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成为单身母亲的女人们

2022-11-29 13:08:09
2.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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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未婚化”和“少子化”几乎是同义词。

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这样说:“我是想要孩子的,但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所以生不了。”这背后的观念其实是:只有先结婚,建立起收入不低于“一般水平”的家庭,做好万全的准备,才有资格生儿育女。

尽管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正日趋多元化,许多人的生育观念依然保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养育新生命一事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人们总是认为“未婚生子”就要自己承担全部后果,并且对别人结婚、怀孕的顺序指指点点。日本女明星在宣布结婚时,往往还要声明自己没有怀孕。

另一方面,生育存在年龄限制,即使生殖医学日新月异,这一障碍也无法突破。近年来,“男性不育”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是把不孕不育的责任归给女性。这也是许多二三十多岁的女性急于结婚的原因。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希望结婚就能结婚,日本就不会发展成未婚社会了。

在过去,日本女性若是结不了婚,就只剩两个选择,要么放弃生育,要么被动成为未婚母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不过,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生产,一些新的选项出现了。如今的日本女性既可以冷冻卵子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主动选择未婚生育。

不过,在生育观念依然保守的日本社会,做出上述选择的人仍是少数,而且很有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得知这些选项的存在时,我的反应首先是惊讶,然后便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出于何种原因做了这样的选择”,由此产生了采访她们的想法。

我首先采访了家住大阪的森田久美(四十岁,化名)。我是在某妇产医院主办的免费咨询会上认识她的。参加咨询会时,她已经基本明确了冻卵的意向,不久后就做了手术。

2016年12月25日,星期天。这天夜晚,全世界都沉浸在圣诞节的气氛中,39岁的久美则要独自前往大阪市的一家妇产医院。单身的她将在两天后进行冻卵手术,需要先去医院打针促进排卵。她已经连续打了整整八天促排针,卵巢在药物的作用下肿胀起来,裙子都变紧了。

“大过节的,我这是图什么呢?”久美如此自问,同时眼泪盈眶。

久美在38岁那年第一次听说了冻卵技术。再往前推两年,她已在一家婚介机构注册,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心里十分焦急。“我想让父母开心,必须生孩子。”

她记得大概是在三十五六岁时,她突然产生了这样的使命感,并且日渐强烈。至于是否真的能靠冻卵生下孩子,她也并不完全确信。但她已经不想每次来月经时,都为“卵子又变少”而焦虑了。抱着冻卵后能稍稍安心一些的想法,久美决定在40岁生日来临前接受手术。

12月27日,她按时躺进了手术室,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她为不必再来医院折腾而感到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则是不安和难以名状的尴尬。医生给她做了麻醉,大约15分钟后手术结束了,当天即可回家。

医生采集了12颗卵子,存放在液氮罐里。久美计划只存两年。由于冻卵项目不在医保范围内,久美一共需要支付六十多万日元的手术费和储存费,尽管如此,她的心情确实得到了纾解。“我会继续变老,但那12颗卵子的时间暂停了。”

久美收获了安全感,但也承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比如术前,她每天都得去医院打促排针,这一过程远比想象中辛苦,“有这种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找结婚对象。我不后悔,但也受够了。”

妇产医院每天都要接待形形色色的患者。久美做完手术,躺在床上休息时,听到医院工作人员对隔壁床位的病人说:“您还是跟丈夫商量一下吧。”她顿时感到难过,心想:“我一个人在这儿折腾什么呢?”

久美长相美丽,为人亲切随和,也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倍感压力,焦虑到夜不能寐,最终欣慰地表示“我把卵子的时间暂停了”。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撼。她充满感慨的话语至今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不过,久美告诉我,因为注射药物、来回跑医院过于耗费精力,她已决定未来不再冻卵,宁可把心思用来物色合适的伴侣。

冻卵能带来安全感,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复杂心情。

2

如果想要孩子,却没有结婚的计划,“未婚生育”也是一个选项。

在日本,人们通常认为“未婚妈妈”是因为有苦衷才被迫选择了不结婚。然而放眼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婚生子女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就开始倡导这种生活方式,并自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近年来,日本女性越来越独立,不再有趁早结婚的必要,也有人表示“不想勉强走进婚姻,只是想要孩子”。这部分女性不受婚姻制度束缚,按自己的意愿怀孕生育,与她们抱持的家庭观有着很大的关系。

