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麻风病人的命运与失去

1

孙栾生说，他们家祖上从福建迁来，落到潮州庵埔前后，靠养鸭母为生。这片土地肥沃喜人，树枝插下去，第二日就能生出根。

他出生的1943年，是潮汕的饥荒年。当时日军在汕头地区已经盘踞了4年之久，把持粮价，加上那年干旱，粮食歉收，东西完全不够吃。饥荒之下，家家都想留男去女，因为养个“搭埠”可以“做种”，长大了也能留在自己身边，养了“走仔”，最后嫁出去只能是别人家的。于是很多女孩一出生便被扔掉，水草丰茂之处，常常隐匿死亡的腐败气息。孙栾生家住得离溪边近，几岁大的他，常能看见上游的水里晃晃悠悠飘来女婴的尸体。每回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父亲就会在水边挖个坑，把婴儿捞起来埋到土里去，不让她们曝尸荒野。

这段往事，我也从我母亲口中得到了验证。母亲是揭阳人，她说，我外婆的妹妹，当年也是这样子被丢进了田野里，用水牛刚犁出来的那层松软泥土盖住了身子。而外婆的邻居家，则会在丢女婴之前，先在孩子脖子上点了一点红作为印记。后来邻居家里又生了一个女孩，脖子上果真带了一点红色胎记，他们知道，这是她又寻回来了，就再也不敢扔了。

孙栾生就在这片萦绕着女婴魂灵的土地上长大。他开始记事的时候，有一天小他两岁的妹妹不见了，全家人惊慌失措地到处找，在池塘边看到了妹妹的一双小鞋。父亲踩到水里，把小小的妹妹从水草间捞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左邻右舍围着，有人说赶紧把屋后的老水牛牵过来，把妹妹面朝下放在牛背上，牵着牛走一圈，如果能把她肚子里的水颠出来，说不定就能活。可惜，无用。

儿时的孙栾生目睹这些，好像只是受到一场惊吓。等人到中年，回忆起来，才生出一种迟到的隐痛——那么小的女孩子，怎么就独自游荡在池塘的水波明暗之间，她黑色的柔软的头发，像水草一样漂来漂去。

孙栾生七岁大，土改开始了。父亲家里有人跟共产党沾亲带故，加上成分被划为贫农，顺理成章当上了土改队的小头目。晚上祠堂前的空地点起一盏煤油灯，大家伙聚到一起，母亲就抱着孙栾生挤在人群里看“斗争”。贫苦人骂有钱人，气势汹汹，横眉冷眼，小小个的孙栾生躲在母亲怀里看大人们的骂战，心惊肉跳。

被划为地主的，家里的经济要没收，屋内的东西也全都搬走。那些财产收缴后说是归公，实则大部分落入了土改队里各人的口袋，但偏偏孙栾生父亲什么也不要，一根杉木都不拿。旁人问，他就说：“现在有得住就好。接下来就看子弟，子弟要是无能，你给他房子盖好了也没用。”有人要拿走地主家的夜壶，父亲看不过去，还会站出来说一句：“某人啊，你连他的夜壶都端走，是想让他在大街上拉屎拉尿吗？”因此，孙栾生父亲就被调侃作“一点斗争力也无”的“三好佬”。

木头做的播音喇叭挂在街头巷尾，每天唱歌播报。“互助社”“初级社”“高级社”，广播里一套词一套词地换，土地在农民手上过了一遍，又去到了集体那里。孙栾生父亲对什么运动都很积极，从初级社开始就紧跟着入社了。但大家很快发现，搞起集体饭堂之后反而吃不饱了。孙栾生童年的印象里，有很多大脚的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人的脚会浮肿，涨得巨大。

有一天，孙栾生跑到家里茅草搭的鸡棚里避雨，看见两口小棺木端端正正摆在里面，惊了一下。回家问起，父亲笑着说：“这是你老祖父老祖母啊。”原来，土改之后，政府号召兴修水利，将山地改为田地，在规划范围里的坟墓就要后人迁走。那是他们家不知道往上几代的祖宗，棺材朽没了，只捡出来两副骸骨，他父亲就拿小一点的棺材重新装起来，先放着，准备等有合适的位置时，再择日下葬。

在孙家人看来，正是这次迁坟，变了家里的风水，原本稀薄的家门改运了，开始“出丁”了——孙栾生父亲本就是单传，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后，在乱世中撒手人寰。后来他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生下了孙栾生和两个女儿。迁坟之后，孙栾生母亲接连生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家人欢喜不已，将此归功于这次给老祖宗搬家。

孙栾生父亲曾有几个姐妹，她们在战乱中嫁的嫁，走的走，只剩下一个妹妹。曾有一个华侨求娶她，但孙栾生父亲舍不得让唯一的妹妹远渡重洋——长兄如父，他不同意，这事自然就罢了。后来，妹妹嫁到隔壁的鹳巢村，离孙家住的西林村一铺路（5公里）远。孙栾生小时，每天天黑到路都看不清的时候，姑母就独自步行一个钟头来他家里，跟他母亲坐着，一起在油灯下说说体己话。

孙栾生问她：“姑姑，你怎么总是这么晚才来？”

姑姑说，没办法，自己要先煮饭给家里的孩子吃，照顾完那边，才有空过来坐。长大后，孙栾生回忆起姑母在夜色昏暗时走来的孤影，总觉得有些莫名的悲怆——时代走到这里，豆灯一盏，至亲寥落。

按潮汕风俗，孩子长到十五岁，无论男女，都该办“出花园（成人礼）”了。有钱人家要给孩子备新木屐、新衣衫，当晚要一身洗净，次日白天不能出门，须在家里宴请亲人，然后拜花公花姆（潮汕众多神仙中的两位，专门照顾孩童）。不过在1958年，农产品已经统销统购，禁止私人买卖，姑母只能从在村里偷偷卖猪肉的儿子那里，给孙栾生割了一块猪肉过来，家里又用糯米粉搓了一点丸子。吃完猪肉和糯米丸子，孙栾生就是大人了。

2

两三年后，孙栾生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红斑。去检查，医生遮住他的眼睛，拿一根羽毛轻轻点长斑的那块皮肤，问他：我点了没有？孙栾生答没有。医生便断定是麻风发病了——他那块皮肤没有知觉。

麻风病在潮州土话里叫“泰哥”，这个词有时候也用来形容一个人身上肮脏、皮肤丑陋，用来恐吓小孩子。孙栾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西林村南边是一座山，因为“遍植桑树”得名“桑浦山”，在他“出花园”那一年，桑浦山下办了一个麻风院。当时西林村开了个会，村干部对村民说：“这些（生了麻风病的）人来到这里，你们不要去说人家的派话（坏话），不要去跟伊吵架。”

那时，政府对麻风病开始实行“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一两年间，全国各市县建立起了大量收容麻风病人的医院。麻风院选址，多是由政府单独辟一块地出来，成群的麻风病人宛如天外来客，忽然就落入普通人的生活周边。因为麻风污名已久，麻风院周围的农民与医院的冲突十分常见，村干部说这番话，也是防患于未然。

孙家有个邻居就在桑浦山麻风院当职，有一天，孙栾生跑到他家里玩，看见屋里挂着一只驳壳枪，枪上还绑着一条红绸带。他好奇，想拿下来摸摸，被邻居赶紧喝止：“快放下，这可不能四散来（乱来）！”

一到夏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涌到了山脚下的江滩上摸鱼钓虾。成年后，孙栾生有一天在韩江边捞贝，注意到江上停着一艘小船，有几个人正从岸边上船。他们脸上、身上的皮肤都有一些不大寻常的红色斑块，有的人手指还有一些缺失。船上载着一些木凳、行李，船夫撑开竹竿，小船就慢慢在江面上飘远了。

“咦，是桑浦山下的那些麻风病人。”孙栾生想。“这些人怎么上船了，他们要去哪里？”他稍稍想了一下，又把心思放回到水下泥沙里的那些蚬子上——能捞到一些的话，小个可以拿来卤，大个直接煮来吃，今晚就能加菜了。

如今韩江上还有捕鱼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花公花姆没有庇佑孙栾生，1961年，见过那些个麻风病人没多久，这病就像天上落雨一般，突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医生让他收拾一下衣服和床板，到古巷的岭后医院去医治。等医生带他到了那里，孙栾生才知道，原来那些麻风病人从桑浦山下迁出，经水路过大窖、到新乡，再绕大埔亭，一直往北，就到了潮州西边的山岭腹地。在一条叫“洋铁岭”的山峦背后，潮州政府为了收容本地的麻风病人，划出了这三百亩山地，名“岭后医院”。

一道山峦隔断医院与城区，长久以来，只有绕行蜿蜒的山路才可以进到岭后。建院三十年后，才打通了一条五百米长的、没有灯的山体隧道。过了这段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一出洞口，天光明媚，树木葱郁，岭后医院，到了。

木门高大，两边是鹅卵石砌的墙。院区没有封闭起来，里面山地起伏，很是开阔。山的高处是医疗室，山腰是行政办事处，山下面宽阔平坦的山谷则是米仓、文化室、打篮球和放电影的地方。住在这里的病人们称呼这里为“寨”。女病人在寨门口有三栋住房，数量翻倍的男病人分散住在山坡上，医生则住在山顶——很多麻风院都是这么布局的，据说是跟水流有关，上游的水干净，有“污染”的病人就会被安排在下游居住。

岭后旧寨

之前孙栾生在江边瞥见到的人，后来都成了同院病友。岭后病人最多时有三百多人，来自各行各业，文武双全。会做木工的帮大家削桌椅，有文化的开了个夜班免费教认字。孙栾生记得，有一个手脚健全的、从东凤镇来的病人，画画特别厉害，他描过一幅岭后的地图给大家看，各个地方各个景致，画得清楚明白，大受称赞。不过这人后来跑到登塘的山缝里自杀了。

