了，暗暗说：哇，好好玩。养鸡仔的念头更强烈了。

有一日，鸡场里有只鸡仔生病了，小小的身子总是不自觉往一边倒。她听到爸爸说，如果它的情况没好转，就得扔掉了。她心想，这鸡仔还活着呢，怎么能不要呢？于是趁爸妈没注意，就偷偷把它捉走了，藏到了哥哥放书的箱子里。箱子里的书不算多，干脆垫在下面，对鸡仔来说空间也充足。

放好鸡仔，增欣像藏了宝贝似的，生怕被人发现，把箱子盖得严严实实，没想到过两日揭开盖子看，鸡仔已经死了，身子僵作一团。她才想起忘了给它喂食了，闯祸了，她又不敢去碰那鸡仔，便把箱子又盖上了。之后她每过一段时间就跑去打开盖子看，直到有一日，箱子里只剩下小鸡的骨架，她才把它清理出来埋掉。

鸡场里还有很多故事——比如，妈妈是负责鸡的温饱，爸爸要负责鸡的健康。

妈妈似乎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她要照顾几千只的鸡，冬天时还要上山去砍柴，回来烧火给鸡仔保温。因为爸爸手脚不太方便，家里最累最脏最繁重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做。而爸爸常常是在一旁“指挥”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给鸡打疫苗，鸡生病了要怎么处理，什么时候要给鸡仔保温。

她记得有一回，爸爸买了一批疫苗回来，疫苗是要低温冷藏的，他提醒妈妈给鸡打，但妈妈太忙给忘了，等到想起来时，疫苗在室温下已经放得太久，冇用了。为此，爸爸很生气，他呵斥妈妈。妈妈心里很委屈，也知道是自己疏忽了，便一边哭，一边继续干活。

还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爸爸跟妈妈又起了争执。妈妈回去收拾了行李想要走，增欣看到了，赶紧拉住了妈妈，叫她不要走。

5

被女儿拉住时，桂霞已是个年过40岁的中年女人了。

31岁那年，她因不堪忍受家暴，从广西柳州的山区里逃了出来。她下决心斩断过去，最终在这个麻风村里安了家。只有她自己知道，一个从外地来的女人，土地是别人的，语言是别人的，在这异乡的麻风村生活下来需要承受多少的压力，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

年轻时候可以不顾一切，可以跑开很远，但被女儿拉住的一瞬间，她想明白了，有些东西她终其一生也逃不掉了。自己是一个从穷困山区出来的无根女人，到哪里不都是一样的？一样要靠自己，一样要结婚，一样要生儿育女，一样是不识字的，只能日日出卖苦力。

看看这可爱又可怜巴巴的女儿，看看鸡场里叽叽喳喳的鸡，看看这个家。这些都是她用勤恳的双手日夜辛劳创造出来的。生活被折断、被摧毁太容易了，但要重新开始，却是那样艰难，哪怕把一切豁出去。

她决定不走了。

董义昌养了这么多年的鸡，已经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家庭和地利的“养鸡经济学”：中秋前养2、3千只中鸡，养个45天，过了最娇嫩的日子，打过3、4样疫苗，就卖给乐得简单好养的散养户，由他们继续养大。养过一批，鸡舍消了毒，再进一批，再卖出去，如此循环往复，时间短，成本低，资金周转快。

中秋后，中鸡就没人要了。普通农户养鸡都是要赴重要时节的，他们都等着养到来年2月初年例的时候，劏了摆上祭台。年例是粤西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跟春节同样重要，鸡是必不可少的。董义昌也要“赶趟”，把那些三黄鸡养到肉色吃起来不错，最少180日。

中秋过后，董义昌便开始专心养大鸡，等着春节年例前外人来收购。他做了这么多年鸡场，信誉不错，到了卖鸡的时节，单靠固定的熟客便能带走大部分鸡。但仍然有些挑挑拣拣被剩下的鸡——有些发育较慢、长得细只和跛脚的鸡，就要董义昌载去外面卖了。

这时，增欣便常常闹着要跟爸爸一起去。董义昌请了村民阿辉做司机，租来一辆电动车，用一些大个的鸭笼把鸡装好，带着增欣坐在后面，一起去外面的农村走街串巷。董义昌有些手指不完整，一只手不太能用力，阿辉一只脚走路有点瘸，但手是好的，收缩自如。于是阿辉负责抓鸡，董义昌收钱，增欣则在一旁帮忙看鸡。

等到增欣开始会算数了，便在一旁帮忙数钱。董义昌看她乖巧又懂事，便常常给她散纸（零碎钱），让她去附近的店铺买好吃的。增欣最喜欢买彩色的泡泡糖和“老鼠屎”，泡泡糖吃得又久又有味道，“老鼠屎”则又酸又甜，都是她爱的味道——小孩子真是最容易知足了，满足了口腹就会快乐，觉得得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等上到二年级时，增欣已经能认很多字了。村里有个医疗室，桌子上有一些杂志，她便去拿起来看。那是一些跟麻风病有关的杂志，上面不仅会普及麻风病的知识，也会讲一些麻风病人的悲惨经历。那时的寒暑假，也会有大学生志愿者过来村里了，增欣终于意识到，自己出生的这个村子，好像跟别的地方有些不同。

但她没有去问爸爸——之前她偷钱买“超Q面”时，董义昌对她说，他的手这样，是因为小时候偷东西被人家砍了。

6

关于自己的过去，董义昌从未跟女儿说过。

和女儿一样，他也是在一间破旧的砖瓦屋里出生的。那是一个叫那训村的小山寨，在人们吃大锅饭、赶走麻风病人的1958年，他钻出母腹来到人间。

那训是化州县海拔最高的地方，云雾萦绕，山海连绵，一直连到了广西那头。两地山岭边界模糊，风来雨去，男来女往，村里有许多人与广西那边通婚，他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对。

在董义昌幼时的记忆里，旧屋中只有他、奶奶和叔叔。在赶麻风病人的运动中，他患病的爸爸被赶到公社的旧屋里，和其他麻风病人住在一堆。家里的大人们把董义昌保护起来，再不让他跟他爸爸见面。于是爸爸成了他成长中被隐藏起来的人，连同记忆和模样都隐藏起来了。

妈妈呢？妈妈跑了，因为爸爸的病让她害怕，她就离了婚，跑回广西老家去了。董义昌不谙世事时，当然不知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大人们心中有很多的怕：怕麻风，怕被人咒说是地主恶霸，怕冇脸面在外头行走，后来他才知道，他们还怕他叔叔娶不到老婆。

那时，奶奶每周都被叫去开会，提高思想觉悟，重新改造自己。他听奶奶说，爷爷先后有过3个老婆（他奶奶是最小的一房），他们家有一些田地，又雇长工，还开了酒厂。后来土改复查，鉴于爷爷家没有请奴婢，从地主改评为富农，酒厂、土地、房产自然一概变作了公家的财产。他本来还有个从黄埔军校毕业、解放前在广西当县长的伯父，但伯父选择抱着大石头沉入家乡的河里。

最后，这个家只留得一间破落落的旧屋，还有孤零零的祖孙三人。

董义昌上学时，发现有个女人常在他放学的时候等着跟他说话。女人告诉他，她是他妈妈。可是他只是感到害怕，想要躲开。后来那女人去的次数多了，又常常给他吃的，他才不再排斥，渐渐接受了她——原来他真的是有一个妈妈，一个不在身边的妈妈。

等再长大一点，许多事情就渐渐明晰起来，可一旦明白过来，便会感到疼痛，便会知道难过。妈妈告诉董义昌，当年她本想带他一起走的，可是他奶奶不肯，她只好一个人狠下心走了。

听妈妈讲，董义昌才知，原来爸妈都是旧社会有钱人家的仔女，是解放后才缔结姻缘的。爸爸曾在解放前，那盲婚哑嫁的年月里，娶过一个比他大4岁的大老婆，因为婚前没见过面，婚后爸爸嫌她年纪大，又生得丑样，解放后便休了她，又娶了他妈妈。

他也听奶奶说过，跟抗战时做国民党军官的伯父不同，他爸爸是追随共产党打游击战的。解放后，他爸爸做了国营橡胶农场的负责人，后来土改斗地主，职位就丢了。生了董义昌没二年，他就患了麻风病。

董义昌知道爸妈都是高文化（妈妈那时甚至读到了高中）后，便暗暗下决心，自己以后要读到大学，像祖辈一样出人头地。家里虽没落了，奶奶和叔叔仍是咬紧牙支持他读书。他也争气，顺利读完了五年级，升上了初中，谁知刚上初中没两个月，就查出了和爸爸一样的病，学业从此中断，大学梦也离他而去。

没了书读的董义昌在生产队牵牛，一次在田间和一个小孩起了争执，小孩便脱口而出：“麻风仔！”他又气又委屈，急哭了起来，在田间干活的堂伯父看到了，觉得不平，便鼓动他：“打他打他！”董义昌便动手打了那个小孩，小孩的妈妈看到了，拿着扁担站了出来，要打董义昌。身材高大的堂伯父一下子抢过了女人的扁担，和她扭打起来。活脱脱一出人间闹剧。

奶奶那时年岁已大，做不了田间农活，靠叔叔和他牵牛的工分，实在难以满足一家人的三餐温饱。那时城里还没煤气，都是靠烧柴煮饭，为了多赚点钱补贴家用，董义昌在牵牛之余跟人上山砍柴，每天天还蒙蒙亮时，便挑着几十斤的柴进城，卖给城里的教师、医生和职工。虽然那时麻风站会派氨苯砜给他吃，但这样的重活干了几年，他的手还是出现了变形，右脚也变得有些肿大。此时他爸爸已从公社迁去了茶根村隔离治疗了多年，从家信中得知儿子得病后，便回信叫董义昌来茶根住院治疗。

于是在1978年，20岁的董义昌也到茶根来了。

命运让董义昌父子迎来了迟来的重逢，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重逢了无希望，无人高兴得起来。来到这陌生的山旮旯地方，本来就心烦，初来乍到的董义昌看到麻风村里的人常常一言不合就吵闹，动不动就打起来，更加烦躁。他爸爸的性格也阴晴不定，常常听信了其他村民的谗言，不分青红皂白便打他一顿。

在董义昌看来，父亲对他只有威严，没有爱。可这位老父亲到了生命的最后10年，却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外来的健康女人，与他的儿子建立了家庭。孙子增豪和孙女增欣相继出生后，这位被长时间隐藏起来的老人，干涸的心迎来了迟来的爱的甘霖。他转变了态度，开始帮儿子儿媳照顾孙辈，对孩子们极尽慈爱和保护，直到孙女5岁那年，他离开人世。

7

爷爷去世没多久，有个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来了。从爸爸口里，增欣得知这是她的奶奶，就是“爸爸的妈妈”。

自从董义昌来了茶根村后，母亲跟他已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毕竟前夫也在这里，她不好过来。这些小增欣都是不知道的，她只是感到有趣，好像奶奶突然就从天而降了。从那之后，奶奶几乎每年都会来，多数时候都是拿了东西过来，稍微坐坐就走了。

看奶奶带来的东西，似乎她的生活比较好，直到增欣和哥哥去广西探望过她后，才知道奶奶在那边有个“二爷”，还有好几个儿女。等到增欣再长大一些，就慢慢猜测到奶奶当年离开爷爷的原因了。