藤波塔子(48岁,化名)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主动单身母亲。她一边经营自己名下的公司,一边养育独生女,强势的职业女性气质中透着一丝母性的柔情。

2007年2月,塔子生下了女儿。未婚生育的决定,是她与当时的男友岛田哲(化名)商量后最终做出的。塔子的父母离了婚,但一家人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此她持有“家人之间的纽带不需要制度来维系”的观念,一直没有结婚的意愿,对生儿育女也并无兴趣。然而与男友相爱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本能地爱上了他,觉得一定要留下他的基因。”

但男友阿哲并不想要孩子。于是塔子开始了漫长的劝说。阿哲起初不为所动,最后还是被她的热忱改变了想法。他们也考虑过“事实婚姻”这种生活方式,却无法在工作、生活安排等方面为彼此妥协。最终,阿哲让步了,同意塔子在不结婚的状态下生育二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们商量着取的。

女儿出生几年后,他们分手了,但在确认父女关系、支付赡养费等方面二人没有闹过矛盾。阿哲经常去国外出差,所以即便在分手前,他与塔子母女相处的时间也有限。塔子当时刚创业不久,还要照顾婴儿,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但她从未产生过“有丈夫帮忙就好了”的念头,而是认为:“如果我结了婚,就不得不做更多家务,反而会更辛苦。”

女儿绫香从小就听母亲说,父亲不和她们一起住,但这不是问题,世上本就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直到现在,绫香每年生日都能收到父亲送的礼物。

像塔子这样自愿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生育的女性就被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这个起源于美国的概念在日本不太有名,不过法人组织“女性与育儿研究所”的代表高田真里等人创建了一个主动单身母亲研究交流小组,近年来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咨询量直线上升。

该组织于2018年3月举办了一次单身母亲交流会,共有7位三四十岁的女士参加,其中有的还在考虑,尚未有行动。大多数人与男友生下了孩子,也有人借助了外国的精子库。

高田代表表示:“目前不是任何人都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毕竟单身母亲需要有人帮忙照看孩子,或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雇保姆。”但她补充道:“婚姻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如果你有明确的人生规划与事业规划,未婚生育也未尝不可。”

高田代表告诉我,尽管目前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她仍然收到了大量的咨询邮件与入组申请。组员们也会自发组织线上交流会。

塔子对她的选择既自信又坦荡。这大概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围着家庭打转。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感慨,只要有足够好的抚养条件,即使单身也会考虑生育。

然而,2019年的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48%。单身母亲的收入普遍较低,感觉“生活困苦”的家庭高达近87%。由于经济原因被迫放弃生育的人不在少数。我感到,日本有必要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制度做出调整,以免独自抚养子女的女性陷入困境。

3

2018年,我认识了特立独行的加藤结子(32岁,化名)。她性格随和、待人亲切,毫不避讳地与我分享了自己的生育经历。

结子在2017年9月生下了大女儿,她没有结婚,但在29岁时有了生孩子的想法。当时结子正与男友住在一起,但男友的生活方式很混乱,她无法想象和这样一个人走进婚姻。“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

几个月后,结子结束了这段关系,开始为孩子物色更合适的“父亲”。她先联系了一位是公司职员的朋友,提出以怀孕生子为目的与他交往,对方断然拒绝。后来她又接触了几个人,也曾和情投意合的人同居,但因双方婚姻观不合,没能走到最后。

2016年秋天,结子遇到了小山真(31岁,化名),他完全符合结子的理想型。结子决定:“就是他了!”第三次见面时,结子便对他表达了好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谨慎地表示自己有生孩子的意愿。阿真的反应很平淡,但没有明确拒绝。

2016年12月下旬,结子怀孕了。尽管结子早就告诉过阿真,不会因为孩子的事给他添麻烦,阿真得知这一消息时还是惊愕又慌乱。阿真起初对此比较消极,但在陪同结子做产检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还陪产了。

另一方面,结子对婚姻制度的质疑也更深了。日本法律规定,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通常是女方冠夫姓。但她喜欢自己的名字,不想失去它,也不想剥夺对方的姓名。她认为:“这种制度非要夺走陪了你三十多年的名字,实在令人沮丧。”

结子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抚养自己的孩子,怀孕期间,她跟阿真商量后决定不登记结婚,阿真也不需要办手续确认父女关系。后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也一直没有步入婚姻,而是各自生活。