当年这块地方曾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交战的战区，从高处的医疗室可以望见西北角的地里还遗留着一条一条的战壕。寨里年纪大点的病友们说，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打死了很多人，来不及收埋，便带了一群狗过来吃尸体，后来军队走了，狗留了下来。那些狗因为啃食了太多死人，性情变得凶狠狂暴，见人就咬。院里安排孙栾生去放牛，一个工一角钱，一个月能拿一块多现金。一日傍晚，他牵着牛，抬头就望见一只硕大的山狗从对面的山头上走下来，那只狗浑身赤褐，足有一头小牛犊那么高。

每月，政府会给每个病人发二十八斤米，大概一天可以喝两顿粥，没有肉，盐都得省着用。虽然劳动力强的人能多得一点工分，但大家近乎平等地饿着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孙栾生就到田里抓几只青蛙拿回来，捏掉肚子，水烧滚了扔进去，也不下盐，就这么吃。有时候会发一些番薯，病人们就在下面厨房里煲，风裹着热气腾腾的香味，就把山上的医生也给勾了下来。那时，医生与病人同食是不被允许的——政府为了动员病人入院，宣传说麻风传染性很大，说得龙虎狮象怎样怎样，所以医患之间的隔离也做得紧张。医生下来给病人们看病，还得在中间的一个小房子里换好衣服、戴上口罩，要是被领导发现他们跟病人一起吃番薯，少不了挨几句批评。但有的医生仍会趁着管行政的领导不在的时候偷偷溜下来吃，会跟孙栾生他们悄悄讲：“免惊免惊（不要怕），麻风的传染性没有那么严重的。”——说来说去，“医生的肚皮也是幺的（饿得往里塌的）”。

岭后附近的农民也和医生们一样，为了几口吃的，什么也不怕。寨里种的番薯，附近枫洋镇的人也会偷偷跑进来掘几个走。偷得少也就算了，有阵子他们实在翻得太多了，寨里就安排了一个枫洋本地的病人去守田，说是同乡之间，总要给一点面子，后来偷番薯的事果然就少一些了。

冬天时最难熬，山里北风呼啸，裹着寒意滑过一个又一个山头。身上没有几两肉的孙栾生，瘦长一条，衣衾寒薄，就在寨里到处找暖和的地方——还真就给他找到了，寨门进来不远处，有个榨甘蔗的糖厂，整日火烧火燎。寨里种了大片的甘蔗，又有足够的病人做劳力，就在里面建了个榨汁的厂子，交给有经验的病人来打理。广东省卫生部门早就出了一份通知，安排各市县政府积极收购由麻风院种植出来的甘蔗和榨出来的糖。这份文件，也侧面反映出当时卫生机关是懂得麻风病的传染性有限，麻风病人接触过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岁的孙栾生已经是个半个人精了。他溜进糖厂里烤火时从不乱说话，也不叨扰干活的人，就站在旁边静静看着。年底甘蔗收成的时候，两个连着的孔明灶日夜不停，热气燎人，火光暖照，灼烧的甘蔗叶与甘蔗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工人们用巨大的铜勺子一刻不停地搅拌，防止糖汁在底下粘锅——底下一焦，糖就苦了，这一锅就毁了。

三个大鼎的糖汁，最后只烧出来一个大鼎的量。糖汁越熬越浓，水汽蒸发，留下糖晶。孙栾生留心看大人们怎么判断糖已经烧好——要准备一个面盆的冷水，手在水里晃几圈，然后食指和中指迅速伸到沸腾的糖汁边缘挖一点出来，放进冷水里面冷却，再拿出来看，如果是软的，就还没好，如果是酥脆的，就说明水分已经熬干，可以关火了。

糖汁倒出来冷却后，再把凝结的糖块碾开，倒进竹编的筐里。一日一夜能榨出很多糖汁，天亮时，手脚健全的病人，每个人挑两箩筐，去古巷的政府开的收购站，报上单位名字，称重之后就可以拿到一张单子，再去银行出货款——当时买糖还要糖票，所以寨里做的糖，是不能分给众人的。

这就是黑糖（红糖）的生命史。一件事物，如果知道了它怎么来怎么去，感情就会不一样。孙栾生自小就明白这件事——在天空之下，在风雷雨雾之中，在泥土地之上，人类是和神灵、和各种动物植物一起生活着的。这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重要。

3

三年时间须臾而过。1963年，孙栾生割了两次皮肤去化验，医生说已经看不到什么麻风杆菌了，他可以出院了。孙栾生就欢天喜地，把自己来时的家当——两件床板和椅条，仔仔细细刷干净了，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再拿一个盒子收叠好衣衫。到出院那日，一根扁担两头挑起来，晃晃悠悠踏上了回家的二十公里路。

半路上，忽然遇到一队学生将他拦了下来，说要考他的普通话：“且未且未，这几个词说了再走。”学生们一个个问：“‘慢走’怎么说？‘吃饭’怎么说？” 二十岁的孙栾生，只在祠堂里上过几年小学，勉强记得一些字，学生们见他回答不出来，就一遍遍教他，等他都说对了，才抬手放行。这一耽搁，他挑着东西回到家，已是夜里十点多。

孙栾生回村后，见街头巷尾都在背毛主席语录，学讲普通话。回家后，他发现自己欢喜得有点早了，家里的生活比在麻风院还要辛苦。大娘生的那个大姐，年长他十多岁，处处勤快，家里的事以前都是她在管。他回来前，大姐已经出嫁了，他回来没多久，父亲的胃大出血了一次，被送到了医院救治。出院后，生产队照顾他，只给他安排一些拔草割草的轻活儿。母亲要照顾几个弟弟妹妹，地里的活，便大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冬天天还未亮，他就要起床去池塘边挑水，挽起裤腿来浇田，回家时双手冻得通红，僵硬得拿不起筷子。小妹会绣花帮忙赚几个钱，弟弟也会摸几只虾回来给他补身体，他们都还在读书，还未走上社会。

生产队的领导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对从麻风病院医好回村的孙栾生也照拂了一些，有一回见他头发很长了，出纳还主动给他预支一块钱，让他拿五毛钱去剪头发。那时他二姐也出嫁了，剩下的五毛钱就被他存了起来，等到春尾政府卖春粮时再来买粮——他们还是在缺粮区呢。

又过几年，学校里兴起了红卫兵小队，学生不上课了，到处“大串联”，没钱就去银行支。文革第一年，潮州最有名的寺庙，唐朝建的开元寺，里面的佛像就被毁掉了。各个村里的“营老爷（游神活动）”也都停了，有些老爷、夫人像被砸毁，有些则被人请回家偷偷藏起来。西林村的三顶老爷轿子和一个香炉轿子也被人偷走了，这些轿子通常用沉木雕刻，镀金华丽，纹饰精美——要知道，金漆木雕是潮州本地的绝活，很值钱的。再过几年，串联就慢慢冷下来，政府又把年轻人喊回来“物生产”。

孙栾生完全不似当年的父亲，他身在人群中，对这些运动避而远之。起初大队安排他去放牛，孙栾生对牛跟对人一样，好声好气说话，要它走，就轻轻拉一下绳子说：“来来来，来做工课（干活）。”耕田的时候，也会小心不让耙犁插伤牛的脚。水牛脖子粗，力气大，耕田比较得力，但照顾起来也费心，天气热了就要牵它到水里泡澡。潮州原本有两只在韩江边镇水的牲牛（铁牛），清雍正年间所建，立在湘子桥边面朝江水。其中一只在发大水时被冲入了韩江，剩下那只在文革期间被当作迷信之物毁掉了。

春天秧苗刚插好，牛没有草吃，孙栾生便牵着水牛上了桑浦山，在山上住了几个月。当时桑浦山上有另一个大队的人在开山修路，他自己一人煮饭不便，就把米和一个小面盆托给人家，请开山队炊饭的时候多加一份。若哪天开山队的人过来跟他说“今天你自己煮噢”，他就知道，开山队今天加餐，人家有木瓜番薯吃了。

桑浦山在榕江的入海口附近，南北走向的两道山体，中间平地处有居民和耕田。那时还未分家的潮州、汕头、揭阳包围着桑浦山，春天时，山脚下晴朗，山顶上却下着簌簌的小雨。孙栾生喜欢爬到近揭阳这边的最高峰，看向东南——榕江的江面越来越宽广，水波荡漾，南流入海，行船就像小小的树叶一样，一片一片漂在江面上。

若望向汕头的方向，就能看见江边有两个小山头，早年潮汕人下南洋做生意，“过番”就从这里出——出海口的海底布满了礁石，是汕头的“龙石”，风水之地，不能炸掉，公海的船要进来时，须要里面的船出来接引。1969年夏天，这里遭遇了一场特大台风，汕头牛田洋的堤岸边，飓风夹着十米高的巨浪，把五百多名试图搭起人墙的军人和大学生卷进了黑色的海水。之后附近就有传言说，夜里总能听到他们的魂灵在哭闹，不得安宁，直到后来总理来了，说了很多安抚的话，这些魂魄才安静下来。

在桑浦山上住完一个夏天，等到北风起了，孙栾生就牵起自己的牛，下山去割稻子。

到1975年，生产队里的老保管年纪大了，要找人接班，但没有男社员愿意主动顶上——一是因为搞“四清运动”时，大家看到保管会计被当作靶子打，怕了，二是因为这个工作不仅收稻谷的时候要清点入仓，平时还要把稻子搬出来晒，跟妇女一起劳作。那时男人们去耕田，下午有一餐额外的番薯，晒谷的妇女们却没有。

