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乌克兰强制劳工家庭的流亡

引子

2013年的一个夏夜，我无意间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输入她的名字，搜索引擎迅速出来了一个结果。我打开链接读道：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于马里乌波尔。

我从没考虑过要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母亲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长达四十多年被称为日达诺夫，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恢复旧称。

有一个叫康斯坦丁的人通过邮件告诉我：19世纪，在马里乌波尔住着一位乌克兰大地主，来自切尔尼戈夫的一位贵族，名叫伊皮凡·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他是您的外曾祖父。马里乌波尔当时还是亚述海边的一座商业小城，只有不到五千居民。他为自己和家人在米特洛波里斯卡亚大街上买了一栋房子，成了枢密官、船主和港口海关局的主事。渐渐地，他在城里购置了大量不动产，广开商铺，获得了很高的威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仅您母亲的名字，而且切尔班诺夫妻子的整个家族介绍全部留存在我们的档案中。

按图索骥，我知道了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因为革命信仰被罚流放二十年，直到1915年德军进入华沙后，才获准返回马里乌波尔，恢复了自由身。雅科夫和家人住在“上层城市”，那里直到大革命都是给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居住的“保留地”。但是这一次，是在劫掠、无政府主义盛行、恐怖肆虐以及长期的恐惧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平静收场了。马里乌波尔的多个政治团体正在抢夺政权，沙皇旗代表白色近卫军，红色旗代表布尔什维主义者，黄蓝旗代表民族主义者西蒙·彼得留拉，黑色则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赫诺。五年内战期间，马里乌波尔的政权更迭了十七次。

而后，外祖父一家又经历了乌克兰大饥荒、斯大林的大清洗。我的姨母躲过大清洗回到学校，1941年去克里米亚度假、请外祖母去帮她照顾孩子时，马里乌波尔则陷落在德军手中。

而此时，我的母亲还在那里。

1

1941年10月8日，我的母亲二十一岁。马里乌波尔被德国军队占领，旨在杀害斯拉夫人，给雅利安人提供生存空间的巴巴罗萨行动开始。马里乌波尔被占领时有二十四万居民，两年后只剩下八万五千人。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使我父亲离开俄国去了乌克兰，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相识的。但是我相信，这些都发生在战时，是战争促成了这桩婚姻。也许，对斯大林的憎恨也在其中起了作用，我的表兄伊戈尔就认为他父母最大的共同点正是这种憎恨。这个来自伏尔加河的俄国人比她年长二十岁，拥有她不具备的能力。他可以斗争，可以排除万难，活下去。一个长相英俊，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可能立刻吸引了她。对他来说，她是意料之外的幸运收获——一个年轻姑娘，还带着革命前精英阶层的光环，是他这种身为小百货商人的儿子绝对接触不到的。而她，年轻美貌，纯洁，而且未经世事，轻而易举就落入他的手中，简直是战争送给他的礼物。她被他的长处吸引，为他激烈而霸道的追求着迷，她体会强烈的初恋，因为处于死亡无处不在的战争中而显得更有存在感。

当年，大批乌克兰人开始是在占领者无所不在的煽动宣传下被送往德国的。大幅的彩色海报上画着幸福的乌克兰人坐在德国先进的流水线边，戴着首饰的乌克兰家务帮工在准备烘焙德国的周日糕点。乌克兰女佣特别受欢迎。1942年，希特勒下令遣送五十万乌克兰妇女到德国从事家政服务，以减轻德国妇女的负担。

起初，这些煽动宣传的确奏效。后来，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第三帝国的工作及生活条件和天堂根本毫不沾边。

然而，战争需要源源不断的产品输出，德国的胜利要依靠从还有男劳力的国家进口奴隶劳工，特别是苏联，准确地说是从乌克兰。东方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被视作最低等的斯拉夫人，在纳粹种族等级制度里，比他们更低级的只有辛提人、罗姆人和犹太人。他们在大街上被抓，在电影院、咖啡馆、轻轨车站、邮局，所有能抓得到的地方被抓捕。进行大搜捕的警察把他们从家中、地下室还有藏身的棚屋里，驱赶到火车站，装进运牲畜的车皮送往德国。无数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根据1942年春颁布的规定，乌克兰所有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的青年人必须在帝国服劳役，为期两年。

我不知道父亲在德军占领马里乌波尔期间做过些什么。也许他比母亲有更多的理由躲避卷土重来的苏联当权者，可是如果母亲的罪过至今不过是出生于人民公敌、大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家庭，那么现在她成为德国劳动局的员工，变成德国劳工运送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简直罪上加罪，她是积极的反苏联罪犯，背叛祖国，勾结敌国。被送到劳改营已是她将面临的最轻的惩罚了。如果她落入卷土重来的苏联人手中，可能会被就地枪毙。

在上路逃亡之前，他们结婚了。结婚证书复印件的背面显示，他们是在德国占领者撤退前六周结的婚，似乎明显忽略了苏联军队将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事实。之后，他们作为夫妻踏上了漫长的旅途，这样他们途中不被分开的几率要大一些。

1943年8月的一天，我母亲最后一次穿过大宅饱经风霜的拱门。那个时候，城市看上去是什么样？整个马里乌波尔在燃烧，被炸毁。故乡给我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幅画面是巨大的毁灭。德国将战败的事实早已清晰明了，但是德国士兵直到最后一刻仍在毁灭马里乌波尔剩下的一切。他们狂怒地炸毁一座又一座建筑，用火焰喷射器点燃还未损坏的住房的门窗，他们毁坏学校、幼儿园、图书馆、谷仓和蓄水池，把尽可能多的土地化为焦土。