去广西，都是桂霞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董义昌从未去过。虽然他后来加进了家族的微信群，与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保持着联络，但无论他们怎么喊他去，他始终迈不出这一步。在他心里，他这个大哥终究是“不一样”的，能知道彼此的存在，远远问候一声就够了。

增欣就想，有些事情真是难以解释——奶奶和妈妈都是广西人，奶奶当年因为爷爷得了麻风病跑回了广西，而妈妈即使知道这个村子跟麻风病的关系，却还是从广西跑来了这里，和爸爸走在一起了。

可是，妈妈和爸爸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这些他们从未跟她说过。她猜想：爸爸行动不太方便，不太可能跑去广西，应该是妈妈来这里打工认识的吧。

爷爷去世那年，增欣已经在邻村读幼儿园了，过了2年，便上了小学。妈妈从义工那里拿回了一个旧书包，让她背着去上学——义工那里总有一些闲置的旧物，可以让村民拿去用，几年前哥哥要去广州慈幼中心那边上学，妈妈就去提回来了一个坏了拉杆的行李箱。

增欣读幼儿园时，妈妈总是每日踩单车送她去学校，放学时校车把她送回家里。小学没有校车，离家却更远了，妈妈仍旧很忙，没时间送她上下学，于是增欣便开始和梅梅他们结伴走路去学校。年纪小，步伐短，土路也不好走，每天单是上学路上就要花去2个多小时。所以，每日清晨鸡场里的公鸡刚开始鸣叫时，她便在妈妈的叫唤声中迷迷糊糊起来了。

增欣小时候读书的奖状（作者供图）

后来，梅梅他们有了单车，就踩单车去学校了。有时增欣也闹着要妈妈踩车送她去上学，但很多时候，她只能一个人走路去。那时进出村子的路还是土路，清晨站在路口向前望去，乌蒙蒙的一片，大地都还没苏醒过来。她独自拿着一盏手电筒，走在坎坷不平的灰暗上，那么漫长的路途，几乎不见一人，有时还是难免心惊。

谁都知道这样上学很为难一个7岁的小孩。董义昌和桂霞就跟一个有点疏的亲戚商量好了，平时让增欣在那边借宿，周末再回家。增欣去了别人家住，亲戚两公婆对她倒是不错，可家中的两个小孩却不跟她一起玩，还联合起来排斥她。增欣心里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只是放学后就不太愿意往亲戚家去，有时先去同学家玩了一阵，拖到天晚些了，才不得不回去。

幸而这段寄人篱下的时间不算太长，有个亲戚送了增欣一辆闲置的单车，她特别开心——终于可以和梅梅一起踩车上下学了。隔日，她和妈妈凌晨3点钟就起来了，在公共电视室门前的空地上练习踩单车。妈妈在一旁打着手电筒给她照路，一直练到了早上5点多，差不多该去上学时候，她已能自己踩着车在空地上兜圈了。

踩单车的感觉真是美妙，就像突然插上了翅膀的鸟儿，迎着风快乐翱翔。“啊，我学会了，我终于学会了！”增欣一边踩着单车一边畅想着，一个不注意，连人带车一起栽进了边上的池塘。

妈妈和梅梅赶紧把增欣连人带车拉了出来。但这一摔，她自己踩单车去学校的愿望便破灭了。她哭丧着说：“我冇识啊。”梅梅见状，自告奋勇载了她一起去上学。两三日后，增欣克服了惧怕，和梅梅一起踩单车去学校了。

茶根麻风村公共电视室前的空地，增欣小时候就在这里学踩单车（作者供图）

8

有段时间，细心的桂霞发现增欣读书似乎不太上心，平素少言的她，便给女儿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桂霞出生在广西柳州的一个穷僻山村，她在家中排行老二，出生时大姐已经在读书了。等她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两个弟弟相继出生，她读书的事情，她读书的愿望，便成了家里最无关要紧的事情。家里每餐都是稀粥水，可就算米粒再少，两个弟弟分到的总是最多的，大姐分食物时自然不忘往自己碗里多添一点，桂霞能分到的，就只有一碗粥水了。

等到两个弟弟先后上了学，桂霞还没开始读书。她好像被藏在了时间后面、家庭后面的一个影子，是做尽家务的奴婢，驶尽田地的耕牛。她在父母面前绝食抗议，然而没什么用，几日的坚持，也打不动铁石心肠的父母的心。

到许多年以后，等到她在茶根村扎下了根，父母、姊弟们要靠她生活了，她才做回了他们的女儿和姊妹。她在麻风村住下不久，她大姐便把父母也带来这个村里，在这里租屋住。

这一回，增欣听明白了妈妈话里的意思——自己有机会读书，该好好珍惜。可她又好生气，觉得这一切对妈妈好不公平。

那时，班里的同学并不知增欣家的情况。有一次放学，她和一个同学一起从校园里走出来，同学的母亲看到她，便热情地她家在哪里。增欣便边说边指给她看，从哪个哪个村下去。那个女人顺着增欣说的地点推断下去，眼神突然起了变化，说：“那不就是疯人院吗？”

增欣不明白这个阿姨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她能感到这是在说自己的坏话，瞬时觉得尴尬、不舒服，心里很希望这女人快点从眼前消失，真是不想再见到她了。增欣也会听到茶根附近的外村人眼神闪烁地说这里是“生风院”，但却常来这里打牌赌钱。他们既闲话，又来这儿捞便宜，真是太讨厌了。

好在，在计划生育抓得紧张的年月里，每次有计生干部要下村清查，很多顶着大肚子的农村妇女就跑来茶根，找了空屋住下，时长日久，还和相熟的村民一起煲食，她们和她们生出的孩子都相安无事，之后附近村的人便知道，这个病没什么的。

但若让时间退回到20多年前，董义昌也并不指望桂霞会愿意在这个地方留下来。当时桂霞还是谭宝珍，一个从广西来的壮族女人。谭宝珍是她的原名，跟她熟悉的人都叫她“malang”。

90年代打工潮兴起，贫困农村和山区的年轻人翻过一座座大山，扒上一趟趟的火车，像潮水一般涌向广东。那时茶根的许多村民都治好病出院了，留下来的人也都老了，耕不动田了，大片闲置的土地便承包给附近村的村民。有个颇有野心的老板一口气承包了几十亩田地做果园，需要雇工来栽果苗，桂霞跟着大姐、两个弟弟还有几个老乡，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跑来打这份短工。

那时董义昌就在果园附近养鸡，和其他村民养个十几、二十只鸡耍耍度日不同，他用以前废弃的旧屋认认真真搞好鸡舍，一趟养个上千只，是村里名副其实的养鸡大户。靠着勤劳肯干，他抱回了村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一辆凤凰牌单车。业务做大后，他甚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专门雇人搭他和上百只鸡去外头农村卖。

桂霞的姐姐来广东打工的时间更早一些，精明的她很快就认识了董义昌。晚上没事做时，她便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董义昌的房间看电视。次数多了，彼此便渐渐熟悉起来。

开始时，大家不过像朋友一样往来，并没有多想。那时董义昌还和另外一个女人住一起，那个女人是贵州人，同样二十多岁，黝黑结实，也是来这边打工的，被老板拖延了工资，只好耐着性子在这里磨着。一个外来的女人在山边单独住，未免害怕，便搬去跟董义昌住到了一块，一起搭伙吃饭。

这个女人心里怎么想，董义昌是知道的，对于他来说，这样的交易他并不吃亏，对于手脚残缺的他来说，有个异性能彼此相伴一程也是好的。本来日久生情，董义昌对这个女人有了更多的想法，希望她能留下来一起生活，但几个月后，女人收到拖欠工资后，还是走了。

9

贵州女人离开后，董义昌就向桂霞慢慢靠近。

他看桂霞勤劳踏实，一身衣着始终朴素，做事不挑不拣，像是顾家的女人。她身份证上的民族写的是壮族，但从未见过她穿民族服饰。他知道她在广西有老公、有孩子，也知道那男人不仅酗酒，还经常打她骂她。她的家婆也是个厉害角色，家里的母鸡生了蛋，直接拿去了墟镇上卖，也不会让她吃一个——这些过往，桂霞对董义昌一点没有隐瞒，董义昌也不在意，他自嘲：“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还在意这些？”

是什么时候彼此开始有了心思？对他来说，或许是桂霞帮他洗衣服开始的，“男人嘛，比较懒，我洗了澡就把衣服泡在那里，她看到了就帮我洗，我有什么好吃的就给她吃”。虽说都是“穷山僻壤”，可广东的山不过就是一些低矮的小山坡罢了，跟广西那些真正大山相比，小巫见大巫。桂霞来茶根时，老家那边还没有通电。

几个月后，果苗栽好了，工资到手了，大姐和两个老乡都走了，桂霞却决定要留下来，和董义昌同吃同住。大弟弟知道她打算跟董义昌一起生活时，并不赞成。他和小弟弟都想不通，二姐在广西老家有丈夫，儿子都七八岁了，为啥要在这里跟一个患过麻风病、手脚不太好的男人在一起？

兄弟俩来到了董义昌家里，用董义昌听不懂的广西话跟桂霞说话，聪明的董义昌从他们的语调神情中看出来，他们是来喊她回去。桂霞没有答应，她虽然话不多，看来老实柔和，但关键时候她知道自己抓主意。

桂霞看中了董义昌的灵活肯干，活泼开朗。那时董义昌虽然38岁了，手脚也不太好，但模样并不差，他的五官线条轮廓分明，精神头也好，眼里有一股不甘的拼劲。茶根村的村民中，就他一人养这么多只鸡，家中还有电视机和单车，生活过得一点不含糊。这样的生活，比她在广西阴冷山区里还未通电、令她感到压抑窒息的家，要好多了。

董义昌确实跟茶根的多数村民不太一样。他虽然困在山中，心和眼睛却一直是往外走的。早10年，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到处都是机会，他跟着别人合伙，跑去广西贩鸡回化州当地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时他真是年轻啊，巴不得有机会跑出这麻风村，跑到外面的世界去望望瞧瞧，去闯去荡去冒险。

当时跟他合伙的，是他姐夫的侄子。这个姐姐与他同父异母，是他“大娘”生的。在姐姐家的餐桌上，他与那个侄子初次见面，就谈妥了一起贩鸡的事情。他肯信人，知道侄子没本钱，便把囊中所有的积蓄（几百块钱）掏了出来——既然逮住机会，他便决心赌一把。

这个侄子的妻子是广西柳州本地人，当时柳州政府大力扶持养鸡业，那边鸡多又便宜，侄媳熟门熟路，知道哪里可以收购鸡。他们夫妇前一天晚上坐火车从化州出发，第二天清早抵达柳州，收购百十只鸡后，晚上就坐火车返回，董义昌则负责在化州将这些收购到的鸡卖出去。他在一个朋友的饭店门前卖，常常有熟客来收购。

跟侄子合作了大约一年时间，一天早上，董义昌像往常一样，清晨5点多在饭店门口等侄子运鸡来，等了一个早上也没有等到。接下来几天，也音讯人影全无。1987年，没有电话都不常见，联系不上对方，董义昌感到十分蹊跷，遂决定坐车到侄子家里去瞧瞧。到了地方，侄子正在家里起新屋，看到董义昌追到家里来，只好厚着脸皮，带着歉意对董义昌说，他要盖新房，钱先借他挪用一下。