队里指名让孙栾生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一起干——不过镰刀一响，那两人就溜了，最后还是孙栾生一个做了保管。因为没有番薯吃，妇女们“造反”抗议，这才争取到了同样的“番薯权利”，孙栾生也跟着有的吃。

稻谷收成，要入库，稻谷晒干了，称回一些给农民，剩下的继续入库。仓库的钥匙在孙栾生那里，一本簿子里面记着谁拿了多少，还了多少，又剩了多少。入冬后，几千斤粮食放在加工厂里，大家都要来拿，拖犁干活的人要吃，喷农药的人要吃，挖溪流的人、掘番薯的人也都要吃。孙栾生总是跟要稻谷的人说：“够吃就好，不要拿多，多了以后怎么办？”

1976年，文革结束了，孙栾生的父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孙栾生白天去参加“修补东堤”，晚上就回家照料父亲。白天干活的堤岸上，几根竹竿一个字一个字地挂起了一句话：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

父亲在临终前，曾把孙栾生叫到床边，先是说，要他跟已经出嫁的姐姐们多走动，不要疏远了感情，特别是大姐，毕竟大姐跟他们不同一个娘，父亲担心他一走了，孩子们情分就断了。孙栾生说，放心，除非大姐不要我们，不然一定会去的。

接着父亲又说，村里人办喜事请吃饭的时候，“你大胆去，免惊（不要怕）”。

父亲说这话不是没有原因的：孙栾生出生在饥荒年，到了婚龄时，同龄的男多女少，再加上他是患了麻风回来的，更难找到亲事。在潮汕农村，男人而立之年还未成婚，常常会被人私底下取笑。村里人结婚宴请的时候，孙栾生作为长子，时常要代替父亲出席，每次他去吃席，都如坐针毡，饭总是吃得不大爽快。

孙栾生明白父亲的意思，答应说：“好，你免烦恼，到时再看。”

眼看着父亲要不行了，孙栾生就去把大姐喊了回来——父亲是最疼惜大女儿的。大姐听到消息，一路奔走回家，遇到台阶都是两步当一步跨。她给父亲做了一碗甜面，洒了一些平时舍不得吃的糖。父亲吃下了，说：“很好吃，甜甜的。”吃完这碗面，人就走了。

按潮汕习俗，家里有人老了，要请“师公”来做白事，搭起棚子跟逝者告别。但公社说，就不要大办丧事了，可以照顾他们家八十斤米和一百块钱。出丧那日，公社十九个小队送来了十九个花圈，那一百块钱就补了父亲生病住院欠下的窟窿——孙栾生的二姐夫说，欠银行的钱，光利息，一年就没了一头猪。幸好大队里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说孙家孩子还小，公家得帮一点，才把这欠款给补上了，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入土时，孙栾生就在旁边看着，父亲的脚要绑着，棺木下去再拿掉。做风水看的方向好了，把指南针放在棺木上面，头朝哪里，脚朝前面，方向要对准，说得好像逝者还可以再坐起来一样。棺材和挖的坑之间要留一条缝，子孙要提前去灰窑拿一些蚝壳敲碎的石灰，加水，赶紧担到山上，等灰“发”好了，时辰也到了，有力的青年便扛下棺木，轻轻正正放好。埋之前，要用石灰浇筑整个棺木，家底厚的，灰也浇得厚，棺木保存的时间就越久，不会被塌烂。

4

日子仍然不好过。

学堂恢复之后，孙栾生的二弟三弟都去上学了，每天早上，母亲都要拿一个小布袋装一点米，给兄弟俩带到学堂，交给饭堂一起煮，两个孩子一人一个钵仔，再带一点菜脯，就是一天的饭食。有一天早晨，两个弟弟正在舀米，母亲就把孙栾生叫过去，说：“某人啊，你来，你看看。”

孙栾生望过去，只见老三拿着布袋子用力地抖动，把袋子里的米晃实了，又多抓了一把放进去。见母亲脸色有些生气，孙栾生赶紧劝道：“姨（妈）啊，人家家里有华侨有钱的，鹅肉都有得吃，我们没钱，就这一点米，让他拿去吃吧，不要嫌他吃得多。”

有时候家里米缸见底，他就到大姐家里讨一点。大姐家离得远，一来一回通常天色已暗。拿布袋子装好米后，大姐总要把他送到门口，再细细叮嘱，从哪条路走回去更近一些——其实走过这么多次了，他哪里不知道呢。

父亲入土四个月后，还需有一次拜祭。本来孙栾生想要自己去，但十来岁的小妹缠着要一起。他买了两条小银剑鱼，在家里又炊了一块米糕，两个人就拎着去了。刚刚拜完，收拾了要走，就有一个半老男人走过来，好声好气地讨吃的——也许他是一直等到这兄妹俩拜完才过来的。孙栾生说：“可以给你，但是不能全给，拜的东西要拿一些回去，你理解吗？”说完，便把米糕掰了一大半递给对方。

在堤岸上工的时候，那些青壮年劳动力一个人下午能吃掉一堆番薯。孙栾生看着，总忍不住要多嘴：“有饭吃就算了，你们这个吃法，家里老人得饿死。”——他这里吃完了，剩下的食物再按工作量分到每个家庭，老人孩子就分不到什么了。一起耕田的时候，到了饭点，队里会有人担着饭到田里来给大家分餐，有的小孩子也眼巴巴地跟着送饭的人一起来了，刚歇下的母亲，一碗饭扒上几口，就会招呼孩子过去，把饭让给孩子吃。孙栾生望着，心里想：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有孩子拎来（饭）给我吃？我是不可能了，弟弟什么时候才能成家？

一大家孩子，大拉扯小，小照顾大，总算陆续成人。孙栾生二弟三弟读的书多，一个去了粮管所，一个做了老师。有一天，孙栾生从田里割完草回来，村里人迎面走来，笑着说：“你家里来了两个妹子呢！”讶异的孙栾生快步走回家，屋里头真的坐着两个没见过的女孩——其中一个在卫生部门工作，正是二弟的相好，两人是在一个讲政治路线的会议上认识的。

这妹子体格很好，孙栾生和母亲看了都很喜欢。婚事谈定，由母亲操办，孙栾生只负责一件事——跟粮管所讨一根杉木的指标，上桑浦山砍一棵杉树运回家，叫人来家里给新人做一张大床——不然厝里一穷二白，一件新物件也没有。

既然答应过父亲，孙栾生心里就有了身为长子的自觉，外头有人结婚了，需要家里出一个人去吃席，再怎么不愿意，他也硬着头皮去。有一天，他在田里干活，一个村民忽然间笑嘻嘻问他：“某人啊，你桌（席）吃得感觉怎么样？”这摆明了是来奚落他，孙栾生一下子直起身子来，大声说道：“怎么样，又香又甜呢！”那人便一脸讪讪，无趣地闭嘴了。

孙栾生心头火大，虽面上不表露，但是后来再见到这个村民，连招呼都不会打，全当他是空气。当然，这事他不会往家里倒，因为二弟的脾气比他还大，知道了怕是会去找人家干架。

到了1979年，孙栾生三十六岁了。在池塘中洗澡时，堂哥忽然来寻他，正事又不说，先问：“某人啊，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他说：“身体平平，没什么问题哩。怎么了？”

堂哥说：“你有没有三百块钱？有的话，可以去兴宁带一个妹子回来。”

是堂嫂在兴宁老家的隔壁人家，说只要有三百块钱给儿子，就可以把女儿娶走。当时大米一毛四一斤，用孙栾生的话来说，“百元大过大铜锣”，当地把彩礼叫做“送花粉”，三百块的花粉钱，差不多能买两千斤大米，无疑是天价了。

于是他说：“哪里有这个钱？手头有一点，还没捂热就买肥料投到田里去了。”

当时孙栾生的身体确实并无异常，谁知这话说出口的第二年，他就感觉身体不太对劲了——锄地的时候，左手手指有些僵硬，抓不稳锄头。孙栾生心想，这下完了。他自己骑车去了沙溪，找以前在岭后工作的一个麻风医生，医生一看，果然是麻风复发了。

他之前得的是界线型麻风病，菌数很少、症状较轻的那种，但当时的麻风药只有氨苯酚，治愈后还有30%的复发率，而且治愈后也应该补充营养好好休养，但他整日操劳，吃又不够吃——好了，重回岭后，已是板上钉钉，生产队保管的事情他交给了别人，仓库里还剩多少粮食，哪些是“早种”，哪些是“晚种”，哪些晒过，哪些没有，要怎么驱虫防潮，逐个写了标签，一项项都交接好了，才卸下担子。

至于家里，弟弟妹妹都已成人，没什么要交代了。

二弟刚好搞到了一张自行车证，全家人就凑了一百多块买了辆28的红棉——红棉没有凤凰和永久牌名气大，但在1978年的自行车载重比赛中拿了全国冠军，刚好就可以给孙栾生骑到山沟里去。这辆单车，后来在孙栾生岭后的生活里派上了大用场。

也就是这一年，潮州撤销了革命委员会，风暴停息，“改革开放”从农民的嘴里说出来是这样的：“体制下放了！”东南亚的侨民和香港的潮商集资，重新修复了开元寺，接着，韩江边被毁掉的那只牲牛也重新浇筑了。整个社会正从废墟中缓慢恢复生机，只有孙栾生，骑车掉头，往山里走去。

5

二次“进宫”，熟门熟路，早些年过来，医院还强调要病人自己带床板，这回则什么也不用带，空口白舌也可以了。以前三百多人的医院，现在病人已不足百人，孙栾生回到昔日的山峦，一木一石都如此熟悉，只是那些认识的面孔都已老了十多岁。他站在山里，环顾四周，感觉命运的捉弄如雷霆般在耳边轰然作响。