2

美国机构的文件显示，我父母逃亡的第一站是敖德萨。他们在黑海边的敖德萨待了整整八个月，至少美国机构的文件中是这么记录的。母亲的职业那栏空着，父亲那栏填的是簿记员。

1944年4月10日，敖德萨被红军夺回——我的父母在最后时刻离开了乌克兰。他们到底是自愿离开还是被从敖德萨运走的，我无从知晓。也许他们只能在鼠疫和霍乱中选择一个，就像在德国强制劳役和留在乌克兰等死中选一个一样。他们可能还抱有一丝希望，想通过德国逃往美国，我认识的他们一直是这么期望的。美国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德国只是无法避免的中转站，而强制劳役是他们为了去美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或者，上述中没有一条符合当时的情况，他们当真只是想前往敖德萨，却在当地被抓住，然后被强行运走，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

按照路线，撤离敖德萨前往罗马尼亚的德国船只实际运载的货物一般是德国军工业需要的战略原材料，一并搭载的强制劳工，不过用来作为抵挡苏联军队的人肉屏障，苏军从空中对敌军船只进行攻击。有时，苏联的轰炸机飞行员没有看到船上载人，还有时，为了击沉一艘德军船只，牺牲同胞也在所不惜。于他们而言，这些人不过是叛徒、通敌者，既然爬上了敌方的船，他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仅一次这样的进攻，就有八千人在黑海的洪流中丧生。

父亲的劳工证上显示，他于1944年5月14日抵达德国，但是劳工证是同年8月8日才签发的，我只能通过猜测填补中间三个月的空档。

著名的莱比锡火车站被毁得只剩下一座大厅，一天之内就有四十六吨的美军炸药投下。母亲在城里看见了什么？也许只有飘荡着纳粹万字旗的废墟。还有营地。到处都是营地。她应该早就清楚，他们不是在进入天堂而是在堕入地狱，陷入她以为永远逃脱了的古拉格。

有些强制劳工很幸运。他们在小型企业、私人家庭和农场里待遇不差，有人甚至融入所在家庭。可是我的母亲没被分配到这样的工作，不过对她来说，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她无法胜任任何一项日常劳动。另外，性剥削也很普遍，年轻的斯拉夫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侵犯，因为她们所处的空间，从外面根本看不见。

母亲避开了农场。可尽管如此，她还是倒霉，加倍的倒霉。她和我父亲不仅来到了整天被同盟国轰炸的地方，而且还被分配到了让人生畏的军工企业，而且偏偏是以极不人道的工作和居住条件而出名的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通用运输设备有限公司，简称ATG。公司位于莱比锡舜瑙尔大街101号，是一家战斗机组装工厂。

我的父母被分开，父亲进入男工营，母亲进入女工营。自此开始他们不再有姓名，而成为劳工证上的一串数字。他们必须在衣服右边胸口处佩戴蓝底白字的OST标志——“东方劳工”（Ostarbeiter）的缩写，只比犹太人佩戴的六芒星略好一些。其他国家的劳工不允许和他们交谈，违者处罚。

ATG的工人被分在二十个营地居住，莱比锡地区共有六百个这样的营地。ATG是一家巨型企业，一个由厂房、地下秘密生产点、居住棚屋、商贸棚屋、后厨棚屋、洗衣棚屋、厕所棚屋、食堂棚屋组成的小型城市。女性强制劳工禁止进入男劳工营地，男劳工同样。

有的工作队允许自由行动，而有的则有看守在旁，看守又骂又打地驱赶他们。街上，妇女们的木鞋哒哒作响。从家带来的鞋子穿坏以后，她们就只有木鞋可以穿，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在公司花高价买下这种船形硬木鞋，尽管脚会变形，每走一步都疼，还会擦伤。更倒霉的，脚上会发炎，溃疡，如果有人没法走到劳动岗位，生了病，危险很快就会降临，即将到来的是被淘汰，然后等死。有时她们在走路时轻声唱歌。她们在家习惯了唱歌，几乎总是唱歌，在田里、家里或是路上。母亲也喜欢唱歌，用她那美妙清亮的女高音，后来我还经常听到她唱。

车间大厅里，等待她的是每日十二小时的劳作。在我记忆中，她和父亲经常争吵，父亲要求她去工作，像其他大多数在“大房子”里工作的妇女一样，挣钱贴补家用。她每次都哭，因为她觉得自己做不到。劳动营也许永久性地摧毁了她的健康和神经，光是听到“工厂”这个词都会让她惊慌失措。尽管如此，有一次她还是尝试去生产卷帘百叶窗的工厂做工，但是一周以后她就累垮了。

同时，因为饥饿，还因为寒冷喧嚣的夜晚在人满为患、寄生虫肆虐的棚屋里无法好好休息，她变得十分虚弱。况且，她做的并不是一般的活儿，而是组装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将用来杀死她的同胞。

有个别人冒着性命危险在劳作时故意犯错，以此给德国的军工业带来破坏。我胆小又神经衰弱的母亲肯定不在其中。她会尽最大努力按规矩行事，不引人注意。这种态度可能早在她还在马里乌波尔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她的第二天性：不惹人注目是一种生存策略。

3

斯拉夫劳工住最差的棚屋，报酬最低，伙食更是糟糕透顶。他们最主要的食物是一种所谓的俄国面包，由粗磨黑麦、甜菜帮、秸秆粉和树叶制成，很容易引起肠胃炎。早先承诺的乌克兰饺子和炖牛肉压根没有，中午和晚上只各有一升浑浊的汤水，里面能捞到一些白菜叶、豌豆或者甜菜帮。菠菜汤就是换口味了，汤里有虫子在游泳。食谱里还有一百克人造黄油和八十克香肠作为补充，或者一周一次肉，多半是低档肉铺的生马肉。劳工们必须拿着他们的铝盆排队——这种盆大多是给猫狗喂食用的，谁来晚了，谁就没饭吃。