董义昌又气又恨，怎奈是亲戚，不好直接撕破脸皮，钱又在人家手里抓着，只好忍气吞声，要侄子算清账目，写个欠条。一算账，每人竟有几千块收入。他心里叹息，这个侄子实在太过目光短浅，要是他们继续合伙，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再做个一年半载，起两栋房子的钱都有了。结果，密密跟了两三年，董义昌才要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辛苦钱。

不再贩鸡后，他得知叔叔一家在山区的田地太瘦，耕田收成无多，生活不好过，就叫了阿叔阿婶一家来茶根耕了几年田，养了几年蚕。他阿叔年轻时是个靓仔，很招女孩喜欢，但人家知道他家是富农，都避之不及，他快到30岁才结了婚，讨了个广西老婆，是个哑巴。

董义昌跟阿叔阿婶齐心养大了堂弟堂妹，供他们读了几年书。但务农终究赚不到什么钱，叔叔一家后来还是回老家去了。叔叔走了，董义昌便给在茶根承包鸭场的老板打工，做了大约两三年，有了一些积蓄，便决定自己出来单干。他把这些钱几乎都投入了用来养鸡，就这样养了有一两年，桂霞便来这边打工了。

10

桂霞留下来了，村里就有了流言，说是她大姐让她留下来骗钱的。这些话传到董义昌父亲的耳里，他冲进儿子屋里说：“你最好让她走，不然我就砍死你。”

在遭遇四面嘲讽之时，父亲竟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董义昌心里骤然升起火苗，但他最终还是强压住了，他缺少跟父亲吵架的底气——他又如何能保证桂霞不会跑，如何知道她不是骗自己的呢？

父亲虽粗暴蛮横，但他的忧虑却也不无道理——当年，董义昌的亲妈，不就是因为这个病抛弃了他吗？他怎么能相信会有外面的健康女人自愿跑来这里住下，真心要跟他的儿子好？

说桂霞骗钱的话在耳边吹得多了，董义昌内心也难免生疑虑，但他转念一想，“骗就骗吧，她要真骗我也认了”——这个女人手脚利索勤快，力气大，是一向做惯了苦力活的，她要真的住下来，可以帮自己不少忙，而自己大部分钱都存在银行，即便她真的要卷钱跑路，实在也拿不了多少，留一点警惕，带眼识人就是了。

他们的事在村里来回飞了几遭，经人翻来覆去地议论，炒得比夏天的日头还赤热。村民中有眼红妒嫉的，有暗中操盘的，有起哄的，有盼着董义昌出丑的，也有做冷眼看客的……独独有一个女人，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说：“他要娶了健康人，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这样我们麻风病人脸上都有光彩啊。”

如此猝然被卷入风暴的中心，是桂霞没想到的。她充耳不闻，安安静静地在茶根住了下来。有一回，大姐来找她借钱，怕董义昌多想，她都没借。董义昌心下欣喜，知道她待自己是有真心的。至于那些流言，是别人捏造也好，弄假成真也罢，他并不想细究了，最要紧的是，桂霞留下来了。

在两人在一起许久以后，抱定桂霞是不会走的了，董义昌才忍不住问她，她最初住下来，是不是大姐教唆的？桂霞只是笑笑，没有作答。

桂霞再没有回过广西的那个家，那个男人知道她在广东这头，也从来不曾来追过，两人的心早就分崩离析了。因为和丈夫没有正式离婚，桂霞和董义昌也没法打结婚证，但他们并未在意，就这样做事实夫妻生活着。他们也没有什么结婚仪式，没有“三金”，没有信物，董义昌甚至不用费心去想这一层。这与他们长久以来在贫穷中养成的习惯有关，生活如此粗糙，棱角清楚，容不下想象，唯有脚踏实地走下去。

不久桂霞便怀孕了。看到她日渐隆起的肚子，又有村民又坐不住了，拉上三两个人，直接去院长那里开闹。他们愤愤不平地对院长说：“他可以结婚生仔，我们也要揾老婆。”

他们这么一闹腾，院长跟着着急起来。那几年，村里人来人往多了起来，经常能看到性工作者出入，院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村民们要个个真想娶老婆，那就真叫他头疼了。

院长找到董义昌，神色凝重地对他说：“村民对你找老婆这件事有意见啊，要是村里人人都找老婆，我也难办啊——哪里有那么多房子住？你们要在这里生活可以，但我不能给你生活费了，你得自力更生才行。”谈话后，院长便停了董义昌一个月几百块钱的生活费——这笔钱是国家专门用于补助身体有残疾、谋生不易的麻风康复者的。

这让董义昌气愤又心凉——窝在这里的人，谁不是受过许多的苦，可到头来非但不能彼此理解同情，还要“鬼打鬼，互相残杀”？他向来不是个能忍气吞声的人，可为了桂霞能顺利住下去，他也只好忍着。

因为做生意的需要，董义昌接触来往的人比以前更多了，附近宏道村的书记也成了他的朋友。相邻的村子本来就容易因土地、水源起冲突，茶根村人少，村民又都患过麻风，年老身残，是个“弱势村”，于是院长每年都要包个红包给宏道村的书记，以示友好往来。宏道村的书记听闻董义昌因娶老婆而被停了生活费，心里也为之抱不平，在一次假日问候时，就跟院长交涉，放言说如果不给董义昌生活费，以后有什么事别找他。

逼于宏道村书记的压力，院长又重新给董义昌发生活费了。

11

1998年，儿子增豪出生。5年后，又添了女儿增欣。

那几年，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时候，附近农村超生的孕妇跑来茶根这里躲避，在废弃屋里过夜，董义昌和桂霞的孩子也在这山窝里悄悄出生。因为董义昌和桂霞没有打结婚证，为了给孩子上户口，董义昌托了亲戚找关系帮忙，才顺利给孩子上了户口。那时桂霞在这里已经生活多年，于是也给她上了户口，让她从此改名换姓，在这异乡的土地一点点扎下根来。

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后，董义昌和桂霞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养活一家人，他们能做的只有养更多的鸡，卖更多的鸡。后来在女儿刚好上幼儿园的2008年，董义昌又一次赚了个痛快。那时北京办奥运，他看准市场利好，3000多只鸡仔耐心喂养180多天，养做大鸡，一趟赚了6万多。

跟2003年那次一样，董义昌识抓时机，又敢出手，再凑上一点运气，赌赢了。但一半多的功劳是妻子桂霞的，毕竟，日常养鸡的压力都压在桂霞肩膀上。

就在养鸡大赚这年，董义昌去街市上买东西，遇到有影像铺刚刚开张，店员热情地向来往的行人做推销。董义昌听到了，心想：一家人还从来没拍过全家福，当年他和桂霞结婚时，也是连个合影纪念都没有，这回倒是个好机会。于是他回家把桂霞和两个孩子一起叫来，在工作人员的热情推荐下，带妻子补拍了婚纱照。化妆师给他和桂霞都化了妆，又穿上了婚纱和礼服，给他们拍完，又和两个孩子一起拍了全家福，寄给了他在广西的妈妈、阿叔和堂弟。

那张镶了相框的大幅婚纱照，后来就一直挂在他们房间的墙上，相框的边沿早已褪色，相纸已经快脱离了框架。

董义昌和桂霞2008年在影像铺补拍的婚纱照（作者供图，为保护桂霞隐私，照片做了模糊处理）

也是那年，董义昌曾打工过的那个鸭场，老板承包了更多的土地，他们一家住的小房子和养鸡的地方，都进了被征收的范围——村民们在村里找地养鸡，不需要出钱，土地承包出去，麻风院多少能有些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董义昌只能在村里另找一处荒弃的房舍，重新落脚。

幸好茶根村不缺土地，他们一家就搬迁去了村子的东北角。没想到过了年，禽流感来势汹涌，不仅迅速传播全国，还出现了多个人传染禽流感致死的案例，鸡价应声下跌。董义昌不禁想起了2005年，那一年，禽流感还没传到广东，鸡市行情就已经十分惨淡。

他忧心忡忡，看着电视新闻，饭菜难以下咽——这样下去，今年注定血本无归了。养鸡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按这形势，恐非长远之计。女儿眼看就要上小学，儿子的学费虽然有教会慈善组织承担，但以后再往上读书，也是要钱的。他手脚不方便，妻子没什么文化，想出去工作，基本不太可能。董义昌想来想去，觉得养猪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养殖行业混了这么多年，就算换了一种牲畜，原先累积的很多经验仍旧能用，照样是要三餐好生照料，保证它们的健康，这些都是他和妻子力所能及的。

跟桂霞过日子十来年时间，桂霞持家，买猪肉都是买便宜的腩肉，排骨从来不舍得买。有时董义昌买一些贵点的肉回来吃，她虽不埋怨，但绷着脸，一脸不开心。平时买衣服，桂霞也总是挑便宜的买，一条裤子超过50元她就不愿意看了。有一次，她和董义昌出去，董义昌看中了一双小300块的鞋子，说给她买一双，她死活不同意。董义昌看她脸色难看，只好讪讪作罢。

既然如此，董义昌就将这些多年赚来的、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钱，全部都投掷到养猪中去了。他请来附近村的水泥匠帮忙，慢慢地起猪舍，这样工钱不会太高，他就可以一边继续赚钱一边投入使用。3、4个月后，有部分猪舍能用了，他便按朋友介绍的，从广西博白进了70多只猪仔。

也起了一些新的鸡舍，毕竟养了这么多年鸡，完全舍掉太可惜，只是养的规模数量比之前缩小了许多。为了节省材料成本，桂霞就带着儿子增豪去了之前做鸡舍的废弃旧屋拾砖头。

那天，增欣也跟着妈妈去了。正是在那里，桂霞对她说，你就是在这个鸡场附近出生的。

董义昌家2017年养的猪，当时三大排的猪舍养的满满当当（作者供图）

12

2011年，600多平米的新猪舍终于起好了。这3栋赤朱色的长条形建筑，屹立在茶根的土地上，光鲜又显眼。猪舍通风透气，阳光充足，水泥地面平整凉爽。猪居住的环境，甚至比董义昌一家住的旧屋还要好——旧屋的地面是用水泥粗砂马虎抹成的，凹凸不平。

左排猪舍旁边是一个鱼塘，右排猪舍下连有一个沼气池，这样一来，猪屎既可喂鱼又能用来生产做饭用的沼气。猪舍里的设备也一应俱全，有直接供猪饮水的水管，还有供刚出生的猪仔用的保温箱，冬日寒冷时候一插电，就能供热了。

鸡的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新鸡舍里安装了保温灯，刚出生的鸡仔不用再靠柴火巷取暖了。

2年时间，先后总共投入了50多万，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跟亲友借了7万多块。这庞大的工程显示出了董义昌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对年过半百他来说，造这敞亮的猪舍就是在造一个梦，在茶根村里，没人敢像他这样去想、去做。

丈夫野心勃勃，日常工作的重担照旧又压到了桂霞身上，她只是勤勤恳恳地埋头做事。这就是伴随二三百头嗷嗷叫的猪仔们而来的新生活、新挑战，这勤劳的一家子——特别是桂霞的那双手——创造出来的一切。