晚年时，孙栾生说，“一回懵懵，二回了了”。他第二次入院时，已看清楚，这一世，自己已经不可能再与麻风院断绝关系。他笃定堂哥说亲和麻风复发两件事之间的关系，就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注脚。这次姻缘被撞散，全是老天的安排。

孙栾生入院不到二十天，三弟进山来告知他，自己将要成婚的消息。孙栾生很欢喜，问对象是谁介绍的，三弟说，是堂嫂。听说介绍人是知根知底的亲戚，孙栾生就放下心来，想着要包个红包，全身摸索一遍，林林总总的碎钱，加起来凑了十二块，正好是个双数，就这样全塞了过去。再后来，小弟结婚，他在寨里种的花生刚好收成，就拔了一堆载回家，拿去宴请宾客。

“娶媳妇房内红，嫁女儿房内空”，潮州的婚俗是男方家办婚礼，女方家不办，所以妹妹的婚事，孙栾生也没有什么能帮上手的。妹妹从小一直靠绣花帮补家里，每天放学，人还未踏进家门，母亲就招手道：“妹啊，快来做花。”

孙栾生偶尔会想，如果自己那时真的先成了家再发病入院，把老婆一人留在家里，也是对人家不住。

事已至此，第一先考虑治病。这事不能不紧张，倘若治得不好，留下手脚残疾，就没法下地干活，没法养活自己，就会成为家人的累赘。寨里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医好了，就是因为后遗症，回不了家，离不开医院了。院里有一个医生，早年去广州培训进修过，自己也是麻风康复者。孙栾生第一次来时就知道他医术了得，这次来了便常常去找他，央他帮忙开几贴中药，然后自己拿个小火炉，每天都蹲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煲两回中药。办事处的行政老陆看到了，打趣他：“你怎么天天都在煲药？”孙栾生就说：“那当然，本来就是破相（生病）来治病的。”

他仍和上次住院一样，吃氨苯酚，再加上几年的中药，又康复了，皮肤里已经验不出什么菌。他很感激那个医生，觉得是他让自己免于手脚残缺。但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印记留下来了：本来跟常人一样的左手，手指有了一定程度的弯曲，无法伸直成一个平面了，手掌上的肉掉了很多，尤其是虎口，几乎摸不到什么肉了；左脚也因为溃疡也有了一些“死肉”，后来他有钱穿袜子的时候，即便是三十多度的夏天，也不会把袜子脱下来了。

1983年，麻风院里也跟着外面“体制下放”，把土地标给了个人承包耕作，不再搞集体生产了。为了鼓励耕作，留在寨里的人不仅可以无息贷款买肥料，原本要上交的公粮份额也取消了——外面直到2006年才取消了农业税。

孙栾生也不想回家了，他先是和另一个铁铺来的病友合作承包种地，那个人家里有老婆，经常回去跟家人“共度好时光”，孙栾生发现自己干得多，吃亏了，就很生气。第二年对方还想叫他养多一头猪，他干脆拒绝了，撇下对方，自己承包了四五亩田地单干。收获季，稻子不饱粒，风柜里一打，大半粒子轻飘飘干瘪瘪的。他去问枫洋的老农民，人家问他：“刚抽穗的时候你有没有再下一次肥？”他说没有。就这样一点点跟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再长出来的稻谷就饱满了，风柜打下去的声音噗噗作响，落在他耳朵里非常好听——是粮食啊。

三个弟弟都结婚后，母亲说她一个人管不了那么一大家子，要分家了。兄弟姐妹就聚在一起，商量分家分厝，孙栾生也回去了。大姐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她不是为自己来的，是来劝孙栾生的：“你要留一点房子，不然将来无人爱你（要你）。”

1986年，国家正式取消麻风强制隔离，即使查出患病，也不再要求入院，只需在家服药医治就好。但孙栾生已经决意在岭后扎根——之前田野中那个男村民的嘲笑，多年以后仍在他耳边，让他意识到，只要娶不上老婆，就不可能在家乡得到尊严，那样还不如留在麻风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最终没有要房子，因为他认定自己此生没有机会成家了。

但他依然还是长兄。

小弟在家里做了农民，但是分到的田地并不多。有一次孙栾生回西林村，小弟媳对他说，家里的米快要吃完了，孙栾生就说：“你不用烦恼，（我的）田里快可以割稻子了，一定要给孩子们吃饱。”之后，岭后麻风院那四五亩地里长出来的稻子，都被那辆红棉自行车一趟趟运回了三十多公里外的西林村。

岭南的夏季炎热多雨，到了六月收割的那几天，如果忽然来一场大雨，黄澄澄的稻子一被淋湿，尾巴重，杆子软，就全都蔫了，谷粒打都打不出来。所以，中午十二点吃完饭，即便地面还腾腾冒着热气，孙栾生也要抓紧时间下地。他戴上斗笠，将一条红色格子的长汗巾绑在肚子上，“防止暑气从肚脐眼进去”。稻谷打出来后还要晾晒，他就拿一架木头梯子倚着屋檐，把稻谷一袋袋背上屋顶，晒好了再背下来。六月的空气里有着粮食的香气，但热浪还是会让他中暑、小便带血。他就在山里拔一些草药——一种走路会粘在裤腿上、果实是黑色毛刺的植物，加上一点黑糖，煲了吃。

有枫洋人见孙栾生一个人种了这么多地，提出要跟他买粮食，他摆摆手：“粮食我一粒都不舍得卖。”

孙栾生晒稻谷的梯子和捞鱼的鱼竿

靠着岭后的这四五亩地，孙家的第三代不用再像上一辈一样挨饿了。后来地里又增加了土豆、番薯、芥蓝、花生，逢年过节，孙栾生还可以从鱼塘里抓一条二十斤的鲜活草鱼，绑在车筐里活蹦乱跳地带回西林村。堂嫂见孙栾生回回往家里载东西，说他做的是“赔本生意”，他只是一笑，说自己是“希望工程”。弟弟则信誓旦旦地说：“兄啊，以后我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

家里头，孙栾生确实最看重小弟媳，她太勤快了，勤快得让孙栾生高看一眼——他每次回西林村，小弟媳都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1990年后，很多人下海做生意，有一天他载米回去，小弟媳拉着他，不好意思地问：“大兄啊，你有没有两百块钱借我？”她说想做点服装生意，又不够本钱，孙栾生一听：“说什么借，拿去就是了。”

小弟媳怀到第三胎时，管计划生育的人要她把这胎打掉。孙栾生的母亲不同意：“不能打，我大儿子没有成家，这个孩子不管男女，以后都是给他的。”后来小弟媳生了一个男孩，名义上给了孙栾生做儿子，孙栾生说：“就是我倒账（去世）的时候，他得来做点事。”

回到寨里，白天晚上，病友们闲暇时就坐在一起谈世情说世事。那日有个亲戚来岭后找孙栾生，一个枫溪病友看见了，便问他：“刚才来的那个是你什么人？”

孙栾生说是一个亲戚的孩子，来买水果。

枫溪人说：“这个孩子看起来，做生意只顾自己。”

孙栾生见他说得准，诧异道：“你怎么知道？”

“我会看面相。”枫溪人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家里人为了避战，把他送到了归湖凤凰山里一户人家做儿子，养父母家又将他送到汕头学五行之术，后来得了麻风才入院了。说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孙栾生，问他有没有老婆，听完回答，又说：“你还有一次婚姻的机会。”

孙栾生笑了：“哪里找去？怎么会有人要我？我也不敢想。”

那人说：“真的还有，你看着吧。”

不久后的一天，孙栾生从古巷买菜回来，骑车在回岭后的山路上。山上的树木茂盛，野草丛生，到了陡峭处，车骑不上去，要下来牵着走。后面有个年轻女孩，也牵着辆自行车在走，见到孙栾生便问：“兄啊，岭后怎么走？”

孙栾生问：“你到岭后有什么事？”

“我有个村里人在那里住的，他家人这几天在那里帮忙插秧，我过来载他妈妈回家。”

“你一个人来过这里吗？”

女孩说没来过，孙栾生便很诧异——进山本就容易迷路，何况这里面还是外人闻风丧胆的麻风村：“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不认识路你也敢来？”

女孩说：“文祠、凤凰那些地方，我也一个人骑车去呢！”

这女孩提到的这两处都是潮州僻静偏远的地方，文祠在西角，路深难行，凤凰在北边，山高千米。孙栾生见她长得高高大大，便知是常干活的人，又见她胆大心细，心里也起了一点敬意：“我就是岭后人，刚好要回去，你跟着我走吧。”

孙栾生在前面推着车走，女孩在后面跟着，两人也没说话，孙栾生只偶尔回头，看看她有没有跟上。走了一会儿，两人推车到了一个略微平坦的地方，孙栾生指给女孩看山腰上一簇一簇坐落着的房子——那就是岭后麻风院了。到了寨里，孙栾生便带着女孩去找人。女孩也不怕这里的病人，见大家都在田里干活，扎起裤腿就麻利下地帮忙了。当晚女孩在岭后住了下来——那时恐惧麻风病的还大有人在，她实在是胆大。

隔天，孙栾生正在做饭，女孩下田回来过来找他，问他有没有衫裤要洗，说可以帮他一起洗了。那时孙栾生独自搬到了已经被弃用的医疗室住，离集体宿舍比较远，图个清静。那里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清澈凉爽，洗澡洗衣服都方便，他住得很惬意，所以就大大咧咧地回答说：“什么衫裤？我没有什么要洗啊，我就一个裤衩。”