尽管口粮还不够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从劳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增添了所谓的“绩效口粮”。即谁活做得多，得到的食物就多。这根本不会增加弗利克公司的成本，因为不过是换了分配方式而已。绩效高的劳工多分到的食物，是从绩效低的劳工的口粮里扣的。这必然会使绩效低的劳工更虚弱，劳动效率更低下，从而陷入危险的恶性循环。

而女劳工比男劳工挣得还要少。扣除税费、社保金、东方劳工捐税、住宿费和伙食费，如果我计算得没错，母亲每周剩下的钱还不到六帝国马克。当时一个圆面包要卖大约十帝国马克，而且在黑市上，钱并不值钱，因为没有配给证，商店里几乎什么也买不到。

母亲在她的生活中早已习惯了挨饿，但是营中的日常生活，还有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开始耗空她的身体。可能在那种毫无人道的营养不良的状态下，她脑子里只剩下了吃。一站在流水线上，她浮肿的双腿就会刺痛，背也疼，眼睛发涩，耳朵里回响着机器的轰鸣声，一直到她在棚屋里睡觉时回声还在耳边。可能她饱受视力损伤、眩晕、肠绞痛之苦，但她强迫自己只想那块坚硬的、砂浆般的“俄国面包”，她要把它藏在裤子口袋里，不让人偷走。如果她没有忍住，把留给晚上的那部分一起吃了，她夜里很可能会饿得无法入睡，进而第二天早晨没办法再从木板床上支起身子。那样的话她就完了。她劳作是为了活下去。她清楚，劳动力是她唯一的资本，如果她被虚弱压垮了，再也爬不起来工作，那她将失去生命。

越来越多的营地在空袭中被炸毁，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越来越狭小的空间。母亲不仅生于饥荒年代，也生活于苏联人被倾轧的时代，她早已习惯长期被迫和陌生人同住，对于所谓私人空间，她只有模糊的概念。在营中，她的全部生活空间只有一张睡觉的木板床。出于卫生原因，内部塞稻草的草褥子被塞木屑的纸床垫代替，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寄生虫，它们整夜折磨着筋疲力尽的妇女们。我的母亲可能只有一条又薄又破的被子。她在强制劳役中患上的风湿病，还有因为营中饮食不卫生引起的肝脏损伤，一直折磨着她，直到她生命的尽头。

同盟国的狂轰滥炸越来越不留情。如果母亲住的棚屋离她的工作地点远的话，她每天就要费力奔波很长一段距离，但如果她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比如工厂场地上的“沃拉一号”营地，那就会遭到同盟国的空袭，因为德国军工厂正是空袭的目标。防空掩蔽所通常是留给德国人的，在夜间空袭中，大量东方劳工由于被锁在棚屋中无法逃脱而丧生。

一个陌生人描述了我母亲一定也亲眼见过的场面：“飞行堡垒”，还有城市一片火海的反光。在经历了德国轰炸马里乌波尔，经历了乘船去罗马尼亚的途中被苏联炸弹危及生命之后，她又陷入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炸弹冰雹中。在马里乌波尔，她至少还可以躲进地下室，在德国营地上却没有任何防护，只能堕入人间地狱。她甚至不能跑到户外，而是被关在棚屋里，每时每刻都可能被火焰吞噬。

她是在这些被狂轰滥炸的夜晚，战争的高潮中开始丧失理智的吗？还是在噩梦般的灾难中早已失去了理智？尽管她的母亲是天主教出身，但是显而易见深受俄罗斯东正教影响，并把这种信仰也传给了她，信仰一位拯救众人的救世主。空袭时她在祈祷吗？她在呼唤她的庇护圣灵——受难的叶芙根尼娅吗？她在祈祷，还是已经在和神灵进行无望的对抗，神灵毫无怜悯之心的沉默让她走向了毁灭？如果她还抱有半点希望，那只能寄希望于同盟国军队，他们既可能解放他们，也可能杀死他们。

4

莱比锡一片混乱。越来越多的营地和厂房被击中炸毁。无主的强制劳工满城转悠找寻栖身之处和可食之物。他们被当成抢劫者，成了党卫队和德国武装力量临时军事法庭肆意捕杀的猎物，罪名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尽管工作岗位根本不存在了。成千上万的强制劳工因为德国人害怕他们提供证词和报复而被枪杀。

但是，美国人终于还是来了。美国陆军走进营地棚屋，宣布：你们自由了。他们笑着说道：战争结束了。然后分发香烟和巧克力。

ATG的领导和职员们早已四散而逃。劳工们毁掉公司领导的办公室，蜂拥进储备物资的棚屋，贪婪地哄抢食物、果酱桶、圆面包和圆形奶酪。在城里，他们洗劫德国商店，把一切他们能找到的都塞进嘴里，他们在大街上点火烤肉。城里所有营地里的人重获自由。他们跑出来，在大街上称兄道弟，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塞尔维亚人，每个人欣喜若狂。德国人恐惧万分，设置了路障。成千上万的劳工穿过城市，所有人都没了工作，再也不需要强制劳工。几百万一无所有、无名无姓的斯拉夫人，很快又引起了美国解放者的怀疑。和斯大林一样，美国人也怀疑他们和德国人勾结，美国军报《星条旗》把他们称为犯罪的流浪汉、法西斯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者。

雅尔塔会议上商定的把所有苏联公民强行遣返回国的决议不仅合了德国人的心意，他们不再需要这些血已榨干的劳工，而且害怕劳工们采取报复；决议同样也是美国人的意思，他们希望能尽可能快地重建秩序。几百万被运送到德国的劳工开始被遣返，等待他们的是回国后斯大林的制裁，直到生命尽头这些人都是悲惨的存在。斯大林视强制劳工为叛国者和通敌卖国贼，有些人回到家乡后被枪毙，其余人被直接从德国的劳动营送到苏联的劳动营，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绝大多数人余生只能挣扎在社会边缘，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父母或者亲戚艰难度日，他们也根本不被允许上大学。他们不仅生活在贫困中，还被隔绝，因为所有人都害怕与返乡者“叛徒”接触。另外，女性强制劳工还被视为德国人的妓女。