猪肚子饿或者不安分时，它们发出的声音大而刺耳，远超一群鸡；这些肥胖的动物也带来了特别的气味，屎尿味和体味混杂，刺鼻难闻。董义昌一家住的房子就对着猪舍，不过三四米远，幸好山区空旷，空气流通，味道也就不显得那么呛人。人是能适应环境的，时长日久，猪舍里飘荡出的味道渐渐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气味表明那些猪正健康地活着，正蓬勃地生长，让人感到踏实。它们生猛、热闹，自在地吃喝拉撒，就是生活的希望。

猪舍正式建好这一年，对于这一家子来说，确实是个好年景。这一年猪价好，200多头猪被桂霞照料得肥硕又健康。精明的饲料商看在眼里，认为这对齐心勤勉的夫妇实在可以作为广告宣传的案例，就送来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XX科学养猪示范户”，钉在猪舍外墙面显眼的位置上，之后又特别给董义昌安排了技术专家，有什么饲养上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帮忙——还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第一次是送来了一台洗衣机，第二次则搬来了一台2米高的三开门大冰箱。这个饲料商常常在其他养猪户面前夸董义昌：“你们看昌叔，虽然身体有残疾，但养猪养得那样好。”

桂霞看起来似乎也很满足，只要董义昌不说她，不跟她吵架，每日她脸上总有笑容。虽然活儿那么多，她总能不慌不忙，提着一桶桶的饲料去喂猪、喂鸡，清洗猪舍，煮菜做饭、洗衣……有时天热，她额头、脸上、脖子上都是汗，衣裳贴着后背，可她仍然那么开心。忙完了，偶尔偷点时间，便去跟关系比较好的村民聊天，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小小的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增欣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黏着桂霞，虽然知道妈妈忙，可还是要跟她待一起。妈妈虽然打过她，可平时总是温柔的、让人亲近的，跟她在一起很放松，没有什么压力。从前增欣还是小大点的时候，妈妈有时会逗她，笑着说她不是亲生的，是大水冲来的，自己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洗着洗着就听到有婴儿的哭声，就把她捡回来了。后来增欣长大了一点，就变作她去逗妈妈了，常常能把妈妈逗得哈哈大笑。可有一回玩过头了，她叫妈妈闭上眼睛，说要给妈妈一个惊喜，见妈妈满是期待地闭上了眼睛后，她就抓起一把猪饲料往妈妈口里放。妈妈这次没有笑，而是十分生气，一直不理睬她，就算她连忙给妈妈赔不是，妈妈也是到第二天才消了气。

又有一回，增欣看见妈妈喂刚出生猪仔吃奶粉，便去偷猪仔的奶粉来吃，被哥哥看到了，便去妈妈跟前告状。妈妈说，想吃就吃，那些猪仔很快就不用吃了。哥哥听了，便大勺大勺舀奶粉吃，这下轮到增欣不开心了，她都是一次吃一点，哥哥这一搅和，奶粉很快就没了。

兄妹俩既争宠又争吃，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拌嘴。他们都喜欢吃鸡心，劏鸡时，桂霞便把小小的鸡心切开，一人分一半。那时增豪从广州慈善组织的学校放假回来，增欣看到妈妈对哥哥好，就觉得是哥哥抢走了妈妈对自己的爱，会嘟起小嘴。她也羡慕哥哥在广州的生活，那里的生活是新鲜的，跟在山窝里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色彩。

13

增豪在广州慈幼中心的小学毕业了。本来只要成绩不太差，不出什么大的幺蛾子，他就可以在那边至少免费就读到初中毕业。那是一个专门为解决麻风康复者子女就学问题而设立的项目，他们在广州一个城中村租下了一块地，供小孩子们食宿，又出钱把他们送到附近的学校就读。但增豪太调皮了，经常玩游戏，成绩越来越差，他们觉得着实管教不来，就让家长带回去教。无奈之下，董义昌只好让儿子回化州读书。

儿子免费就读的名额空了出来，董义昌想着女儿读书成绩好，去广州读书又是学费食宿全免，便申请换女儿过去，慈幼中心那边同意了。增欣得知自己能去大城市读书，高兴坏了，这可是她早就神往已久、日盼夜想的呢。

因为异地入学，广州那边的学校不同意增欣直接升上三年级，她只好从一年级重新读起。增欣临走前，桂霞给女儿煮了满满一袋的鸡蛋，让她带去学校吃。这是增欣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有一辆大巴车专门来接她去学校，车上有20多个孩子。有个小孩也是像她一样第一次出远门，车子还没开出多远，便兀自在车上哭了起来。车上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便安慰那个小孩：不用伤心，假期还会回来的，不是说去读书了就不回家了。增欣本来心里也有些难受，听着大人这么说，觉得有道理，“还会回来的，不用太伤感”，心中对于未知远方的欣喜和期盼，又占据了上风。

路途遥远，她感到有点饿了，便拿出鸡蛋，剥了一个吃了起来。就在她吃得津津有味时，不知哪个男生突然大声说，是谁在吃鸡蛋，好臭啊。其他人也应和，是啊，好臭。车上骤然躁动起来，增欣吓得赶紧把鸡蛋收进书包里藏了起来。她很狐疑，我的鸡蛋真的臭吗？但别人都说臭啊，想想自己也不想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还是决心不再吃了。

这个小插曲很快被抛到了脑后。窗外变幻的景象吸引着她，车子在经过一座有钢索的大桥。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桥那么大，像只巨型的蜘蛛，而车上的她则像只小蚂蚁。这是以前在电视里看到的景象啊：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像一块块堆积起来的积木一样。她一边看，一边赞叹着，原来大城市是这样的。

夜幕逐渐拉了下来，大桥上、路边、大楼的灯光相继点起，车灯拉出长长的闪闪的光，就像看万花筒一样，让人眩目、惊喜、心跳加速。这是在山里长大的女孩从未见过的世界，增欣已经勇敢地迈开了步伐。

晚上七八点钟，终于到了慈幼中心。增欣却一点也不知疲惫，这里，就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呀！它真可爱，就像一个小学校，有自习室、操场和篮球场，还有沙地，沙地上有滑梯。小花园里种着花花草草，还有芒果和葡萄（后来水果成熟了，她和其他小孩子去摘来吃，发现实在太酸啦，怪不得不见人摘呢）。她还看见了羊和孔雀，她和其他孩子都喜欢跑去看它们，可是后来等到有重要节日时，一些羊就被宰杀了吃了。那只孔雀一直养着，它会开屏，可是不太好看，因为屏是残缺的。

增欣把妈妈给她的那袋鸡蛋藏在了宿舍的抽屉里，两三日后再打开时，一阵臭味扑面而来，实在非扔掉不可了。去学校时，她把鸡蛋带在身上，经过一座桥时，她便猛地把鸡蛋往桥下投下去，溅起一大片水花。她望了一眼，快步走向学校，心里刺痛——这是她第一次扔掉这么多宝贵的食物，那是妈妈特意给她煮的鸡蛋。

在化州那边时，上学就像在玩一样。在大城市的学校里读书，有月测，要学习评比，压力随之而至，增欣看着同学们个个都很努力，想想自己好不容易逮着机会来这里，知道要收心好好学了。课余、吃饭和周末时间，增欣都是在慈幼中心度过的。10个女孩子住一个套间，里面有宿舍，还有客厅和厨房，一个负责管理的姐姐跟她们住一起。

这里还有各样的活动，每年有隆重的院庆，年节也有相应的安排，复活节时，孩子们会一起涂彩蛋。每逢父亲节和母亲节，姐姐还会提醒孩子们叫打电话回家。

“爸爸，父亲节快乐！”听到女儿如铃声一般清脆的声音，就像一杯好茶下肚，一身清爽。

董义昌感到很欣慰，女儿长大了。

14

寒暑假，慈幼中心会包车送孩子们回当地的车站。爸爸在车站就见到了的，可是，增欣好想妈妈呀。到了村口，望见妈妈的影子在那里，她就大声喊“妈妈！”。桂霞听见了，抬起头来望着女儿，露出了笑容，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增欣感到自己虽然离家远了，可跟妈妈却比之前更亲近了。相反，她三四岁时躺到爸爸肚皮上那时候倒不觉得害怕，但长大了，却能感到爸爸身上的威严了，不太愿意靠近了。她一回来，爸爸就要问她成绩，还会一脸严肃地提醒她：“一定要读好书，读不好就不要读了。”

增欣成绩向来都很好，让董义昌在亲友面前脸上有光。家中客厅兼卧室的墙上，现在还贴着她读小学一二年级时的奖状。女儿是董义昌的骄傲，但他不会在脸上表露这一点，他很担心增欣会像她哥哥一样，读着读着就无心读书了，那句提醒的话是在给女儿打预防针。聪明的增欣当然知道爸爸的想法——要读够书，来日才有出头天。董义昌曾跟增欣说过，自己小时候没读多少书就出来砍柴了，增欣猜到，爸爸那时是有了麻风病，才没有读书了。

增欣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她好玩又开朗爱笑，很快就跟同学们打成了一片。读到二年级时，她开始在班里担任课代表。到了三四年级，她当起了班长，有时是老师选的，有时是她毛遂自荐——她这点有些像爸爸，胆子大，爱表现，乐于“管人”。班里没人知道她家的情况，再没有碰到被人说她来自“疯人院”的尴尬和不快。

在广州见过了那些光鲜靓丽，再回山村里，见到家里低矮的砖瓦屋，闻到猪舍里的味道，听到鸡的扑腾叫鸣，增欣才真正懂得爸妈的不易。她去广州读小学的那年，是家里养猪最赚的一年。第二年放假回到家里，她看到爸妈神情慌张，说是禽流感又来了。晚上一家人等鸡回笼后，便抓鸡打疫苗，爸爸还叫了几个朋友来帮忙，连续忙活几夜，人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家里的鸡躲过了一劫，但之后的2013到2015年，猪价持续下跌，家里赚得越来越少。越过2015年，猪价稍有些回升，可到了2017年，竟又跌得厉害。猪市如股市，价格浮浮沉沉叫人心焦。董义昌终于意识到，养牲畜都一样，许多事情自己是控制不了的，即便好生照料，好生侍候，仍然可能撞个鼻青脸肿。

养猪大计不如预期，家里又出了状况——桂霞病了。

一向做着家里最粗重辛苦的活儿、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桂霞，感到身体越来越差，开始时是一只手突然使不出力气，后来是整个身子都发力困难——过去提桶水、扛个百多斤的东西都是易事，但现在竟感到十分费劲。她才51岁，这显然不是自然衰老的表现，她的身体里似乎在发生着一些难以体察、但迅猛的变化。

2017年年初，董义昌带着桂霞去了化州市人民医院看病，却查不出什么结果来，回来后去找老中医抓些中药煲了吃，也不见好转。好好一个人，能扛下所有重担，如今却好像被废了武功一般，实在叫人费解。怕是这个病会传染，董义昌像以前人们对待麻风病人的方式一样，给桂霞分了饭菜和碗筷，但增欣假期回家时，照样和妈妈一起睡。家里地方小，董义昌也不好说什么。

增欣知道妈妈生病了，也看出了爸爸的异常，但她没有出声，一切就像不可轻易触碰的伤口一样。她会默默主动去做很多事，炒菜做饭，喂猪，给妈妈喂饭，说一些逗她开心的话……她心想，自己多做一些，妈妈多休息一阵子，也许就会逐渐好起来了。