之后，这个从深河来的女孩又自己骑车来找过孙栾生几次，问他要不要帮忙担水什么的。寨里的熟人看出一点意思，便当面打趣，问她是不是想嫁给孙栾生？她也不承认。听到病友们私底下在嚼舌头，孙栾生才后知后觉，自个在心里琢磨：“难不成这个妹仔是想要跟我谈？”一个病友对他直言道：“哎，你就是不晓得，要是晓世情一点，谈着谈着就成了。”这样的话听多了，孙栾生也会为自己辩白：“我没有钱，怎么敢去要人家？”

农忙结束，深河那个病友的家人要回去了，孙栾生骑车帮他载着家人回去。骑了二十公里，到了深河地界，病友指着山脚下一处地方说：“呐，那里就是那个妹仔的家。” 孙栾生远远望了一眼，心想，听说她还有三个哥哥，看来也是穷苦人家。

后来那个姑娘再也没有见过。三十多年后，当孙栾生讲述起这段往事时，目光长时间地望着虚空的一处，拇指和中指轻轻地互相摩挲，像是一声对过去的叹息——没想到，那个学五行之术的枫溪人，说的话竟是真的。

对孙栾生来说，人生的一些关口，也许有着第二条道路，只不过他未曾选择。

6

跟一众很早入院的病友比起来，孙栾生算年轻力壮的，办事处便给他安排了很多活：煮饭，担水，洗米，烧火，买草，还要负责开关一台柴油发电机，他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在饭堂做饭，一天三顿；去枫洋买草，一担一百多斤，挑着走回来；傍晚大家都吃完饭洗完身，山风吹来、通身清凉的时候，孙栾生和另一个村民就要走到寨口，打开柴油发电机。这种老式发电机有一个小房间那么长，吃油量大，启动时需要两个人合作，抓住扳手，用力不断“抡圈”，越抡越快，越抡越快，发电机就“突突突”地响起来。通电的一瞬间，山谷里，山腰上，山顶各处的灯就都亮起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前后，就要关掉发电机，关之前，要先短暂地闪三下灯作为信号，“天黑咯，睡觉咯”，于是大家赶紧趁着最后的一点光明，把要做的事做完。

发电机一安静，整个山谷就暗下来了，夜晚到了。

90年代，影碟机开始流入乡下，岭后的办公室也有了一台。有一日，有管行政的领导跟一个枫洋的农村人在办公室闲聊，说，“搞到了一些碟，不穿衣服的那种，今晚过来一起看吧”，既然要看碟，那就不能太早关发电机了，又对孙栾生说，“那你今晚就十二点再关发电机吧”。

孙栾生一听，心中一声惨叫：我父，明天一大早还得起来割稻子，十二点睡，这怎么捱得过去？但领导开了口，面上已经答应下来，也不好再说什么。回到屋里，他翻出了之前在药店买的人参须须——人参他是买不起的，就买了一小点参须，预备生病时用，现在倒提前派上用场了。小风炉点起火，他拿这点参须煲了两碗汤，咕噜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才熬到了晚上十二点，又能保证自己在隔日天亮时就能起来，按原来计划割稻子——天大地大，没有地里的事情大。

过年时候，孙栾生本来打算回老家，但是寨里的人说，“你一走，就乌天暗地了呀”。他耳根子软，想想自己也没有成家，也没有老婆孩子等着，回不回家没什么区别。于是，这么多年，只要发电机还用得着，春节他都只是蹬车回家吃了个中午饭，下午就又蹬车回山里来了。

世人皆想象麻风院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禁忌之地，其实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自给自足的，一定要下山去拿的，比如说油、盐、铁和一些药物。早期麻风院需要把粗糖运到外面的收购站，后来病人少了，寨里的糖厂停掉了，土地承包给病人或者枫洋的农民，产出的甘蔗柑橘等农作物，也都需要运出来卖。岭后日常的生活、劳作和娱乐，没有一样不需要从外头拿东西。

比如，为了发电，柴油就成了必需品。医院有一架手扶拖拉机，有个退伍军人老许刚好会开，就领了这个活儿。平时出去买菜、拉柴油，或者从院里载甘蔗出去卖，都由老许出马。而老许又什么事都拉着孙栾生一起，一是觉得两个人有个照应，二是孙栾生会修一点机器，万一路上拖拉机出个什么毛病，还能帮把手。

有一回，老许，孙栾生，加上办事处的老张，三人开手扶拖拉机进城，办完正事，再到韩江对岸的炼油厂进两桶柴油。铁皮油桶搬到了拖拉机上，没想到回程时过了湘子桥，走到南桥市场，被交通局的检查人员拦了下来，一查，说他们这辆拖拉机的执照不对，不能上路。老张好说歹说，想先把这两桶柴油送回寨里，可那边铁面无私，不肯放行，连车带油，直接拉到了南桥的一个工厂里，锁住了不让走。

这下麻烦了，三人在那里商量，是要先去找救兵，还是先回医院再说？眼瞅着天就黑了，孙栾生说，不行就回去吧，明天让院里领导出面。

三人决定乘夜回岭后，不过南桥离岭后有十五公里，还没有公车。幸好老张在附近有相识的人，尽力借到了两辆自行车，孙栾生就提议道：“你们两骑回去吧，我一个人走回去。回去的路我熟，我抄近路走，回到时你们最多就还在洗澡呢。”

三人吃了热粥，分头行动，孙栾生一个人就上路了。他不想让老许老张骑车载人，本来回岭后就都是上坡，太过辛苦，而且夜里走山路不安全，到寨门的最后那几公里，坑坑沟沟，天黑看不清路面，自行车一颠，人就掉沟里了。以前古巷镇“营老爷”的时候，晚上他会骑车去那边看热闹，对这附近大大小小的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走。

果然，抄小路回去的孙栾生走了三四个小时，到岭后的时候，老许老张正在井边打水洗澡。跟两人报了个平安，孙栾生也冲凉躺下了，他睡觉前还在想：手扶拖拉机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麻风院的领导老陆去找交通局交涉，也是叫上了孙栾生一起去。两人进城，到了交通局，里面人头济济，闹闹哄哄，想来最近被扣下的车不少。老陆一进门，先散了一圈烟，男男女女都分了一根。然后开口，姿态放得很低：“你们办事是合理的，犯法了就得罚。”接着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这个单位也是政府的，这些人生病在山里不能出来，都是凄惨人啊，用点油还得叫人出来载……”最后总结：“要罚，合理罚，但是不能罚多……”孙栾生听得悄悄皱眉。

最后谈妥，罚款二十块钱，拖拉机领回家。两人一出门，孙栾生就忍不住问了：“你怎么说得那么可怜？”老陆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样说，他才不会罚一堆。”

这二十块罚款当然是公家出，但这档子事之后，老许就不愿意再开拖拉机了，他说自己年纪也大了，想退休了。拖拉机没人开了，要怎么去取柴油就成了问题。麻风病会致人手脚皮肤麻痹，“人未死，肉先死”，光着脚在田里干活的人，被石头野草划伤了都不会察觉，劳动了一天的人，夜晚要靠着这点灯光检查自己的手脚是否有新的伤口，或者拆开昨天的绷带擦拭伤处，再剪下一块块白色的胶布重新贴好。尤其那些自尊心比较强的病友，白天再热都穿着布鞋，不愿别人见到自己的伤脚。因此，发电机关系着寨里夜里的光明，是不能停的。

孙栾生试过找来一个古巷人，之前这个人会来寨里收农作物，有一辆小货车，人家帮忙买了几次油，就来得少了；没办法，孙栾生又另外找了一个枫洋的年轻人，但是他只有一辆人力拉着的板车，他俩从炼油厂把两桶柴油拉回来，简直如废去了半条命。孙栾生好声好气，连哄带骗，半是鼓励半是卖惨，才让那个老实的年轻人没有半途撒手，丢下他跟两桶柴油——但也只能使唤人家那一趟了，“骗得了一次，骗不了第二次”。

后来他索性不去公家的炼油厂了，自己骑车去古巷的私人油厂载油。虽然价钱贵了一些，且每次能带的不多，但是起码路途近了很多。一直到千禧年岭后通上了电，那台柴油发电机才正式退役。

拖拉机不走了之后，买米也成问题。孙栾生在厨房干活，自告奋勇说自己去买。他的红棉自行车链条粗，载重一两百斤不成问题。后来公共饭堂不开了，每个月麻风院里发几块钱“菜金”，村民就私人贴他两三块钱的车马费。

久而久之，无论是办事处还是其他病友，有事就都喊孙栾生出门。孙栾生成了寨里伸到外头的一只手，大到巨额现金，小到一张《人民日报》和电影胶片，都得他的红棉自行车出马。那个曾取笑他天天在吃药的老陆，也常常找他帮忙跑腿。很多时候，跑腿都没有什么报酬，只是跑个乐趣。孙栾生乐意出门，想要好好看看外面的世情百态，“出征赢守城”。

7

把潮州地图摊开来看，岭后在左上角的山区腹地，越过这道岭，就是古巷镇，往东十来公里是市区，柴油厂糖厂都在韩江对岸。手指往下划去，南下二十公里，桑浦山下，就是孙栾生的家。孙栾生戴个斗笠，穿着短裤和背心，骑着一辆绑着筐的自行车，四处奔跑，像一只吐丝的蜘蛛，编织起自己生活的网。

最近的行程，是去六公里外的古巷镇上买米。这短短的一段路，在改革开放后多了七八间做皮肉生意的店。那些店外面看起来并无异样，只是有时会有年轻妇人在路口站着，孙栾生骑着车在路上，如果不小心瞄了她一眼，她就会招个手，用普通话轻轻说：“来玩呀。”孙栾生猜想，这些站街的外地女人大多都是生完孩子出来打工的，或许赚不到钱，才走上这条路吧。