苏联籍的流离失所者扑倒在美国人脚边，乞求美国人，就算枪毙他们，也不要把他们遣送回苏联。有些人因害怕斯大林的报复而自杀，在棚屋里自缢。他们被暴力胁迫运送到德国，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而现在还要被强制遣返回国，听任毫无怜悯之心的暴君肆意摆布。

一个美国人在我父母出生地那栏填上了“克拉科夫”，虽然上面清楚写着我的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父亲在卡梅申和马里乌波尔生活，两人被从敖德萨运送到德国，和波兰毫无瓜葛，运送的起点还是被填写为克拉科夫。无论如何，小小的一个“克拉科夫”奏效了，保住了他们没有被强行遣返——所以，我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德国出生的。

1945年7月，美国人从萨克森撤离，把这部分德国土地转让给了苏联红军。我的父母又落入了苏联政权之手，到了德国也没能逃脱这一宿命。他们又一次逃走，这次是往纽伦堡方向，美占区中邻近的大城市。此地在不久的将来将举行审判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大审判，其中，强制劳役被定为反人类罪行。

我的父母和一对乌克兰夫妇同行。当他们一行四人抵达纽伦堡时，才发现这座城市已经所剩无几。他们瞎转了几个小时，天上下起了雨，天色渐暗。在纽伦堡和菲尔特两城交界处的一个工厂大院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简易仓库，很明显这是隔壁铁器厂的地盘。他们钻进了仓库，希望能在一堆旧铁条中睡上几小时不被发现。

从偷偷躲进纽伦堡工厂大院的简易仓库那夜算起，已经过去了五年。工厂厂主，简易仓库的所有者，看来是一个很特别的德国人。他并没有把斯拉夫下等人赶走，而是同情他们，允许他们在他的地盘上避难，但是他的举动违反了同盟国的规定。

也许德国工厂主不仅把简易仓库留给了他们，还帮他们找到了食物来源，弄到了“家具”。我还能记起有哪些“家具”：行军床、红十字会的被子、一盏煤油灯、一张桌子。在仓库又小又歪、一半不透光的窗户下，我总会把桌子看成一个站着的鬼怪。应该还有一个炉子，不然我们在这个老旧、腐朽又简陋的住处里根本无法挨过五个冬天。

母亲总是活在恐惧中。工厂主可以随时收回我们的住处，管理部门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有人会举报我们，简而言之，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我们头顶，我们随时可能被驱逐并遣送到流亡营。住在仓库里的日子是掰着手指头一天天过去的，五年中，德国工厂主一直冒着被惩罚的风险，为我们撑起保护伞，给我们提供庇护。

1945年12月的一个夜里，我母亲临产了。因为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的出生地是菲尔特，所以我知道，我不可能是在纽伦堡的仓库里出生的，很可能我是在菲尔特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这里距离纽伦堡和菲尔特的边界不足几百米，也许我父亲陪着她在黑暗的冰天雪地中步行，她在每两次还不太频繁的阵痛之间加紧脚步。或许有人叫来了救护车——那只可能是德国工厂主了，他住在工厂大院的另一端尽头，家里有电话。

在德国医院的妇产科时，我的母亲无人陪伴，当时她也许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惊慌失措。不管顺利与否，她只能任人宰割了。将近清晨七点，她这个营养严重不良、体力极度衰弱的产妇，出人意料地产下了一个强健的女婴，女婴刚出生就染上了新生儿黄疸。

5

一天夜里，她和我的父亲被美国军警逮捕了。

我的父母被捕，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人怀疑他们和纳粹勾结，就像他们怀疑所有战后仍留在德国的苏联强制劳工一样。我饥饿的父亲在监狱里绝食，以此来迫使美国人释放我的母亲。没有她的奶水，留在同住的乌克兰夫妻那儿的婴儿不可能活下去。如果不是因为牵挂我，监狱对母亲来说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这么长时间里，她第一次可以吃饱肚子，又温暖又没有婴儿的哭喊声，她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是父亲的绝食奏效了，一周后，母亲被释放了。之后没多久，父亲也重获自由。

对我父母的怀疑并没有得到证实。他们不仅没把我父母送到流亡营，相反，父亲还被美国人雇用了。他那充满力量的，自童年起在俄罗斯教堂唱诗班里训练出来的男高音成了他在德国的资本。他的演唱事业开始于纽伦堡的一家剧院：他和其他来自苏联的流离失所者一起演唱俄罗斯著名歌曲。美国大兵愿意听这个。支付给他的全是些精美食品，其中大部分是德国战后民众做梦也得不到的：白面包、罐头奶酪、加盐黄油、奶粉、好彩香烟、块状或者罐装的好时巧克力……固体和液体的巧克力是我童年的基本食物。

仓库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我们用挂在窗户把手上的煤油灯照明，而水则必须去工厂大院另一边的铁路巡道工的小屋去取。母亲为了能尽可能少地去那里，一次拎两只水桶。铁路巡道工依然忠于纳粹，毫不掩饰对俄罗斯人的仇恨。他没有拒绝让工厂大院里的低等人用他的水龙头，完全只是慑于工厂主的威严。工厂主允许我们住在他的地盘上，巡道工不敢反抗。尽管如此，母亲每次都不知道，巡道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还能不能把我们生活必需的水打满。

除了铁路巡道工，其他人也反对一帮俄罗斯无赖住在工厂大院里。夜里常常能听见仓库前的脚步声、小声说话声、膝盖咔嚓作响声。有时突然有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在仓库窗户上，有时还有人摇动仓库门。婴儿哭叫起来，母亲跳起身惊慌失措地捂住孩子的嘴。没人知道是谁在外面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是流浪汉，还是贼？但是我们这里有什么好拿的？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像巡道工那种仇视俄罗斯人的人，他们总是吓仓库里的非法居民，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让他们陷入极大的恐惧，也许还想直接了结他们的生命。