可是桂霞并没有好起来。

到了那年6月，董义昌决定带桂霞去更好的茂名市人民医院检查。临床经验丰富的门诊女医生看到桂霞的体态模样，还没做检查，便下了论断：“是渐冻症，症状已经很明显了。”

检查结果出来，诊断书上写的是：肌萎缩侧索硬化（ALS）。等于戳下了红头印章，坐实了医生的诊断。这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病，会让患者逐渐丧失身体所有的运动机能，行动能力、开口说话的能力、咀嚼食物的能力、呼吸的能力……最终都会一一丧失。

医生悄声对董义昌说：“你老婆这个病是医不好的了，你回去好好给足营养，好生照顾她，或许可以延长寿命。”

董义昌整个人都懵了。渐冻症，这是他从未听过的。可这3个字充满了杀伤力，就像一封家庭命运的宣判书，以前人家常说麻风无药可医，可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绝症啊！桂霞从未享过一天福，儿女还没成家……还有他自己，没了妻子，自己该怎么办呢？

但真实窘迫的状况也让董义昌没法想得更多了：1万多块的住院账单等着他支付，扣除医保，个人还要支付4、5千块。可眼下，他连这几千块现金也拿不出来。幸好开车载他们来医院的朋友平日跟桂霞关系不错，及时解囊，先行垫付了。

15

我是在董义昌拿到那张诊断书后的1个月，第一次来到茶根村，见到了这个几乎就要被现实压垮的男人。他艰难地提着那只有风湿痛的瘸腿走在雨后的泥土路上，一步一脚印，缓慢又扎实，留下了许多深凹的印迹。

他告诉我，他向妻子隐瞒了病情，也不打算跟女儿和儿子说。

“儿子明年要高考了，不能跟他说，跟他说了怕影响到他。”“女儿是最爱妈妈的，更加不能跟她说，如果她知道妈妈有这个病，她说不读书了怎么办。”董义昌一个人喃喃自语，坚信这样子是对家里所有人是最好的。

我在那间低矮的砖瓦屋里见到了桂霞。她十分清瘦，脸部表情有点木讷，我跟她打招呼，她便对着我微笑，我尝试跟她说话，却发现这个病已经影响了她的发音。她声音沙哑，吐字不清，已难以听清她在说什么了。后来我看见她挪动着脚到门口，用已经有点变形的双手努力提起一桶水，可没一会儿，她就露出无奈的笑，放下了。

有谁能比她更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她不过是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罢了。我能看出她的不甘，不愿意成为家里的拖累——过去20年里，她一直是家里最有力气、最能干、承担最多的那一员，现在哪怕还能帮忙干一点也是好的。

等到增欣放假回来，董义昌对于检查结果果真一字不提。他惦记着女儿的学习，这次考试，增欣的成绩跌到了第四名，老师在评语栏上写道：“成绩依然不错，但精神不够集中，上课有时会分神。”董义昌关切地问是怎么回事，增欣回答：“爸爸，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好烦好躁，成绩是降了。”

董义昌不禁暗想，女儿是最爱妈妈的，可能妈妈有病，女儿有心灵感应吧。可是父女俩谁也不愿再多说什么，关于学习，关于妈妈的病。沉默，代替了一切。沉默，也说明了一切。只待时间显露出残酷的真相。

有一天，增欣在收拾房间时看到了一张检查单，上面有妈妈病症的诊断。她也从未听说过这种病，于是上网查，搜索结果先跳出了“霍金”，她才知道，原来这个坐在椅子上的科学家得的就是这病。她也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了。

妈妈，会像霍金一样走不了路吗？

妈妈，会说不了话吗？

妈妈，会死掉吗？

增欣不敢继续细想下去。难过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她就一个人悄悄抹泪。董义昌一样忧虑重重：明年女儿小学毕业，今年（2017）广州教育局出台了新的政策，不是广州当地户口的学生，若没有家庭在广州的居住证明，无法再在广州当地公立学校就读，那就意味着，增欣就要从广州回来了，后面一切读书的费用就要自己承担了；而儿子明年则要高考了，如果考上大学了，又是要钱。

“老婆要死了，这个家就散了。”他对我说，“她是这个家的支柱。”

我听得心里直往下沉。那时整个中国可查的渐冻症公益组织，仅在北京有一家，我帮忙联系上了，那边说可以为需要的病人提供呼吸机，但申请条件是要先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有医院提供相关证明，证明身体状况需要使用才行。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董义昌，并请那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把我们拉入一个渐冻人的家属群。在群里，大家经常相互鼓励，也会分享照护的经验，隔三岔五，便有人在群里发讣告。

后来，董义昌跟我说，他按照一个医生的建议，给妻子买了一款中药制剂吃。我闷住没有吭声——我了解到有一些可以推迟病情的治疗药物，可是那些药都很贵，也没有入医保，不是他们家能够负担得起的。

董义昌要一个人照顾妻子和自己，还要照顾几百头猪，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他原来右脚就有些跛，岁数大了，左脚又添了风湿关节炎，常常酸痛无力，走起路来更加不便。要长期这样下去，他自己的身子也会垮掉，但一家人还要靠他呢！

思来想去，他找到附近村的朋友黄老师来帮忙。双方讲好，工资一个月1000多块，再多一点，他也实在给不起。黄老师是退休民办教师，平日清闲冇事常来串门，彼此早是老相识，自然清楚他家的情况，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工钱。

董义昌把一切盼望赌在猪舍那400多头猪身上。他日日夜夜盼着猪价回暖，怎奈猪价仍是叫人捉摸不定。熬过了漫长的2017年，等到了第二年4月，却又等来了4头母猪和30多头商品猪的暴毙。一夜之间，几万块打了水漂，这一年，注定又要蚀本了。他怀疑是一直使用的进口疫苗掺假，可那些打疫苗的瓶子早已扔掉，死无对证了。

“一黑起来，头头都黑的，运气好差。”所有的糟心事都在董义昌心头堆成山堆，无处消解。

16

须臾之间，来到了2018年的6月，增豪参加完高考，增欣也小学毕业了。增欣内心充满难过和不舍，这个曾叫她欢欣的大城市，如今要她走了，她心中有点愤愤不平，可最后也只能收拾行囊回老家。

董义昌像往时女儿放假回家一样，和朋友一起开车去化州车站接她。接上女儿后，他们又赶往肉菜市场——董义昌想着，女儿毕业了，得买点好吃的回去庆祝一番。没想到，到了市场，遇上一个一直赖债不还的老客。好几年前董义昌大规模养鸡时候，那人大大方方把鸡捉走了之后便没有了下文，董义昌去追了几次钱，对方硬是不认账。后来董义昌才听说，此人早是臭名远扬、人人喊打的街溜子。

那天董义昌看着那个人头发梳得齐整，一身西装加皮鞋，好似十分得志，不由得心中火苗直往外窜，想着自己近年诸事不顺，正好找个活该的人来出气，便指着他破口大骂：“你这个骗子，你这个不得好死的。欠债不还，你算什么东西？！”增欣和爸爸的朋友在一旁看得心惊，赶紧买好了菜，把他拉上了车。

回到家里，增欣看到爸爸对妈妈却是十分温柔。

桂霞有次撑着竹竿从床边迈步，脚底发软，一头栽到地上，从那之后，基本就不能走路了。她起不来床后，董义昌便给她换尿布，喂饭。再后来，桂霞连吞咽都变得十分困难，只能吃一些近似于流质的食物，董义昌就用残缺不全的双手抱着菜刀，慢慢将菜切碎，倒入滚好的粥里面，慢慢地熬，直到米和菜都熬成烂泥。粥熬好了，他便去喂猪，喂完猪回来，粥差不多就可以喝了。他舀一碗出来，用匙羹试试温度刚好，便端着到妻子床边，一匙羹一匙羹地喂她。他变得对妻子格外温柔，无论压力再大、再辛苦、再难受，他再不会对妻子发脾气了，连大声说话都没有了。

这些增欣都看在眼里。她有时会听到爸爸悄声跟朋友说：我老婆好惨，一辈子都那么辛苦，现在还有这种病。增欣隐约感觉到，爸爸对妈妈心里有愧疚感——他觉得是自己以前让妻子干太多活了，把妻子压垮了。

增豪的高考成绩出来了，只有200多分，连公立的大专院校也没考上。有民办的大专学校老师找上他，叫他去读。他和爸爸算了一下账，“一年要三四万纸”，不是他们这样的家庭给得起的，更何况投这么多钱进去，浸个3年，出来也很难找到什么好的工作。最后，增豪主动说：“我不读了，我出去打工。”

董义昌想让儿子留在家里，继续发展家里的养猪业，但增豪不愿意。对于化州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留在家乡，继承父业，是最不得已的选择。这座粤西小城处处散发着草莽气，至今大部分地区仍是乡村，路上常常能见到成片的稻谷和青菜，果树和山林。“化州橘红”闻名全国，龙眼、荔枝、波罗蜜、黄皮、肉鸡、生猪亦是这里的核心产业。但留守在乡村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当地的年轻人大多不喜欢务农，觉得又苦又累，向天要饭，得看运气，很难赚到什么钱。增豪也抱有相似的想法——年轻人嘛，要逃离家庭，逃离父母的管制，去大城市里拼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梦。

增豪最终去了惠州，在一家亲戚开的超市做收银员。这和董义昌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当初希望儿子能读到大学，以后能有出头天，再不济，也能和自己一起做养猪的行当。可眼前的现实都和自己想的相悖，也只能接受。

17

就在2018年的8月，辽宁出现了第一例非洲猪瘟。没有上市的疫苗，也没有治疗的药物。之后，瘟疫便以野火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的猪场蔓延开来。猪瘟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一头猪能逃脱死亡，没有一个养殖户可以幸免的。

董义昌在电视里看新闻，触目惊心，他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和本地养猪的同行谈及此事时，大家眉眼间都充满了忧虑。可担心也无用，猪还是得继续养。几年了，从猪舍到猪苗，投入那么多成本，不可能舍掉不做。再说，不做这些，还有什么出路呢？

什么时候养猪能赚到钱呢？只能问天了。

但每月的支出却是清清楚楚的，偷不了也减不得，不算人力成本，仅饲料费一样，每月就要几万块——只能先跟饲料商赊账，等卖了猪再一点点还。

增欣9月就要读初中了，董义昌决定先卖掉几头猪来给女儿交学费。初中虽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不要学费，但学校收费名目繁多，增欣因为小学在广州就读，学籍外迁，回来就变作了半个外地人，首先就要先交4000元才能迁回学籍，资料费、空调费什么的还要另交。

担心影响到女儿的学习，就算压力再大，董义昌也不会在女儿面前流露出什么情绪，他只能向朋友吐苦水。有一回他在跟人倾诉时，被回家的增欣听到了。

聪明的增欣其实什么都知道，关于妈妈的病，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家里困难重重，学校却不断伸手向家长要钱。为了更方便收钱，学校、老师甚至跟部分学生家长勾结，起了个听来颇为“正当”的名称——家委会，让这些“家委”名正言顺向家长们收割。