有一回去米店，店里正好有三四个男人坐着闲聊，便有人开跟孙栾生玩笑说：“要不要去玩？”孙栾生说：“我要去早去了，我从大埔亭到这里，两只眼睛看见的都好几间了。你看我这一百斤米三四块工钱，路上买支水就几毛钱，哪里有钱做这个？”店里的人就哈哈大笑。

后来我听他说这个事，就问他，那你要是真的有钱了呢？孙栾生想了想，说：“那也不要，要两个人互相关心互相扶持的才好，这种有什么用？”

他来米店的次数多了，就有人猜测他的身份，问：“你是不是那个泰哥寮的？”孙栾生坦然承认。米店的老板熟了，问他，要不要把单子的数字多写点，让他可以“静静拿一点”。孙栾生拒绝了，他不想为了这几块钱，在身后被人看不起。

自行车再往东多骑十公里，就到了老城区。80年代，有个台湾导演来潮州拍了一部关于大陆的纪录片，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片子里，街上的小孩子眼睛黑亮，脸蛋红扑，好奇地打量外来的客人；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在公园里围坐，用陶炉生火，煮山泉水泡茶，还给导演介绍潮汕的茶文化：“高冲低势……行事定定。”

孙栾生就骑着他的红棉自行车，穿着背心裤衩，从这样的人群里穿过。他很少有悠闲的时候，都是直奔目的地而去。逢年过节，外面农村热热闹闹地“营老爷”，寨里头没有，办事处就会跟孙栾生说，就去借个胶片给大家看，开心一下。昌黎路（纪念韩愈）的老电影院，门前总是张灯结彩、人潮涌动，但孙栾生从没进去看过电影，每次都是取上那些圆圆的、大小不一的老胶片就得掉头走了。一听说有电影看，附近的枫洋人也会搬着小凳子过来等。至于影片，没得挑的，电影院给什么就看什么，看完再给人家送回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有一回孙栾生去取电影胶片，路上正遇到李嘉诚回潮州祖地探访。那是冬天，下着小雨，路上有农民推了一车的甘蔗出来卖，听到警察在清道赶人，连忙拉着甘蔗躲到旁边的小路里面。孙栾生戴着斗笠，披着一块尼龙布，看着街上为了迎接个香港富豪而兴师动众，不禁有些生气：“来就来嘛，这么大架势做什么？”不过后来看到李嘉诚给潮州捐了那么多钱，又建学校又修桥铺路的，他又觉得“这个人不错了”。

寨里栽种了几个山头的甘蔗，种的是海南的大蔗条，每年都卖给榨糖厂。1989年后，糖票取消，蔗糖放开经营，卖掉甘蔗既可以换成糖，也可以选择换成钱。有一年甘蔗收成很好，拿回了一张八千多块的发票，办事处就要孙栾生去换取回现金。他一大早赶到银行，进门前先左右看看，见屋里没人才走进去。柜员问他：“取这么多钱，你一个人来的吗？”他说是。那时第四套人民币的百元大钞还很少见，银行备好的还都是十元的旧钞，八百多张纸币，一张一张数过，叠起来，用报纸包好，用布条在腰上用力绑紧，再把衣服拉上。孙栾生肚子上多了两三斤重，出了门，再左右看看，步伐加快。回到寨里，他把外衣一解，厚厚一沓纸币放到领导面前：“钱在这儿，一张没少。”

自行车再骑远点，就到了古城区的边缘——韩江上的湘子桥，大老爷宫就在桥边。

老陆后来退休了，位子由儿子小陆接班。但老陆还记着寨里的人，有一天孙栾生正在行政办公室，忽然接到电话，老陆说自己在大老爷宫讨了一点香油，让他去载回来分给大家。“你怎么都退休了还在外面讨东西啊？”要白拿人家的东西，让孙栾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病友们一听说有香油，都很欢喜。

隔天，孙栾生喊了一个彩塘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出山了。大老爷宫是北宋初期建的，背对城区，面对江水，比堤岸还要矮上一层楼。它正经名字叫青龙古庙，是潮州最大的祭祀地，80年代后，每年春节“营老爷”的时候，都要把老爷夫人像从老爷宫里抬出来在街道上巡游。巡游经过的每一段路，都要挂上灯，从头到尾亮堂堂的，人潮拥挤。平日庙里香火旺盛，民众来祭拜时都会带一瓶油来添灯，剩下的也不带走，庙里的人就收了，放在后面的库房存着。这个老陆，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系什么手段，跟庙里讨来了这些香油。

孙栾生他们两个跑腿的人一共搬了四桶油，每桶差不多四十斤。搬上自行车之后，他们就赶紧把自行车推到岸上，准备溜。又听到下边在喊“等等”，不知道有什么事。于是孙栾生让彩塘人看着车，自己下去，老陆说，这里离岭后还有很长的山路，载回去很辛苦，所以又帮他们跟庙里讨了点钱，一个人五块，路上可以买点心吃。

再来大老爷宫，就是骑三轮车来了，一次能载五六桶油。有时人不多，孙栾生也会进正厅拜一拜，请老爷保佑一家老小出入平安。那时本地民众还有不少人恐惧麻风，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供奉给老爷的油，老爷却拿去送给麻风院里的人了——也是拐了个弯，积德行善。

最远的地方是去桑浦山。

有一年揭阳麻风院的人来探访交流，老陆听到那边种了香蕉，就说想去拿一些苗回来。孙栾生一听，说：“你想去那里？路又远，‘步步高’啊！”他说的是桑浦山上的西坑麻风院，老陆说：“你熟？”当然熟，孙栾生在心里说：我家就在那里啊，要爬山，我可不输你。

找了一天，两个人就骑着两辆双杠自行车，骑了三十多公里直奔西坑。去这个麻风院比去岭后还难走，到了桑浦山脚下，他们把两辆车寄放在孙栾生老家大队的开荒寮那里，再爬上山，经过水库，好不容易才到了西坑医院。西坑的人带他们四处看了一下，还热情地想留他们吃饭，为了赶在天黑前回到岭后，他们只能拒绝了人家的好意。西坑的香蕉确实大个，寨里就让手扶拖拉机去载了一车香蕉苗回来，一百多棵，分给众人种。香蕉不能种得太密，孙栾生自己承包了十来棵，种在井边，最初跟他一起承包田地的铁铺人因为有老婆帮忙，承包了一大片。

大家忙活了快一年，香蕉好不容易快熟了，结果有天早晨起来，发现全给人割走了。有些一串的香蕉没割完，顶上还剩了两三个，可见贼人是着急忙慌的。寨里养了一些狗，大家也没听到一声叫唤。铁铺人损失惨重，气得大喊大叫，嚷着要孙栾生去买一些长长的铁钉回来，说要把铁钉埋在香蕉田里，等人来偷的时候报复回去。

孙栾生连忙拒绝——别的麻风院，通常都是2000年后很多学生志愿者来了，周围农村的人才不害怕麻风病人了，也才有人敢来偷东西。可能岭后的人跟周边农村打交道太多了，“泰哥”的“威名”不足以震慑那些农民了。要是他夜里撞见了偷香蕉的人，不仅不会跟人撕破脸，还要笑脸问一句：“某人啊，你要吃明天来摘，三更半夜在这做什么呢？”

后来西坑那边又送了一些姜母过来，种了也没有什么收成。总之，这次难得的麻风院种植经验交流之旅以失败告终。

岭后的两排房子

8

1997年，潮州政府宣布，麻风病基本被消灭了——不是一个病人都没有了的意思，只要全市的患病率控制在十万之一以下，就达到了卫生部新发布的消灭标准。

彼时，岭后寨里还住有一二十位康复者，孙栾生是其中少有的常常外出麻风村的人。他骑着红棉自行车，在潮州老城里穿梭，旁观着这座城市一日一日地变化着：韩江边的滨江公路铺了水泥种上了木棉，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以后，江水再也不会高高涨起漫到岸上了；城里的街道上，瓦砖平房越建越高，人身上的颜色从黄灰蓝白变成了五颜六色——90年代初，我母亲在缝纫厂打工，一月工资不到两百块，但是她会花比工资更多的钱给自己买一条红色垫肩的裙子，她说，她身边的其他女工也一样如此。那是一条我现在都不好意思穿上街的裙子，觉得穿着它显得过于隆重，而我母亲当时会穿着它在车间里缝衣服，身旁机器轰隆，广播里大声放着闽南语歌。

新千禧年前后是一个生机勃勃、聒噪热闹的年代。但自从第二次踏进麻风院的那天，孙栾生就知道自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新的世界有新的危险，以前是山里的蛇，现在是天上的电。寨子通了电之后，也许是因为山里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建筑物，雷公就总往屋顶的铁棚上招呼。夏天，孙栾生睡在地板上，墙上的电灯“砰”的一声掉下来，把他的双腿炸了一下，像触电一样。他一骨碌爬起来看，灯泡碎了一地，是给雷劈了。

有了电，文化室也有了电视机，里面咿咿呀呀地播放着黑白色的电视剧，让病友们多了一个新的看世界的方式。老电视为了收信号，屋顶要装天线，打雷下雨就特别危险。有一次孙栾生在田里干活，看到天上的闪电一条条直直打了下来，心想，坏了，电视要没了。回去一看，果然电视就给烧坏了。这让孙栾生后来养成了每天晚上拔掉插头的习惯，尽管新电视已经不用天线了。

危险的还有路上越变越多的车。腊月冬日，从城里回岭后的路上，孙栾生正悠哉骑着自行车，突然一股大力从后方撞来，“咣”的一声，他向前扑倒，脑袋卧在了左手手臂上。路边的人扶起他来后，撞人的大车司机下来了，拿了四十块钱给他。他的脑袋还晕晕乎乎的，厚厚的裤子磨破了一个洞。是老一辈潮汕人骨子里的体面，让他强撑着摆摆手：“不用了，人没事。”路人都劝他收了钱去查查身体，他这才收下，扶起自行车，推着走了。他晕了二十来天，还是自己找了些草药喝。后来他才发现，不仅自行车前轮撞坏了，后座上坚硬的铁盒子也被撞出了一个缺口，如果没有这个铁盒子缓冲，恐怕更危险——那四十块钱，最终给了自行车修理铺。