尽管如此，我们也有所谓的日常生活。父亲除了作为俄罗斯娱乐艺术工作者，为美国大兵唱歌之外，还有其他工作。他把他报酬的一部分，一些美国香烟和巧克力拿到黑市上去交换物品。另外，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还捡废铁。每天晚上，当父亲为美国人唱歌时，母亲和我必须把父亲白天在路上捡到的废铁分类。煤油灯下，我们坐在地上分拣。第二天父亲可以拿到金属废料商人那里卖些钱。用卖废铁的钱，我们能买到德国黑面包、白菜、甜菜还有盐。

母亲生活的环境——最初是乌克兰的，然后德国的，长时间给她灌输自卑感，即使她努力尝试至少获得哪怕一丁点儿自信，还是立刻被她丈夫先发制人占了上风。他从前对她的爱，看来也所剩无几，现在她对他来说，明显成了累赘。在德国，她唯一指望能爱她的生物，就只有我。也许她一半是为了安慰我，一半是为了抗议我的反叛，所以告诉我，她不是我真正的母亲。按照她的说法，我真正的母亲和我一样有一头金发，是一位美丽的德国女人，她住在一座有家具、有自己水龙头的体面的房子里，并且终有一天会接我走。她还和我讲了摩西小时候的故事。她给我唱俄罗斯歌曲《咕咕鸟》，咕咕鸟丢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不停地用悲伤的声音呼喊着寻找它。所有的一切都让我相信自己是个弃儿，我既着迷又抗拒。我开始哭，开始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母亲应该告诉我，她欺骗了我，她就是我真正的母亲，但是她从来没这么说过。

有时候，她给我讲神秘的玻璃之城的故事。城市中的一切全是玻璃做的，所有的房子、家具、街道，就连居民脚上穿的鞋也是玻璃的。所有人都带着一块雪白的布走来走去，他们擦亮玻璃，擦拭每一粒细小的灰尘，拂去每一小团细微的雾气。我不知道她给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表达什么，这座闪亮得耀眼的城市代表了什么。也许它是肮脏的穷人世界的反面，是她生活世界的反面？可能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或许在当时，玻璃城的画面已表达出了她对无感和死亡的渴望。

我们的同屋泽甘恩科斯夫妇足够理智，他们料到没有机会能拿到美国签证，就提交了移民巴西的申请，不久后收到了签证。

我的母亲和她的丈夫及孩子单独留在了仓库中。她失去了外界唯一保护她的人，失去了她在德国的乌克兰小圈子。她可能一瞬间完全觉醒过来，她真的永远和乌克兰分开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仓库，她再无容身之地。仅有的一个栖身之地，还得感谢一个德国工厂主的慈悲，她注定要永远生活在这个国家，永远是一个被排斥的外来者，听任一个看上去憎恨她的男人摆布。

6

母亲从一开始就害怕的意料中的那天，最后还是到来了。我们不知道德国官方机构到底为何责令我们搬去瓦尔卡流亡营。工厂主没法再帮助我们。他的法子用尽了。告别时，他送给我的母亲一个贵重的老式胸针：金色的蝾螈背后镶嵌着小而璀璨的祖母绿宝石。

位于纽伦堡长水区的瓦尔卡营的棚屋，直到1938年一直被用作帝国纳粹党党代表大会列队行进和万字旗神圣庆典参加者的住处。后来，又被暂时用来关押苏联战俘。当我们搬入瓦尔卡流亡营时，这座由棚屋组成的“小型城市”中住了来自三十个国家的四千名流离失所者，其中大部分人自战争结束起就居住在此，他们不知道被解救后的生活如何开始。几十种语言杂乱无章，嗡嗡作响，几乎没人会德语。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点：在希特勒的帝国中服过强制劳役。当初抢手的劳动奴隶如今失了业，成了帝国战败后剩余的累赘。

营中居民一天得到三顿现成的、装在餐盘中的饭，必须要去食物分发处自取。除此之外，每人每月还能领到十二块半马克的零用钱。每两天供电一次，木棚屋和石屋轮流。每个棚屋大约住三十个人，配备一个厕所和一个水龙头。

我们住在一个木棚屋中，虱子和跳蚤整夜整夜地折磨我们。下雨时，雨水从屋顶缝里漏下来，我们必须迅速摆好所有可用的容器接水。变形的窗户关不紧，炉子里的火不通风，直冒浓烟。整个冬天，我们被冻得够呛，咳个不停。在这期间，我把所有常见的儿童疾病得了个遍，从麻疹到流行性腮腺炎，从水痘到百日咳。

这段时间，我发现母亲显出了怀孕的征兆。她不过三十出头，但在我的记忆中，她苍老，憔悴，满脸病容，中分的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她身穿一件绿白相间的裙子，褶皱裙边被隆起的肚子撑得高耸起来，消瘦的身躯上如同贴了一个巨大的球。当我问她为什么肚子这么大时，我看见她和父亲相视一笑——这是我记忆中罕见的父母表露亲密的瞬间。我从没见过他俩拥抱，更不用说亲吻对方或是其他温柔的举动。

瓦尔卡营中，母亲每日受到噪音的折磨，以至于她无法习惯嘈杂的声音。棚屋狭小的空间里，紧张的情绪在共振。没人小声说话，为了能在一片喧闹中说话被听见，所有人都在喊叫。吵架声、号泣声、大笑声此起彼伏，能听到旁边人的每一句话，每一声喷嚏，每一声叹息，所有的声响汇成一种巨大的永不停息的杂音。