有一次“家委”又伸手了，说要请班主任吃饭，最低交300块。每次交这些钱，都要先新建一个微信群，董义昌因为不熟悉手机操作，一直进不去。有个“家委”看他没在群里，便直接加了他微信，发来消息：“你是不是还没交钱？”

女儿在学校，董义昌不敢得罪这些人，老实地回答：“还没有。”

“你这个混账，你是不是不想交？” 不知是对方怕他不想交钱，还是真的要为难他，发来的语音，竟直接爆了粗口。

平白无故突然被这样辱骂，董义昌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终于爆发了：“你这个lata（烂鞋子），你榨家长的血汗钱去捧大脚，去捧学校，我今晚把你上网，把你上网……”

大约半个小时后，那边又打来电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是低保家庭，不要你的。”

上了初中后，增欣向学校提交了贫困家庭申请，这些学校和班主任肯定都是知道的。她平时住校，每月回家一次。她很想念广州的生活和氛围，在学习上压力也很大，回到家里又要照顾躺在床上的妈妈，心情自然好不起来。偶尔回家遇上哥哥回来，彼此之间也很少有话说。哥哥不会主动跟爸爸聊在外面的工作和生活，在饭桌上，爸爸问一句，他就答一句。

但增欣会看到哥哥在床榻边跟妈妈说话，会像过去一样跟妈妈吐苦水，讲自己在外漂泊工作的委屈和不易——超市的工资才一千多块，住集体宿舍，后来他在征得亲戚同意后，在超市里开摊位，卖自己制作的绿豆饼，每日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常常流鼻血。虽然妈妈说话的声音已是浑浊不清，可是哥哥笃信妈妈爱他，会心疼他。

增欣想起哥哥小时就喜欢美食，没出去外面工作时，就常常在家里做吃的。他最常做的一道菜是大葱爆大肠，也不知是他真的很喜欢做这道菜，还是材料预算受限。可从依稀听来的话里、从哥哥的模样判断，他在外面过得并不好。

家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闷压抑，每个人都被拽进一股巨大的、看不见尽头的阴云下，透不过气。在这山窝里，山头若连日阴云压顶，那就意味着不久后暴风雨就要来了——他们常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起来，爸爸跟女儿吵，女儿跟儿子吵，儿子跟爸爸吵……总之，每个人都像敏感的炸弹，别人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爆炸。爆炸是连锁的，只要一个炸，所有人就会持续噼里啪啦，在整个屋子里炸开来，最后大家都遍体鳞伤。

这样的爆炸在家里已经炸过好几次，每个人都像在黑夜里摸索，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唯有桂霞，躺在床边，始终是家里最安静的一个。这时桂霞的手脚身子都已经动不了了，脸也有一边瘫痪了，像一桩木头一样任人摆布。她不会说话了，可就算两年前还能勉强吐出一两句简单的话时，她也不曾对家人发过脾气，不曾跟人说她疼、她痛苦、她绝望。这才真叫人心疼。

有一次，增欣放假回家，照例端着饭到床前喂妈妈，一边喂饭，一边不由地想：妈妈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啊？从前妈妈即便不开心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人慢慢消化。她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的笑容都是对着别人的。

“你想死吗？”当这句话突然从口里闯了出来，连增欣自己都吓了一跳。

增欣看到，妈妈哭了，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滴落，把枕头沾湿了。这是妈妈生病这几年来，第一次见到她哭。她无言，她不识字，可是她什么都知道，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命运的样子。

“没事的。”增欣后悔了，赶紧帮妈妈擦干了眼泪。

18

旧年养猪蚀本了，但猪舍里的猪却不少反多。陆续有母猪生猪仔，到了2019年，大大小小的猪加起来，竟达到了520多头。董义昌的朋友不只一次劝他不要养那么多，成本高，风险也高。但董义昌哪里肯听，他心头压着许多大石，桂霞医病要钱，增欣读书要钱，他煲中药治风湿关节炎要钱，哪里都要用到钱，不养多点猪，哪里来的钱呢？

因为上一年的猪瘟，猪价一路飞涨，猪肉最夸张的时候涨到了40块一斤，比几年前最低谷时翻了几倍。化州始终没有病猪出现，这让董义昌更加想要搏一搏——如果自己这几百头猪能幸存下来，自己就翻身了。他心中总有一种赌徒般的幻想，毕竟他在女儿出生那年，尝到过那种逆势下注的狂喜。

董义昌在喂猪 （作者供图）

这年的6月大暑天，连着好几日都在下雨。一天董义昌在喂猪时，突然发现有猪开始发烧、咳嗽、起红疹子、没有食欲。他心中一惊——这不是跟那些染上猪瘟的猪的情况是相似的吗？他安慰自己，也许是猪流感，喂它吃药，但猪的症状并没有改善，而且很快越来越多的猪也开始出现类似症状……不出几日，已经有上百头猪感染了。

董义昌知道猪已经不能留了，只能雇人运出去外面处理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朋友带了人，开了铲土机进来，在荒无人烟的山岭，挖了几条长长的深坑，把那些染疫的猪运过去、倒进去、填埋起来。实在是惨烈壮观。

1个月后，董义昌的猪舍里，只有3头母猪没有染病，活了下来。原来满满当当、哼哼嚷嚷、热热闹闹的三大排猪舍，现在空空荡荡。

他清楚记得，母猪有48头，后备母猪有5、6头，公猪有2头，200斤以上的猪有200多头。那些猪按照当时的市值，大概值120万，但这一切都已经埋入地下，化为虚无，还让他欠下了30多万的饲料钱。

这一年，无数养猪户像董义昌一样，血本无归。在茶根村附近方圆十几公里，几乎所有的猪都死光了。

饲料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来追债，每次都得到失望的回复，便常常发脾气。董义昌无奈地说：“我去哪里找钱来还你呢？如果是我卖了猪卷钱跑路，那是一回事，可现在是天灾人祸的事啊。”

按照当时的政策，因猪瘟致死的猪，每只可拿到几百块的补偿。畜牧部门有来做过损失登记，但董义昌一分钱没拿到，他的同行朋友，也没听说有拿到钱的。养殖户们都心知肚明，死的猪实在太多了，没有经过确诊的猪，是没法拿到钱的。只有个别买了商业保险的养猪户拿到了一点赔偿，每头猪赔了二三百块，聊胜于无。

19

董义昌脚上的风湿炎愈发严重了，想走远一点的路都费力。他问了老中医，对方说医不好了，只能靠煲中药控制病情。一剂中药40多块，煲2次，喝1天，每次开药至少要连续拆6剂回来。钱，又是要钱，想想就头痛。

桂霞的情况也更糟糕了，她身子轻薄如纸，连翻身也翻不了了。给她吃的粥，要煮得像浆糊一样烂。桂霞卧床不起后，平日里都是在茶根常驻的义工梅姐来帮她冲凉。9月22日那天早上9点多，梅姐像往常一样过来给桂霞冲了凉，替她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裳，又把她抱回床上。如果是往日，董义昌会在一旁提醒梅姐，要把妻子身子两旁的被子垫高。但这天他疏忽了，因为早上附近的鱼塘在捞鱼，看到妻子安顿下来，他便想走过去凑热闹。走到半路时，他才突然想起忘了给妻子垫高被子了，赶紧折返，然而等他颠着脚一瘸一拐回到床前时，却看到了妻子身子侧翻，被被子掩住了口鼻。

桂霞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的生命结束在了53岁。自确诊后，她再没有去医院做过任何检查，至死也没有用上呼吸机。可是，这一家人已经尽力了。

董义昌当下便大声痛哭起来。过去两三年来，虽然他早已在心里演绎了无数遍这注定来临的结局，可当这一刻来临时，他依然觉得天旋地转。命运积累下的疲累、委屈、难过、痛苦，在此刻一拥而入，山洪猛灌，大雨倾盆，顶柱冲垮，心下轰然倒塌。

稍稍平静下来后，董义昌打电话将妻子的死讯告诉了女儿和儿子，又通知了叔叔、堂弟、堂妹等亲戚。接到消息时，增欣正在上课，她赶忙收拾东西，搭公交车，一路哭着回来了。进家看到爸爸哭得地动山摇，她反而冷静了下来，不再哭了。她走到了妈妈身边，轻轻地拉起了妈妈的手，已经没有余温了。

已经塌了的董义昌看到女儿眼泪一滴不落，禁不住说她：“你怎么那么冷漠？”

增欣没有出声，董义昌并不知道，16岁的女儿，在妻子生病的几年里，已经被迫迅速地长大，学会了扛下所有超出她年龄和经历的重量和艰辛。她看着悲痛欲绝的父亲，拉起长眠的母亲的冰冷的手时，已经变做大人了。她告诉自己：“爸爸那么伤心，我要扛住，不能倒下。”她又努力安慰自己：这对妈妈来说是好的，她终于可以真正好好地休息了。

增豪第二天早上才从东莞赶回来，哭得特别伤心。增欣看到了哥哥的遗憾。

桂霞去世后，认识她的人——不管丈夫，女儿，儿子，还是亲人，朋友——既怜悯又痛惜，也无一例外地，对这个勤勤恳恳的女人肃然起敬。

桂霞的大姐没有来，她从微信给董义昌转来了500块的红包。桂霞留在广西的那个儿子也来了，这是董义昌最后一次见到他——他高中毕业后，跑来广东打工，曾来过茶根来寻母亲，那时他们母子已有10余年没见面，桂霞跟董义昌说，她想拿2000块钱给她儿子买个手机，剩下的做路费。董义昌说，钱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你要给多少就给多少。

董义昌的堂弟堂妹也都悉数来了，他们早年曾受阿哥的照顾，在茶根村附近长大读书，如今自然不能缺席。堂弟说，大嫂人这么好，要给她买一副好一点的棺材。最后，他们一起挑了一副3000多块的实木棺材，伴着她长眠。

亲友们一起守了3天灵，叫了道士为桂霞超度，叫来了一支有唢呐的乐队，绕着村里公共电视室前的空地走了好多圈，花掉了2万多纸，把她风风光光地下葬，埋在了他们家房屋后头的小土丘上。那块小墓地，是请了风水先生来看过的。

2019年是多么残忍的一年啊，猪死了，人也死了。猪舍空荡荡，房间也空荡荡，心里更是空荡荡。

20

2020年年关近了，债主又开始打电话来追债了，除了饲料费，董义昌也欠了卖兽药的两三万。两个多月前帮桂霞料理后事，尽管堂弟堂妹等亲戚一个个都是两三千地给，村民也随了份子，但还是欠下了七八千。没钱还，只能赔笑脸，说好话。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桂霞走了，董义昌的命也丢了一半。白发像野草一样从黑发丛中一根根抽生出来，脚也几乎没法行路了。义工帮他找来一只半旧的电动轮椅，两千块钱，叫他出一半。他坐在电动轮椅上出门，去饲料间倒饲料，再靠轮椅提着饲料去猪舍，好生照料喂养最后那3头小母猪。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了。他像个迷路的小孩，不知如何是好，继续照顾这些猪，是出于习惯和本能。

有一日，饲料商人亲自到了，得知拿钱无望后，提出用猪舍抵债。对方步步紧逼，董义昌让步了，经过协商，董义昌同意把400平米的猪舍和3亩多的鱼塘租赁给对方使用，每年按2万元抵扣欠款。