已经不是那个可以慢悠悠地骑在路上的年代了，几条进城的路后来都修建成了省道或者市际公路，分别通往梅州和揭阳，不怪乎车流密集起来。有时候细细数起这一辈子遇过的险事，孙栾生会忍不住感慨：“我这一生啊，还是有做好事，老天公来保佑，不然死去久了。”

千禧年没多久，孙栾生母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个强韧的女人把一家人拉扯长大，开枝散叶，活到了九十来岁，看到了孙家第五代人出生，做了曾曾奶奶。她最后卧床不起的日子，六十来岁的孙栾生回了家，同她睡一个屋，白天黑夜地打理她。一天半夜，母亲起不来身，把排泄物搞到了身上和被子上，就喊他去把小弟媳叫来收拾，帮她换个衣服。孙栾生想着小弟媳白天要忙生意，太辛苦了，没有必要去叫醒她，就说他来就好。母亲说，你是男人，这怎么可以。孙栾生说：“姨啊，有什么不可以，我可是你生的。”

母亲走的那天，孙栾生的小妹和妹夫赶来相送。夜里，孙栾生送两人回家，看着妹妹哀痛流泪，难以自持，说道：“勿这样（伤心）了阿妹。阿母走了，我们也永远是兄妹。”后面这句他是说给妹夫听的——他心里又想起年幼时溺水身亡的胞妹，身为长兄，仅剩的这个妹妹，自然想要照顾好。如今双亲作古，他担心妹妹会受欺负，又硬给了妹妹一个两千块的红包。母亲下葬时，兄妹几人又专门问了大姐，是否要把抗战时去世的大娘的丧事也一起办了，大姐说，不需要了。

母亲去世之后，孙栾生回家次数愈少，除了年节，基本都在岭后。他做上了村长，每月要给村民们领取和发放生活费，过世的村民也要他为后事跑腿，忙活的事情并不少。

2002年，几乎无人踏足的寨里忽然有了新的来客，一个日本人，叫原田燎太郎。他先是跟着公益组织进村，自个在村里住了十多天，接着又去了韩江师范大学游说来一批学生志愿者，后来又带了一批日本的学生，热热闹闹过来给村民们修路修厕所铺水泥。

日本学生们一来，张开了手就要跟村民们拥抱，寨里剩下的十来个村民，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孙栾生也连忙摆手拒绝：“不不不，我们中国人不会抱。”但三番五次地，他也就随了对方：“抱就抱吧。”他观察太郎这个人，“人品是好的，很踏实”。见太郎带学生们自己做饭，孙栾生就给了他们一个桶，想着剩饭倒在桶里可以拿去喂鸡。可天黑了过去一看，桶里什么也没有，他们做的每一顿饭菜都吃光了，一点都不浪费。

“珍惜粮食，不错。”他又对太郎高看了一眼，“可惜他的国籍不行——日本和中国永远没有好的，村里的老人，很老的，以前被日本人害过，就说他不是好意。但那是他们政府的事情，打战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呢。我们不能讨厌他们，他们来了这里，我们还得保护他们。”

有日本女孩在文化室陪村民们看电视，有个枫洋人来了，就打开了抗日剧，问她说：“妹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女孩看到电视里的画面，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尽管这里流传着日军的屠杀往事，但村民们无法对这些诚挚的孩子们关上门。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会住到村子里，为他们清扫房间，铺设水泥地板，陪他们聊天干活，像家人一样亲昵地和他们相处。有的屋子每天晚上点灯点到十点多，屋里的老人和学生们能聊到深夜。后来日本学生们回国了，村里有一个老人就写了一封信，拜托孙栾生去市里帮他挂号寄给一个女学生。孙栾生说，寄到日本，不知道要多少钱咧。老人说，多少钱我也给。后来老人回去家里，家里人听说了这个事，就说了他几句：“日本人来这里抓人杀人，你怎么还跟人家这么好？”

那信寄出去了，不知道送到没有，最终也没有回音。

刚开始，学生一来，孙栾生就把自己的门掩上了。他地里的活儿太多，鱼塘要割草喂鱼，地里要松土浇水，学生一坐下，他又不好意思赶人走。到了2008年前后，村里的老人又走了一些，只剩下孤零几个，地里种的作物也少了，身为村长的他再关门，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对孩子们招招手说：“来来，进来吃茶。”

这一招手，就招进了一堆“义女”。第一个学生是甘肃来的，坐进屋里，聊着天，忽然拉住了他的手问他：“伯伯你要不要收义女？”孙栾生说：“不收不收，我没有钱给你读书啊。”对方说，自己快要毕业了，不用他的钱。孙栾生感到有些新奇，就答应了，屋里两个女孩子，一人一只手牵起来，认了两个义女。后面的学生一年一批，认的义女十只手指数不过来。因为麻风病人的名声，每次孙栾生都会让学生先告知父母，“父母同意再说”。有一个汕头的女孩子，因为母亲不同意，拿了红包又退还给他了。还有一个女孩子的父母说想先看他的照片，这边拍了过去，四肢健全，面目如常，看起来跟普通人没什么不一样，就同意了。

第一个义女，家里比较穷苦，小时候家人待她也不好，是吃百家饭才长大的。孙栾生从电视上看到的甘肃，黄土满地，风沙扑面，经历过苦日子的他看不得孩子吃苦，每次义女从韩师来，他都要提前准备一袋番薯，走的时候帮她拎到外面的车站，送她回去。有一次义女过年回家，路上把孙栾生给的四百块钱红包给丢了，打电话大哭。2018年的时候，女孩结婚了，孙栾生给包了个大红包。后来义女生了孩子，又带过来给他看，孩子一口一个“爷爷”，叫得他心里欢喜。但是孙栾生也明白，人生不过短暂相逢，孩子们有自己的路要走，这些义女，最终“只是结识一个名字”。

我给他做访谈也是，一开始，他总是推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没有什么故事。”搞得我几乎放弃，但仍旧每年去看望他。直到去年，认识他第五年的春节，他忽然间改了性子，把过去的经历和盘托出，兴致勃勃地聊一整个白天都不累。我听得尽兴，同时困惑地问：“你今年怎么这么多话讲？”他笑：“这不是熟了嘛。”

聊得比较深入了，他又特别强调了一句：“我跟你说这些心内话，不是要收你做义女的意思。”我哈哈大笑。过会儿我要走了，他就要给我塞红包，我不肯收，推来推去，见他几乎要生气了，我就想了个折衷办法：“这样吧，你现在给我（红包）没有什么由头，等我结婚，我再收红包，可以吗？”他这才勉强同意。

我评价孙栾生这些行为是：散财童子。我想，在他看来，红包的流动，可能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礼貌。他虽与我聊得投缘，但脾气还是有些不定，有一次我追根究底问到他烦了，他就生气地说：“我真想敲一下你这个四方脑袋！”他打心眼里觉得，我到处跑麻风村找人做访谈，又没有钱又遭人嫌，始终不是个正经事，每次打电话，都替我忧心什么时候能找到正式工作。

9

一年一年地来，我越来越觉得，岭后村有一种学生们也填不满的空寂。老人们渐渐没了，很多老房子都推掉了，土地还给了政府，拖拉机、发电机都拉出去卖了。以前放露天电影机器的木箱子，孙栾生拿回屋里当了储物箱。饭堂周围以前栽满了竹子，后来也被砍掉了——枫洋人“营老爷”的时候会过来砍一些放在祠堂前面，刚结婚的男人扛着竹子跟着巡游，等拜完老爷带回家，据说可以保佑家里“出丁”，油纸糊的竹编灯笼上，写的也是“财丁兴旺”。这么多年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出丁”。

那个托孙栾生给日本学生寄信的老人，晚年生了重病。有一天他在门口坐着，孙栾生在隔壁屋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出来问他，会不会吵到你了？老人说不会。见他这个虚弱的模样，孙栾生又问：“你打算怎么办？回家吗？”老人坐在自己屋门口的地上，已经说不出话来，就拿个粉笔在地上慢慢地，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孙栾生低头看去，那几个字是：“看人家怎么说。”后来孙栾生给他浮洋老家打了电话，他弟弟便来人把他接回去了。走之前，老人把自己的自行车留给了孙栾生，正好，他那辆红棉已经生锈坏了，四十年了，车坏得比他快。

孙栾生开始成为死亡的主理人，帮村民们处理后事的责任落到了他这个身体比较硬朗的村长身上，就像当年跑腿的任务很自然地交给他一样。几年前，一个来自桑浦山旁边的老人重病，一天夜里孙栾生正跟一个枫洋人闲聊，这个桑浦老人就喊他过去，他心想：半夜三更，肯定有事。果然，一去到屋里，老人就拿出几百块钱，说要给他。孙栾生说：“你现在破相需要钱，我怎么能拿？”老人坚持要给，说着就要生气，看孙栾生终于收下了，这才开口：“我这个盒子里有五千块，你帮我拿好，不要被别人拿了，等拿给我妹妹。”老人之前看过别的村民去世之后，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托付。孙栾生按老人说的，在他的脚边被子里摸索了一下，果然摸到了一个小盒子，藏得很深。孙栾生多了一个心眼，想找多一个人过来做个见证，不然怎么证明自己拿到的是五千而不是六千七千？但是老人怎么也不愿意，说信得过他。孙栾生也不敢不听——这个老人之前对他很好，种的蔬菜柑橘都会分一些给他，而且孙栾生也担心，如果老人临终前不顺他意，万一去世后还回来找他，那就麻烦了。“老爷保佑，最好是妹妹来了在场，不然我很难说话。”孙栾生心想。