噪音让我的母亲更加觉得无家可归，不过反正她也没有家。她捂住耳朵，起身跑出棚屋，因为棚屋里除了噪声，她还受到患有妄想症的邻居的折磨。一个上了年纪的爱沙尼亚女人，透过薄薄的墙板，用俄语不停地疯狂咒骂她。母亲没办法反驳，有时候她一整天都以泪洗面。她永远都在哭泣。她最严重的病是思乡，对故乡的思念不间断地折磨着她，就像口渴，永远不会减弱，只会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有一天因此死去。

对我来说，瓦尔卡营首先是一个有德语学校的地方。这是一所只有营中孩子上的学校，所有人必须先学习德语。因为母亲早在工厂大院的仓库里就教过我俄语，所以刚入学时，我的俄语已经到了能读会写的程度。随着我进入德语学校上学，我和父母之间展开了一场语言战争。他们拒绝听我说德语。父亲是真的听不懂，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也不会德语，母亲德语说得比周围所有人都好，可她不愿意听我说。而我不愿意再听她说俄语，我根本不想再和她扯上任何关系。

有时候，母亲会讲述她以前在乌克兰的生活，她曾经打算进入一家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讲完她哭了，并说现在的生活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因为她没有听从祂的召唤。她用布满愁云的眼睛注视着我。“倘若你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许会好些。”她说道，“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然后她的双眼又望向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那里没有我。

7

妹妹的出生恰逢我们搬迁到新住处。尽管瓦尔卡流亡营在六十年代中期才解散，但是1952年我们已经搬迁。这一年中，美国人把流离失所者转交给新成立的德国难民机构管辖，流离失所者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在纽伦堡北边的一座法兰克县城的外围，为一小撮“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建立了一个居住点，对于大多数流离失所者来说，这是他们在德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住所，是终点站。当地人把给我们建造的，位于雷格尼茨河边的住宅区称为难民楼。我们的居住区位于城市最外围的楼房背后，从地理位置上看，几乎就是我们居住的楼房而不属于城市。尤其是在炎热的没一丝风的白天，空气里弥漫的全是把动物骨头加工成胶料的“骨头工厂”散发出来的腐烂的臭味，当地人称之为“毒气”。

城市在战争中完好无损，老城区之于我宛如德国童话一般。夏日里，始建于中世纪的市政厅的木框架结构立面被五彩斑斓的鹳草覆盖。数年后，一部美国电影在此拍摄，片名叫《暴雨狂云》，电影主要讲述了小城居民的双重道德和迫害者心理，由克里斯汀·考夫曼饰演的影片女主角，和我的母亲有一个共同点：她也在雷格尼茨河里自杀身亡。

搬新住处的时候母亲没有同父亲和我一起，而是之后直接从医院过来。我站在新厨房的窗前，看着她从停在院子里的一辆汽车中下来。她看上去并没有搬新家的欣喜，脸上流露出无穷的绝望和平静的无望。她怀中抱着一个白色包裹，里面是我的妹妹，一个安静的、柔美的女婴，露出一绺黑色头发，才这么小就仿佛是和我母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们每个月必须去市政厅领一次救济金，设法自行解决膳食。那个时候，房屋、家具，还有人，整个德国焕然一新，是从头开始、忘却战争的时代。正因如此，地处城市边缘的难民楼才不受欢迎，它们会让人们回忆起没人想重提的往事。

母亲应该感觉到了双重的陌生。在瓦尔卡营中有无数被强行遣返回国的俄国人、乌克兰人和苏联其他国民，好歹他们还说俄语，但是这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最终我们来到一个东欧式的巴比伦国度，陷入语言的混乱中，只能听懂和自己语言类似的词。除了我们，只有一个俄罗斯人，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可他并没有在此久住。

作为俄罗斯人，我们不单是德国人公认的政治敌人，还是我们所在居住点的局外人。某天晚上，一场针对我们的类似集体迫害的可怕事件酝酿在即。醉汉聚集在我家窗户下面，叫骂诸如“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党人”的词汇——所有语言中这些词是一样的。一块石头夹杂着玻璃碎片飞进我们的房间。

渐渐地，一些德国人也搬进了难民楼。毫无疑问，他们觉得入住难民楼是一种耻辱。虽然他们也属于这个社会的边缘人，但是身处曾经的强制劳工中间，肯定让他们感觉像被扔进了垃圾堆。

对于我的母亲来说，在难民楼里生活是她新一轮痛苦的开始。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是个灾难，现在她有两个孩子要养活，此外还有我们自己的公寓房，她终于不得不承担起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父亲对她的耐心到了尽头，他不再帮她分担任何家务，从此她只得独自做所有事：做饭、打扫、洗衣服、补袜子、熨衣服——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和社会里天生该完成的所有工作。

她在瓦尔卡营中还能和一些人交谈，分享她故乡的回忆。而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人。她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无依无靠，四处碰壁，不仅在她身处的德国环境中，不仅在难民楼中——作为“俄国女人”她不属于这里。还有她的婚姻，这段婚姻变成了她的地狱。

别的孩子全都带课间餐到学校，可我的母亲却准备不了——因为她没法笔直地切面包片，因为我们没有放在面包上的食物，也没有包裹面包的食品用纸，加上她觉得自己虚弱多病，以至于每天早晨我必须去学校时，她根本没办法从床上起来。最严重的看来是思乡造成的永无休止的神秘疾病，这让她越来越虚弱。她几乎每天都要提到她早逝的父亲，提到她的哥哥，她是那么爱他，当然还有她母亲，她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她一边说一边哭，越来越像个泪人儿，我不明白，她到底失去了什么，能给她带来如此长久的、无底洞般的痛苦。有时，她坐在厨房餐桌边，用一支铅笔勾勒一些人的面孔，其实永远是同样的面孔。我想，她给我讲过的玻璃城里的居民就是长着这样的面孔，冰冷的双眼凝望着一片虚无。她把这些画放进我们厨房餐桌的抽屉里，几乎每天又多出几张。