叫董义昌意外的是，虽然养猪亏大空，养猪的人却一点不见少——仍然陆续有外村人来茶根租地养猪，这里的山区空旷，地广人稀，租金便宜，确实是再理想不过的选址了。来这里养猪的有一些附近村的老养猪户，因为原来养猪的地方被划为禁养区（2019年政府出台文件，禁止水源地附近养猪），便搬来了这里，其中有个姓梁的老板，和董义昌因养猪相识多年，是董义昌帮忙牵线引到茶根村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新冠疫情没了生计，钱包瘪了，看着猪价一路狂飙，便想着趁势赌一把，兴许能赚点快钱来养家糊口。

董义昌在一旁冷眼旁观：“中国人就是这样，什么觉得好，就蜂拥上。”

增欣已上初二，平时仍住校。她有个室友，似乎有抑郁症，常常一个人哭。增欣看到，也常常跟着哭。妈妈去世后，她把满腔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跟任何同学说，连最好的朋友也不曾透露半句。她想，大家很快就要上高中，学习压力都那么大，谁会愿意去听你说那么不开心的事呢？

她感到自己变得比过去敏感了，多愁善感了，好像有点像妈妈了。以前她总是大大咧咧的，现在只要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便会想到很多。有时同学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她便会想，她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可她在班里人缘还是那么好，她是同学眼里的开心果，她像妈妈一样，总是对人笑，还喜欢逗人笑。

增欣有时夜里做梦会梦见妈妈，梦见的都是从前的事，妈妈一边背着幼时的自己，一边在干活。醒来时就哭起来，她所有的眼泪都攒到了妈妈去世后的一年，慢慢地释放她所有的痛苦、委屈和悲伤。

妈妈走后，开始增欣和爸爸还是会因生活琐事而争吵，有时不开心了，就干脆躲起来不见人。董义昌后来想通了，女儿现在是青春叛逆期，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果然，一年多之后，增欣和他又渐渐亲近起来，常常打电话问他身体怎样，要他照顾好自己。他感到欣慰，那个熟悉的孝顺的女儿又回来了。

增欣已经习惯了在化州的学习和生活，不再常常哭了，她逐渐接受了妈妈离开的事实。增豪仍是在外面打工，很少回来，跟父亲的联系也很少。董义昌只知道他又换了一份工作，在东莞一家做光纤的工厂上班。有一次放假回来，增豪鼓励妹妹，好好读书，如果考上化州一中，就送她一部手机。

21

又一年过去了，从猪瘟里侥幸存活的3头小母猪，和她们的女儿们不断繁衍生息，让董义昌又有了大小猪70多头。可在2021年4月，猪瘟又似一阵看不见的狂风刮来，所有的猪，这一次全军覆没。

2018年，化州生猪存栏是171万，到了2021年，只剩下80多万。1董义昌的70多头猪，也从统计数据上消失了。他家的猪舍第一次如此彻底地空荡静寂，干干净净，连猪残留的气息也清浅了，不再有刺鼻的感觉，像一片被荒弃的废墟。

这年8月，中考成绩公布，增欣顺利考上了化州当地最好的高中化州一中，她开心地把录取通知书发给了哥哥看，增豪果真兑现承诺，给她买了一部手机。董义昌既喜又忧，喜的是女儿如此叫他骄傲，忧的是学费又不知去哪里拿。他已彻底破产了，还欠了人家几万块的债务。可女儿读高中每学期的学费、资料费、住宿费，各种名目的费用加起来要1万多块，真叫人愁啊。

他承包了3个鱼塘，但养鱼也赚不到什么钱，不亏就算好了。他每月的民政补贴和残疾金加起来是1000多块，就算自己不吃不喝，也不够给女儿读书啊。在公益组织汉达的牵线下，一位巴西女企业家决定每月资助200元，帮助增欣继续完成学业。可上学这个窟窿，仍然无法补上。

董义昌心中还有宏愿——他在农村老家还有自己的土地，跟堂弟的连在一块，堂弟准备要起新屋，他想自己也不能输人家，何况儿子以后年纪大了也要落叶归根呀。在老家起新屋，不是董义昌个人的情结，很多老辈，即便常年在外地打工，也会用辛苦积存的钱在老家起一栋新房子，向乡人同侪表明自己已经在外面闯出有一片天。他们大多也是只能在春节、年例、清明等重要回来短暂住一阵，与家乡保持着微薄的联系，其他时候，房子都是等着落灰。

可他哪里有钱呢？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一次跟增豪打电话时，董义昌问儿子现在有多少存款，提出想在老家起新屋。没想到增豪回答说，没多少钱，听口气，也不想在老家起屋。董义昌听得火气直窜，骂增豪在外花钱太大手大脚，不知节省。增豪十分憋屈，自己在外面本来就工资不高又辛苦，却被爸爸这样劈头盖脸骂，一气之下便挂了电话。董义昌也气儿子不听话、不争气，却拉不下脸打再打回去，只好叫了增欣和亲戚帮忙打电话，但增豪通通不接，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那一两年，董义昌也常常催婚，甚至听了附近村里媒人婆的话，想要给增豪安排相亲对象，希望儿子能早日成家，把这个家传承下去。在他看来，父传子，子传孙，香火代代延续，自古来都是如此，他看到电视上说周润发结婚没有生仔，心里并不赞同，觉得还是要有后代才好。

增豪却被催得十分心烦，他那时打工的那家光纤厂，疫情期间订单量大减，常常发不出工资，自己的工作生活都尚未稳定有着落，他并不想那么早结婚，更不想要爸爸塞给他的相亲对象。这两桩事堆在心上，让增豪避之不及，到了年底，他便干脆没有回家，2022年的春节，是董义昌和增欣父女二人一起过的。

22

到了2022年，在茶根村的养猪户猛增到了11户，是以前没有过的，在村里不时能听到猪舍中猪群嗷嗷嗷的尖叫。但这繁荣只是假象，这两年来，在这里养猪的人，没有一户是赚钱的。市场供求关系变了，猪价又在断崖式下降，而最拿命的猪瘟，人类还没有研发出疫苗。

为了预防猪瘟，养猪户们费尽心机，想尽办法，他们将猪舍用密孔大网罩实，夜晚在猪舍边上拉电，早昼用消毒液彻底喷洒猪舍两次……总之，种种防止老鼠、苍蝇进入猪舍传播猪瘟的手段，全用上了。这样的物理阻断手段，在人类自身应对疫病时也用过，常常是人力物力消耗巨大，效果却未必如预期。茶根的一排排猪舍又清了空，一场欢喜一场空，那些投入几十万来这里想捞钱的人，都打了水漂，只有梁老板尝到了甜头。

这种痛心只有董义昌这样的老养猪户才懂得。回想几年前猪养得好那时候，许多饲料商争着给他供货，现在就算他再养猪，也无人敢给他赊账了。思及人生境遇如此，不禁有凛冬萧肃的寒意。

可不养猪还能做什么呢？如今他已是头发半白、要靠电动轮椅出行的老人了。真是头疼哟。

董义昌家的猪舍，自2019年猪瘟后猪舍都封上了防蚊网 (作者供图）

这年5月父亲节，增豪突然在微信上出现了，他给董义昌发了个会说话的红包，500块，捎带了一句“父亲节快乐”。

6月初，增欣在学校突然接到了爸爸的电话。董义昌兴奋地对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哥揾到了份好工。”

原来，前面那家光纤厂倒闭了，增豪在亲戚的介绍下进了一家玩具厂，在那里学做机器维修，每个月有5000块工资，比之前要多许多了。正是这时候，梁老板的猪仔出生了，他主动提出赊20只猪仔给董义昌，共计是1万5千块。

要说养猪要有的天时地利人和，梁老板都赶上了：2018年，他在老家的猪舍被划为禁养区，他只好一次性将几百头猪悉数卖掉，那时遇上好市，赚了小3百万；停养的一年，又正好躲过猪瘟；后来搬来茶根养猪，卖猪时也总有好价钱。

这梁老板还有3个女儿，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有的还去香港读了研究生，毕业后都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工作。难得的是，梁老板有钱却不势利，待朋友仗义，他想帮助董义昌继续养猪，不仅送来猪仔，还做人头担保，这样才有饲料商愿意给董义昌赊账供应饲料。20只小猪，一个月饲料费也要6、7千。梁老板说，等董义昌后面赚钱了再慢慢还就好。

为了女儿读书，董义昌领下了这份好心好意，决定还是要继续搏一搏。之前是一头黑、头头黑，但好运来时也可能是一个连着一个，至少不是一直在泥水里行路。如今又有猪可养，有事情可做，董义昌也就不再那么容易想起过往的伤心事，不再日日焦灼不安，人又逐渐有了精神气，生活又有了新的盼头。

23

去年11月，我与董义昌父女在茶根村又一次见了面。

我本来跟增欣约好，在她每月一次的“双休日”回家时间过去，没想到去时刚好遇上茂名地区连日出现新冠病例，差点就被封在去化州的路上，幸好遇上一个熟门路的网约车司机，才把我顺利载到了村里。增欣是第二天早上从学校回来的，化州的公交已经停运，也是约了顺风车才回到了村里。

5年前见到她时，她才14岁，那时桂霞还在，再见面时，我已几乎认不出她，用化州当地话说，她已经是“大个女”了。她现在是班里的心理委员，同学心中的“开心果”。有时感到学习压力大，感到活着辛苦的时候，她会想起妈妈，一想到妈妈的一生，她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幸运的了，不该有太多的抱怨。

与她小时相比，茶根村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现在山里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的野果子吃了。小时候常常有蝉飞入电视室里，她和村民们都会去捉了烤着吃，但长大后，这样的场景不见了。

这里还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麻风村大部分的土地已经被政府征收了，正在改建成化州精神病院，推土机已经开进村里动工，大片的黄土开始裸露出来，展露出蛮荒的气息。一切的场景，不禁让人想象：63年前，麻风病院是如何在这里拔地而起的？以后的人们将会如何称呼这里、如何描述住在这里的人？他们能否还它以公正的表述吗，还是依然带着高高在上的嘻笑和嘲讽？这个麻风村还会被人记得吗，抑或是，它会被一遍遍覆盖，不可辨识，直至被遗忘？增欣这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女孩，又将如何去回忆她出生的这个地方呢？

正在被改造成精神病院的茶根麻风村 （作者供图）

在增欣小时候，这里还有100多名村民，如今只剩下50多人了。幼时跟她一起玩耍的同伴们都早已散落各处，那几个曾寄养在茶根村的孩子，因家庭贫困，大多读了初中便早早出去打工了，跟增欣最要好的两个女孩——铃铃在读小学时就被妈妈领回家了，至今早已断了联络；而大几岁的梅梅，自从出了这山村去外地读书后，联系也越来越少，虽有彼此的QQ，但也几乎从不搭话，她考上湛江的大学的消息，还是增欣从爸爸那里听来的。跟增欣年龄相仿的表哥，也曾去广州慈幼中心读书，后来回了这边读高中，没了监督，成绩一路下滑，早早去外面混社会了。

和幼时玩伴们偶尔的联络，便是玩网络游戏。学校规定是不能带手机的，增欣只能在回家的时候用一下，有时上线，看到梅梅和表哥在玩游戏，便加入去。他们玩的还是《王者荣耀》，这是她以前在广州那边开始玩的。偶尔难得和表哥聊一聊天，就发现彼此生活经历已相去甚远，不如直接打游戏自在。但她记得有一次，表哥跟她说：“好好读书。”