采访期间,我和阿真聊过。他的想法有过变化,内心也曾充满矛盾,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谈及结子时说:“不管怎么样,我很感激她。”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旁人难以揣测的亲密时光与情感交流。

4

除了与男友共同生育之外,也有人做出其他选择。

例如,漫画家华京院玲(32岁,笔名)借助海外精子库独自完成了怀孕生子的全过程。因为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者”,她不想结婚,但想拥有血脉相连的家人。

小玲从小就对性别感到别扭。她对女孩的游戏不感兴趣,也不想当男孩。长大些后,无论男女都无法对她产生性吸引力,周围人的爱情故事也无法引起她的共鸣。长年以来,她都为这种隐秘的取向问题所困扰,20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我是无性恋,对男人或女人都不会产生心动的感觉。”

与此同时,小玲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她的父亲因中风倒下了。

“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一个人了。我希望能有家人陪伴左右。”作为独生女,小玲心中产生了对家人的强烈渴望。她考虑过领养孩子,但做过功课后发现单身人士很难满足领养条件,于是她只能做出决定:自己生。

除了借助精子库,小玲没想到其他途径。她从27岁开始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到日本没有可供单身女性使用的精子库。虽然有一些人愿意免费捐赠,但她出于种种顾虑,还是决定使用美国的精子库。

精子库网站上公布了捐赠者的情况,包括种族、身高、学历等个人信息。小玲本想找亚裔捐赠者,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条件放宽到没有病史、能在孩子十八岁时取得联系。

而这种服务的需求量之大,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

该网站上的捐赠者并不少,但缺货是常态,每次一有身体健康且条件优越的捐赠者出现,便会遭到哄抢,以至于小玲不得不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小玲不无震撼地说。

2015年11月,小玲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这笔订单包括邮费在内的费用约为30万日元。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未气馁,第二个月再接再厉。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2016年秋天,她的孩子出生。

在日本,有关精子捐赠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所以单身女性只能求助于个人志愿者,或是像小玲这样使用海外精子库。

“其实日本有很多人希望能使用精子库,她们的需求完全被忽视了。”小玲对此愤愤不平。她希望政府认可这个群体的存在,完善相关法律。

“有了新的家人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很幸福。”

要是孩子有朝一日问起自己的父亲是谁,小玲打算坦诚地告诉她这一切。

现在,小玲有意再次借助海外精子库怀上孩子,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小玲这么做的原因是,女儿以后或许会为自己的身世烦恼,她不希望女儿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这一次,她对捐赠者的要求仍然是,希望孩子年满十八岁时联系得上对方。

截至2018年采访时,日本还未针对涉及第三方的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包括捐赠精子、卵子)制定法律。换言之,这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直到2020年9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局势才发生转变,不孕治疗与生殖医学开始受到关注。

政界迅速采取行动,在2020年12月出台了关于亲子关系的《民法特例法案》。法案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女性利用第三方捐赠的卵子生下孩子,法律将认定接受捐赠的一方为生母,而非捐赠方。法案还明确规定,如果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使用第三方捐赠的精子生育,丈夫不能否认自己与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意味着“第三方捐赠”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不过,上述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孩子是否有权知晓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也没有关于精子或卵子交易的限制条款。精子或卵子捐赠者的信息管理及披露机制也尚未建立。有关部门表示,专家将进行为期两年的深入探讨,从而得出最终结论。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客的热情与时机,因此法案能推进到何种程度尚不明朗。

不过,随着日本社会的未婚化与晚婚化趋势愈演愈烈,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精子或卵子生儿育女的人越来越多。若不采取措施,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同一捐赠者的后代因不知情而结为夫妇”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规范整个环境。

后记

刚开始采访时,我的侧重点还是“如何应对少子化”。但在倾听大家故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

通过对单身母亲的采访,我深切地感受到,“幸福的家庭”并没有固定的配方。她们都在为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不懈奋斗。这世上本就存在想生却生不了的人群。有意愿生儿育女的人,大可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自行选择。如果并不执着于生养孩子,静下心来品味自己的人生也未尝不可。

无论选择哪条路,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本文选自南海出版公司《婚难时代》第四章,略有删减)

[日]筋野茜、尾原佐和子、井上词子 著
曹逸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22年10月

本文选自南海出版集团《婚难时代》,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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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只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盖了章》(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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