唯一能短暂地把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只有一件事，唱歌。唱歌是我们的魔法，可以驱散妖魔鬼怪。我们的保留剧目不仅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还有我在学校学的而我的父母也喜爱的德国歌曲，如《到处是寂静的夜》《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在那里的雪山中》，等等。通常是母亲用她清亮的女高音开头，接着是我，然后是父亲。父亲其实是男高音，但因为他不像母亲能跟唱德语歌词，所以他用没有歌词的低音转调给我们伴奏。他的伴奏好似低沉的钟声，为我们的德语歌曲增添了一丝俄罗斯情调。夏天，常有邻居聚在我们家敞开的窗户下倾听我们唱歌，还鼓掌喝彩。我们的私人演唱会带来了双方短暂的和解。每当我们全家一同歌唱时，我们三人也重归于好，感受到家庭的归属感。

她有一次问我，是更愿意留在父亲身边，还是愿意和她一起投河，带上我幼小的妹妹。“不疼的。”她对我说，由于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留在父亲身边，而且又不疼，我立刻同意一起投河。我甚至觉得，她愿意带上我简直是对我的嘉奖。

8

那天，我的父母坐在收音机前，仔细聆听掺杂着许多杂音的俄语广播，新闻间隙还播放了巴赫的曲子。斯大林濒临死亡了。“是的，他曾经是坏人，”我母亲说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他首先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最后一次从她口中听到她相信公正的上帝存在的话。

斯大林的死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即便是在所谓的解冻时期，苏联依旧是一个对外封闭的集权国家，我的父母仍旧会被视为国家公敌、叛国者和通敌者。尽管如此，德国官方机构每次传唤我父母时都要求他们尽快返乡，至于他们回到苏联将发生什么，官方机构不感兴趣。母亲总是哭着从这些机构回来，看上去像被责骂过一样。

移居美国的希望不久后也破灭了。我们已经多次提交了签证申请，而现在，父亲在例行体检后接到通知，他患有肺结核。母亲确信，父亲的肺结核并不是误诊，而是美国人无耻的谎言，他们毫不掩饰地拿这么可怕的疾病当借口，目的是永远赶走我们这样的穷人。

他们放弃了移居国外的尝试，而失业的父亲想到的创业点子在酝酿成熟。他打算建一个养鸡场。通过母亲的帮助——母亲在父亲和德国人之间一直充当翻译，父亲在主街上的城市储蓄银行提交了一份贷款申请。母亲不相信我们能从德国人手中拿到贷款，可是在我的父母于银行和德国机构之间奔波往返了几周后，贷款批了下来。数额是令人难以置信，听着发晕的天文数字：一千马克。

夏初，父亲建好了他的养鸡场。

母亲经常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农场，因为我们必须帮父亲劳作。遥远的路途中，母亲用一个装了拉手和轮子的木板拉着妹妹，因为她还太小，没法走那么远的路。我们沿着雷格尼茨河一直走啊走，天气炎热，我们又累又渴，但是路好像没有尽头。有一次，当我们终于走到农场时，母亲停在大门前，呆呆地望着父亲为妹妹和我搭造的木头秋千出神。“秋千上挂着一具骷髅。”她毫无感情地说出这句。我什么也没看见，可是母亲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色煞白，像被秋千的木板和支架催眠了一样，直愣愣地盯着秋千在空中前后摇晃。

这段时间，她的话变少了。她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魂不守舍，越来越频繁地告诉我们她要去投河。与此同时，她又显得毫无压力，轻松愉快，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她这般模样。她突然开始梳理她乌黑的长发，并且尝试新发型，她时常站在镜子前，长时间端详自己，而后惊叹，就好像她忘记了自己长什么样，或者第一次看见镜中的自己一样。

父亲的生意远不如他设想的那般顺遂。他加入了一个哥萨克合唱团，该团全年在欧洲各个音乐厅和教堂巡回演出。

我们难以想象父亲现在的日子。几乎每天去一个新的城市，晚上睡在酒店，吃在饭店。他寄钱给我们，还寄彩色明信片：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山谷中有小房子，广阔的荷兰郁金香花田，埃菲尔铁塔，一位西班牙弗拉明戈女舞者，手中拿着响板。妹妹用这些明信片在我们很久没打扫过的地板上玩她的神秘纸牌游戏。母亲从来不看明信片，父亲寄来的钱，她也漫不经心地放在桌上，妹妹和我可以随心所欲拿去。我们买了一大堆法兰克香肠、樱桃味道的棒棒糖，还有冰淇淋小蛋糕，把肚子塞得满满的，简直要吐出来。以前，每当街上路灯亮起的时候，我必须在家，而现在母亲不关心我在不在家。当有难民楼里的顾客按响我家的门铃时，母亲也不去开门，她不再给任何人开门，就像根本没听见门铃一般。一位邻居察觉到了我家的异样，给我们带来了蛋糕。可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吃蛋糕，她说蛋糕有毒，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不再打扫房间，只是有时我还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些碟子，或者把垃圾扔到地下室的大垃圾桶里。屋里的一切肮脏不堪。妹妹和我不再有干净的内衣可换。已经秋天了，晚上家里变冷，可是我们没有取暖，因为我们没有木头和煤。

当妹妹和我临睡前习惯性地跪下默念晚祷告时，我们的母亲开口说道：“上帝不存在。”随即禁止我们祷告。第二天，她却在胸口画十字，开始哭泣，并且命令我们继续做祷告。她时常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白衣修女从窗外走过，院子里的梨树在燃烧。还有一次，她看见厨房里有条蛇逼近，她吓得直向后退，背紧贴着墙大声尖叫。多数时间里，她只是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呆呆出神。不管我们怎么晃她、掐她，拽她的头发，都无济于事。她承受着一切，毫无半点反应。“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投河？”有一次我问她。她这才开口说话：“很快就去。”