桂霞去世后，董义昌收敛了自己急躁的脾气，增欣也渐渐学会了跟爸爸沟通，不再当他是权威，不再遇到矛盾就躲开。现在父女俩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近。增欣觉察出了爸爸这些年的变化，现在他再不会跟增欣说“成绩不好就不要读”了，这是增欣跟他耐心沟通和解释的结果，他渐渐听进去了，开始改口说：“尽力就好，放松就好，我们是什么料子就是什么料子。”

“他有好多朋友，地位好高好高 ，他很听朋友的话，但不太听我们亲人的，这是我不太爽的一点。”增欣说着，撅起了小嘴，看出是有点生气了。

但至少，董义昌在大事上开始听取女儿的想法了。去年年底，增欣在爸爸怒气渐消后，耐心跟他讲，叔叔能起新屋，是他20多年打工积存了钱，而哥哥才工作不过几年，就要他拿钱出来去老家盖房，不免有些要求过高；再者，她也觉得在老家起新屋也没什么必要，他们离那边太远了，一年不过回去一两次，起了浪费钱；她还提出，不如起做出租屋，租给别人，自己还能收点租金——但这点，董义昌是怎么也不赞成，“怎么能租给别人呢？”

增欣觉得爸爸对自己的意见“好像有点听进去了”，后来我去找董义昌证实，他表现出有些不满的样子：“不理他们啦。”他还是不太能理解儿女们的世界，不能理解现在这个世代的剧烈变化，但他正在尝试了解。

“等增欣以后读书出来赚钱了，去城市买屋。”过了一会儿，他自己说道。

24

那日中午我在他们家吃饭，饭菜都是增欣做的。

“下次那个老板的女儿叫你去，你要去，知唔知啊？”饭桌上，董义昌对增欣说。

“不想去，他们没叫你，就是歧视。”增欣坚定地说。

“阿爸老大了，歧视（我）没紧要，最紧要是你好。”

我在一旁猜测，董义昌口中的“老板”，应该指的是梁老板。

增欣只在家里待了两天半，本来说封控学校不让回去，后来又说重点班的学生要先回去。那日一早她匆匆走了，离家时一脸紧绷，对爸爸的叮嘱显得有些不耐烦，明显是不想回到封闭在校园里两点一线的生活。她坐上了村里人那辆曾载她和爸爸出去卖鸡的摩托车，还不忘回过头来跟我招手说再见。

增欣走后，我想起昨天餐桌上的对话，问董义昌：“为什么增欣会说人家是歧视呢？”

“人家没歧视。”董义昌说，那天梁老板女儿的男朋友也去了，那些年轻人从来没见过他，“我都没想去。”

“女儿脾气好火爆，但心是好的。”他有点尴尬地笑了，“有什么好吃的，我留给她吃，她会说，‘唔行，爸爸，我们要一齐食’。”

董义昌家环境 （作者供图）

增欣去了学校后，煮饭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董义昌会在一旁指挥，什么时候加菜，什么时候放油，煮汤一定要加两个鸡蛋——这是他家鸡产的蛋，在这个老人看来，我是个可怜的城市人，吃不到新鲜的鸡肉和鸡蛋，硬是要我在这边时多吃一些。作为30年的老养鸡户，他对自己养鸡的技术颇有信心，坚信自己在山里养的鸡天然无污染，就算已多年不靠卖鸡揾食，他也仍然坚持每年养百几十只鸡，等着节日或者亲友来访时，好劏了摆上餐桌。

“你说增欣能不能考上大学呢？不敢给她压力。”吃完晚饭，聊天时，他不只一次地问我。“女儿同我讲，‘爸爸，我想读华师大，你话点样？’”说这句话时，他甚至模拟了女儿的声音，声音声调都极像，“我话，‘这些爸爸无法给到你意见，你要自己抓主意。’”

他说，他最近刚下重本买回了一头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种猪，那头褐色的公猪花去了他3600元，其中3000块是跟朋友借的。6月份养的那20只猪仔长得很快，已经成了青年母猪。几天前，他拉着那只种猪给其中19只母猪配了种——之前猪瘟肆虐的时候，他买过猪精回来直接给母猪打，但这次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买种猪来配种更妥当，自己看得见，质量也更可控。现在还不知受孕成功率，但肉眼可见，已有几只母猪肚子微鼓。

母猪的孕期一般平均为114天，他对这些数字熟烂于心。作为养殖户，天然要对数字敏感，猪价、饲料费、养猪周期、母猪孕期、猪仔卖出窗口期，无一不和数字有关。不出意外的话，等到2023年元旦前后，猪仔们就要出生了，就等到时卖猪仔了赚本钱了。运气好的话，一头母猪最多能生17到18只，少的话也有3、4只。还要寄望开年猪市有好价，猪肉价上涨，猪仔也能卖出好价钱，要是猪肉白菜价，猪仔也没人要了。

“没办法，年纪大了，一身病，揾不到食。”董义昌浑浊又宏亮的声音里混着叹息和不甘。

他又提起了2019年，说那年如果不是猪瘟，可能自己现在已经有楼有车了。这样的话若能安慰到他自己，也是好的。他65岁了，在这本应安享晚年的年纪，还在为生计、为女儿读书的费用而烦愁。他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抱怨运气不佳，却从未为支持女儿读书而抱怨过。女儿读书时需要多少钱，他从来都是爽快地给，大多时候还会给多一些，总是生怕她不够用。增欣这天回学校后急着用钱，找他要20元，他一下便转了50块过去。

他头发上又多了很多丛白发丝。他曾几乎被击垮，但如今他又活过来了，只是岁月究竟不饶人呐。

我想起了他的微信名，“流浪者”，签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的手机来电铃声是《上海滩》，每次有电话来，怨深深、恨长长的歌声便骤然响起：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去不还……

“你看我的头像，后生时候多靓仔。”他指的是自己的微信头像，那是十多年前一家人去影像铺拍的照片，身穿的是和桂霞拍婚纱照时的白色礼服。提起亡妻，他的叹息又重了一些，“在世没过过一日好日子。”

如今每天吃完晚饭，他就一人躺在躺椅上看电视，从前这个时候，是一家四口人一起看，“不看电视干嘛呢？望勾勾。”

聊了会天，董义昌从房间出来，开始煮粥，准备喂鸡，他哼着罗大佑的《童年》，所有的忧虑好像一下子融化在歌声里了。我跟他道别，在夜色中往回走，又忍不住回头回望了几次。那泥泞的路上，是他的轮椅碾过的一道道清晰又模糊的平行线，通向未知的方向，在茫茫的夜色里，仿佛和遥远的地平线交汇在了一起。

董义昌养鸡，开保温灯给鸡仔保温 （作者供图）

25

我离开茶根之后不久，疫情封控政策就放开了。董义昌和增欣跟茶根村的村民们一样，在年底结束前都相继感染了新冠，但最后都平安地迎来了兔年春节。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化州重新填满了在平时失去的1/3人口，农村那些空荡荡的新楼房重新住满了人，四处是热闹的鞭炮声，好像一场迟来的狂欢，只是有人再也等不到了。

增豪在过年前3天回到了茶根，董义昌这时才知道，儿子转到玩具厂工作后并不顺利，到年底前3个多月，厂方一直以发不出工资为由拖延发薪。疫情3年，这是增豪打过工的工厂中，第二家面临倒闭的了，他决定不做工人了，年后去朋友介绍的饭店学做厨师。在外兜兜转转，受够了做打工仔的苦，知道这种生活不可继续，不如就做自己喜欢的。

增豪看到增欣学校发来的开学缴费信息，便问妹妹学费是多少，最后拿了4000块出来。正月里，兄妹俩和从小一起在村里长大的表哥一起，到姑妈那里去看望外公。外婆已经在前年去世了，也葬在了茶根村，就在离桂霞墓地不远的另一处小土坡上。之后，外公便跟她姑妈一起搬出去了。

这个春节，茶根村里除了增欣兄妹，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那个当年一起去后山去掏蜂窝、被蜜蜂群而攻之的男孩宴宴，梅梅的弟弟。2018年夏天，我在茶根村也偶遇过他，他那时在爷爷家过暑假，黝黑清瘦，温和寡言。他说前路迷茫，不知读书出来后要做什么。那年冬天，我还给他和增欣寄去了几本书。

宴宴从年底回到茶根，再也没有出去过。小时增豪常常和他玩在一堆，知道他回来了便去找他，结果，叫他出门他不要，唤他一起玩游戏，他也不搭理。他不愿踏出房门一步，不知经历了什么。他从小在爷爷这里长大，前两年才读完中专。增欣猜他是读中专时被同学欺凌了，听说他现在每日都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饿了就舀一碗粥吃。董义昌也在村里看到过宴宴，有一次碰到宴宴时，他还忍不住说了他几句：“年轻人要拼搏，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董义昌家猪舍的猪，今年7月初刚生的猪仔 （作者供图)

猪舍的猪仔在春节那几日出生了，快40只，董义昌将它们精心养了90多日就卖了出去，卖了1万多块。这是自2019年猪瘟以来，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了。

到了5月初，村里一个养猪场又出了猪瘟。董义昌的猪也没能侥幸逃过，死了10多头母猪、1头黑色的种公猪和10多只猪仔，最后只剩下了4只母猪平安无事。养猪2年多，隔壁一对夫妻已经欠下了30多万的债务，他们是2020年看着养猪形势大好入局养猪的，今年春节后，男的就跟人去阳江打井了。

董义昌想了想，还是咬牙又买回了1只用来繁育的母猪。保险起见，这次不敢再买公猪了，直接买了猪精给母猪受精。到了6月中旬，有3只母猪相继生了猪仔，总共有20多只。原来他想要低成本养猪，只卖猪仔，然而现在猪仔的价格也随着下沉，竟没人要了。他只好自己留着养大。

董义昌家猪场的猪，这是今年猪瘟后幸存下来的猪 (作者供图）

茶根村有2个养猪户的猪舍被划入了精神病院的用地范围，被拆掉了，赔了十几万，连当年起猪舍一半的成本都不够。这样，村里的养猪户从9家减少到了7家，比最高峰期时少了4家。

董义昌的猪场没有受到影响，但儿子女儿都劝他不要再养了。不过董义昌没想过要退场，这几年，他一点点在还债，那个大窟窿已经越填越小，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增欣高二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成绩依然很好，在全年级前30名。但她十分惋惜没能考进年级最好的班级——那个班是只要前20名，学校会给配备最好的教育资源和老师。“之前还比较放松，下年再努力一点，应该能考得更好一点。”她笑着说，笑起来时，小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好在，在我撰稿时，学校又做了调整，全级前30名都进入了重点班。她的暑假只放了两周，便回学校上课了，接下来就是高三。再过一年就是高考了，顺利的话，便是读大学，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也意味着摆脱了无数试卷和排名的新生活。

这也是董义昌坚持继续养猪的重要理由：“再搏一搏，看看到年底猪价会不会升上来。”他必须继续为女儿读书赚学费。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只要不放弃，就没有输。

（本文人物除了董义昌外均为化名）

引用：

1数据引用 自化州市统计局2018年和2021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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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隐入尘烟》（202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