次日，孙栾生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人的妹妹。老人有两个妹妹，一个已经去世，一个在彩塘做生意，跟哥哥很亲，平时也会拿钱给他。但是呢，妹婿跟哥哥吵过架，不肯来，最后只有妹妹一个人来了。孙栾生把妹妹领到老人前面，说把盒子里的钱都给她了，没有打开过。老人躺在床上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想着给兄妹俩留点独处时间，孙栾生就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老人的妹妹也出了房门，拿出了一千块钱，说分给剩下的三四个老人，感谢大家平时对哥哥的照顾。两个人正在说世情，回头一看，老人已经没了，走得无声无息。

孙栾生和枫洋人开始帮老人换衣服，岭后的领导就叫打电话给火葬场叫车来接。帮老人穿好衣服，枫洋人说要骑摩托去古巷买一点纸钱烧一下，孙栾生也给了他一百块钱，让他多买一点回来。灵车来了，按照这边的风俗，女性是不允许跟着去“出山”的，只能男性亲属跟着去火葬场。但是电话那边，妹婿怎么也不愿意跟着去。火葬场的人就说，要是没人跟着，就不收了。说来说去，争执许久，最后只能是妹妹跟着走了。

做到这一步，孙栾生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留不留骨灰、下不下葬的事情，他就不管了。

之前给孙栾生相过面的凤凰人，去世之前，也把他喊了过去，让他帮忙买点纸钱。在寨里住了这么多年，凤凰人一直有在拜老爷，还用厚厚的灰色沥青纸搭了一个小小的“老爷宫”。香炉是他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筐去古巷买回来的，之前搭在屋外的树下，后来生病了不能动了 ，就请到了自己屋里，初一十五拜一拜。他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就把剩下的一两千块积蓄交给孙栾生，让他买点纸钱回来拜老爷，多的就留给他用了。

孙栾生说：“买纸钱可以，你的钱我不能动。”他想起凤凰人有个姐姐嫁去了刀洋，刚好院里有个领导也是刀洋人，就去问了一下位置。年纪大了之后，他很少骑车出门了，但没有手机号码，去实地寻人是唯一的办法。他骑车去了刀洋塘尾，只有老人的外甥嫂在家。然后，两个外甥和外甥嫂就都过来了，三个人站在老人的屋子里，商量后事。外甥嫂说，之前老人是给了归湖那边做儿子的，要去给归湖那边的人讲，两边都要讲。等归湖那边的亲人来了，老人已经走了，他们就跟去火葬场，把骨灰拿回了归湖。

外甥嫂看到屋里的“老爷宫”，知道老人平时有在供奉，就替老人拜了最后一次，跪下，双手合十，叩拜，跟老爷说，“以后不拜了”，然后把香炉请到了外面的一片竹林脚下。等他们都走了，孙栾生发现他屋门口挂着的竹篮子里，那个外甥嫂留下了一个红包，打开来看，里面用一小块红布包着钱，做得十分细节——那是感谢他报信和照顾亲人。

放红包的那个篮子

人死之后，要一一告别尘世，不管生前如何生疏、没有往来，只要名义上是亲人，都得来相送，做完应做的事情。人也要跟老爷拜别，关系才能好头好尾地结束。对于这些，孙栾生自己也是信的。有一年，他这条“无父腰”一直酸痛，就托妹妹帮他问一下老爷，妹妹问了，说是他最近运势不好，帮他拿了几张老爷符回来。我问他：“那你还去问医生吃药吗？”他说：“吃的。”

每年，孙栾生都会在古巷买一本生肖小册子，看上面写的各个生肖这一年的运势，包括姻缘，财势，能否兴土木等等。有一年他看见自己的财运是“四方来财”，心里就觉得奇怪：我人都在“泰哥寮”了，还能怎么个四方来财法？结果，那一年他胆汁外溢，家人带他入院做手术，知道他那时还没有医保，韩师的学生主动发起募捐，林林总总给他捐了两万几的医药费。病好之后，他仔细一想：这可不就是“四方来财”。这么一本字字珠玑、写尽世上所有人所有命运的书，居然只要两块五毛钱，神仙真是十分慷慨，一点不受资本主义的影响。

这么送走一个，又送走另一个，岭后只剩下四个人了。一个有老婆孩子的铁铺人回家去住了，一个自小就被送进来的脑膜炎患者明浩，智力约等于几岁孩童，还有一个性情风流的许若深。孙栾生说是村长，其实只管三个人。

孙栾生素来跟什么人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对明浩例外。因为明浩是孙栾生最不能忍受的那种人：他不通人情世理。不是完全不通，但半通不通更要命。比方说，他会托栾生帮他买菜，还知道要给钱——这点就通。但是孙栾生担心引火，叫他不要把自己存的垃圾杂物乱放，他就听不懂，还骂回去——这点就不通。

到今年春天，许若深九十多岁了，看着精神还好，不时有学生前来探望他。但是孙栾生瞧见他屋里的木板床床脚锯了一次又一次，床板越放越低，心里就明白，他时日无多了。果然，到了三月的一天，凌晨四点多，天还未亮，孙栾生还未起床，就听到“砰砰”的大响，是明浩在用力拍他的门。他打开门，明浩站在屋口说：“阿若深叫不应了。”两人来到许若深的屋里，孙栾生一看床上的人，就说：“来，明浩，来做好事。”

两人牵起被角，把被子齐齐整整拉到了许若深的脖子下方，只把头露在外面。天亮了，孙栾生依次通知各方人员。等到许若深家人一来，他对他们说：“明浩照顾若深许多，你们应该给他一个红包。至于我，无论多少，两块钱我也是要的。”

这是一种惯俗，经手过后事的人，都需要家属给一个红包，两块钱还是两百块，不拘。

不出意外，许若深就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个人了，因为明浩还比他小二十岁呢。

1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地缩小的岭后村，还留着一些陈旧的、长满野草藤蔓的旧屋。去年，政府决意用这块地来建新的医院，施工队迁过来，敲碎旧屋，打平地面，挖地基铺水泥，拉上标语，叮叮当当开工了。三个老人所住的两排平房，拆掉了一排，三个人都搬到了同一侧。工地施工有时候要牵拉电线，时不时会让平房断电，电灯和风扇忽然就停了。下雨时赶上停电，孙栾生也不会立刻打电话给工人让他们修好电路，会等雨停了再打。将几十年前划给麻风院的土地重新拿回来建医院，似乎是很多地方政府共同的选择。粤西茂名市的茶根麻风医院，也被当地政府征收了一大半的土地拿去建精神病医院。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麻风院里的人就会陆续过世，麻风村也会从中国消失。一同消失的，包括暮色里发电机轮起来的声音，蔗糖厂里的热气和火光，病友们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夜晚，也包括他们坐在门口彼此细碎聊天中透露出的，每个人的命运和失去。

今年三月底，初春的广东雨水连绵。我去岭后时，新的医院已经建起八层楼高，蓝白色的瓷砖外观，干净，冷肃，与六十年前那个用砖头、石块和木头搭建起来的麻风医院完全不同。如果从医院的大楼上望下来，麻风村剩下的这几间小小的平房，以及里住着的孙栾生和明浩，应该佝偻又渺小。

岭后旁边正在新建的医院大楼

那日我刚进村——现在的村子，也只有这一排房子了——见到孙栾生刚吃完午饭，正蹲在水池边洗碗。碗洗干净之后，他一边同我说话，一边极其缓慢地、缓慢地直起自己的腰，好像在掰直一条弯了的粗铁丝。他已经八十岁了，衰老是神明和医学都无法阻挡的事情。我问这排平房在不在医院的拆迁范围内，孙栾生说不知道，如果没得住了，他就搬回家——明浩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很难想象会有家人愿意接他回去，因为他很小就被送进来了。

正好过两日就是清明，我们在他屋里用年份久远的铝制茶具喝茶时，他妹妹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回西林村拜山。孙栾生说不回去了，又要车来接，太麻烦。妹妹有些生气，多说了几句，他这才说“好吧好吧”，答应回去了。孙家的女眷都长寿，他大姐至今健在，已经九十有多。

很难说如今的潮州还是不是孙栾生曾经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疫情三年，街上的人已经习惯口罩随身；节假日牌坊街的游客摩肩擦踵，一些外地朋友抱怨在这里被大刀宰客；风水先生和红包仍然流行，不再流行的是很多古老的方言口语；大老爷宫的香火比以往更旺，人心里不安生的时候，拜得就更勤更多了。

我这次离开之后，孙栾生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劝我赶紧找个稳定工作。他也许不知道，今年社会上的青年人，失业率超过20%了。

韩江两岸的木棉花，每到初春时节就火红火红地开起来，像一片红云飘落在这里。孙栾生记得以前岸边栽着很多弯弯的竹子。他很怀念骑着自行车在江边的岁月，兴致来了，他就推着车慢慢地走，看着春来江水高高地涨起。那时候他还年轻，但已经接受自己独身到老的命运，只是希望能把家人照顾好，再多看一点世间的事情——江水是怎么样升高的，地里的农作物是怎么生长的，人跟人之间又是怎么交往的。

走走看看，不知不觉，一生就快过完了。孙栾生常常念叨着，人生要顺其自然，“时候到了 ，花就会开”。历史有自己的周期，人间有自己的节气，四季往复，花草繁荣，一个人，也只不过是自然中一棵植物而已。

（应受访者要求，孙栾生为化名。为保护心智障碍者，明浩亦为化名）

现在的韩江，两岸栽满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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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地久天长》（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