有一天，她的双眼突然恢复了生气。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抓起我的跳绳，开始勒我的脖子。她坚信我是撒旦之子，是她在这世界上生下的坏人。她必须杀死我，因为是上帝命令她这么做的。

我母亲又开始称我为撒旦之子了，她拼命摇晃我，我几乎失去意识，我挣脱开去，冲进卧室并把门反锁。然后我拿起剪刀，怒火中烧地把母亲衣柜里的所有衣服，一件接一件地剪坏。我一直破坏到除了母亲身上穿的，没有一件衣服幸免。我攥着剪刀傻站在门口，等着母亲进来。当她终于迈进卧室，看见地上一堆被剪坏的衣服时，她愣住了，但是她脸上立刻浮现了一丝游离出神的微笑。“你做得很好，我的女儿。”她一边说一边温柔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你做得非常好。”

从这一刻起，她完全不再开口说话。我请求她、乞求她，我用力摇她，但是她始终一言不发。她又开始目光游离地呆坐，她在另一个神游世界中到底看见了什么，从她的目光中没有透露出分毫。

9

十月十日那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我去上学，学校里没人在乎我经常旷课，即使是新来的老师也明显没有把我算成她的学生。我回到家，又开始习惯性地喋喋不休，我说话就像瀑布一样倾泻，没句号也没逗号。我拼命地说，告诉我的母亲，我们班第二天有学校郊游，去瓦尔贝尔拉。然后，母亲突然开口了：“明天你不要一起去。”接着再次一言不发。我向她解释，明天我必须参加郊游，这是学校的要求。我大哭大叫，用脚猛跺地。“我必须一起去，”我大声嚷嚷，“所有人都去的。”可是她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我愤怒地冲出家，重重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永远都是如此。我永远被禁止做所有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德国孩子来说，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甚至是必须做的。永远只有一句：我们不是德国人。而我不可能知道，这次母亲的话不是禁令，而是一个预言。明天你不要一起去——这是我从她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那天很晚才回家，比平时还要晚。当我把钥匙插进家门的钥匙孔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可是门打不开。我使劲推门，门稍稍往后开了一点，然后我突然听见年幼的妹妹悲恸的叫喊声。

母亲不在家。第一次这么晚了她还不在家。如果她出门，也只是去养鸡场拿鸡蛋，即使那样她也早就应该回来了。这个点，雷格尼茨河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妹妹想不起来母亲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她发着烧，完全糊涂了。我们坐在厨房桌边等着。死一般的寂静，只听见收音机上方健康局医生送给母亲的挂钟在嘀嗒作响。我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指针每分钟往前跳动一次。挂钟下悬挂的日历上，今天的日期下面被画叉做了标记。

也不知几点了，我走进卧室，拿被子给妹妹盖，她在打寒战。我立刻发现了房间里的变化。房间墙上一直挂着母亲个人照的放大照片，相片中她带着乌克兰头巾，展示着惊人的美貌。而现在，墙上的照片被拿了下来，放在床上，照片被从中间撕成两半。

我给开汽车前来的两名警察指通往养鸡场的路。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清冷的夜里，我们沿着雷格尼茨河岸边行驶，河水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母亲在雷格尼茨河里。”我对警察说道。他俩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我说：“哎，瞎说的。”但是回程的路上，他们用携带的聚光灯照向河里，以极慢的速度沿着河岸往前开。我害怕极了，害怕在聚光灯光柱中陡然看见母亲躺在岸边的尸体。然而，眼前只有黑色的河水。

母亲会去找谁了呢？她谁也不认识啊。如果去熟人家的话，她肯定会穿上她那双漂亮鞋的，可鞋还放在家里走廊上。

维因噶尔特小道到墓地的路很远，但我是一个有经验的飞毛腿。我飞奔着，一次也没有停下过，从城市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直到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停尸房前。我的母亲，她在里面。我从来没想过在这扇玻璃后看见她。现在，再去摇晃她，掐她，都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我再也不能逗她发笑，我做不了任何事来对抗她的死亡。

黑色的头发散落在白色的棺枕上，她看上去变得陌生起来，像德国童话书里的白雪公主。她右边面颊上，眼睛下方，有一块瘀青。她在水中撞到了什么？她的双手被交叉摆放在棺盖上，和旁边两个今天被送来的死者一样。但是她的手中没有摆放十字架。她的棺木前也没有安放花环和花束。她躺在那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是一个人静静地躺着，和旁边的两个死者相比，像完全躺在另一个地方。

后来我才得知，在河岸边，距离她毫无生气的躯体不过百米的地方，找到了她的灰色大衣，这是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最后一件衣服，袖口的丝绒早已磨损。她把大衣脱了下来，整齐地叠好，放在草地上。也许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选好了此处，可能就是她在日历十月十日下方打叉的那天。这些全部是她留下的符号：日历上的叉号标记，撕开的照片和岸边的大衣。她为什么把大衣脱了下来？难道她不知道大衣的重量可以帮助她下沉吗？

她死的时候，城里公园般的旧墓园中已经没有空余墓地可用了，而新墓园恰好才刚刚开始建。时至今日，新墓园外观好似一片私人住宅区，前面有漂亮的花园。花园曾经是一块建筑工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刻着俄语铭文的墓碑就立在一片被挖掘机和推土机犁过的荒漠中。后来，墓碑也不在了。除了几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张左右颠倒的结婚证复印件和一个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圣像——可能是家族财产中的一件，意外在没收充公中幸免——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东西还存在于世。

（本文选自新星出版社《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略有删减）

[德]娜塔莎·沃丁 著 [德]祁沁雯 译 新星出版社/2021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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