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景芳出逃记

2021-06-08 11:33:26
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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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形看,景芳实在是个太过普通的老太太:个子不高,身材中等,看上去60来岁,穿着机绣红花绿叶的老年妈妈服。她烫着一头长短不过脖子的小羊毛卷发,一个卷紧挨着另一个卷,相互支撑,密密实实挺立在头上,不需要梳子、发胶,更不需要Tony老师每周一次的定期护理。发帘下的眉目平常,鼻子也毫无特色,倒是嘴角两边法令纹很深,连带着脸上的纹路一起朝下,带出几分不好惹的气势来。一张嘴,普通话带着重重的河北涞源口音,但把意思表达清楚,问题不大。

这样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每个小区、每条街道、每个超市、每座街心公园都能遇上。她们或手推婴儿车,或拎着盛满超市特价菜的帆布包,或手脚缓慢地跳广场舞。人们从她们身旁路过时不会注意,回身时不曾多想,照面了打个招呼也丝毫不突兀,仿佛她们原本就长在这大都市里。可要细究户口本上的住址、籍贯,她们又都是异乡人,是北京这个城市高效率、快节奏、大叙事笼罩下的阴翳,是主流之外的一种补充。

景芳自己倒不关心这些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只认准一样,北京是儿子徐满的地方,自己来是带着任务的——带孙子和孙女,等他们上了小学,自己就打道回府。她来北京好几年了,每年行动轨迹几乎一致:平日里儿子儿媳上班,她在家做家务、带孩子,每年国庆和春节回老家两次,每次半个月,这就是她的“法定假期”。

这两个“法定假期”从来没被打破过,直到2020年年底,景芳发现“回老家过年”这个屁大点的事儿,成了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大问题。

1

过完腊八节,景芳就开始掰着指头过日子,算还有几天可以回老家过年。

尽管电视里主持人天天字正腔圆地播报“中央提倡就地过年”,可景芳还是坚持要回涞源老家。她年纪大了,不会在手机上预约核酸检测,就让儿子徐满给约一个,去医院也好,上门来测也好,无论如何她要在腊月廿三小年之前回家。

徐满不乐意:“妈你走了轩轩和蕊蕊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把孩子带到公司去呐!”他要求老娘坚持到到腊月廿九,等他和妻子放假了再走,或者干脆就在北京过年。

儿子的言语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景芳听完立马原地爆炸,“咣当”一声把保温水壶摔在茶几上,黑色的玻璃面板被砸出一个不小的坑。要在平时,景芳肯定会心疼物件,但现在她顾不上这些,语气高亢而急促:“旧社会长工给人扛活,到了小年也能回家躺平、该吃吃该喝喝呢。你妈我快70了,一年奴隶似地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带着小的还要顾着大的脸色,到年底了不该歇歇吗?”

“这不是有疫情嘛?幼儿园不开门,轩轩和蕊蕊没地儿去没人看啊。咱家离北京就200公里,廿九我放假了连夜开车送你回去。再说了,你在我家也一样该吃吃该喝喝,累了就歇着啊,谁敢给你脸色看啊。”徐满连加了3天班,又得到消息今年的晋升名额取消了,正心烦得要命,和老娘说话也失了耐心。

徐满也打心底里讨厌2020年,疫情遇上本命年,什么都不顺,自己果真随了属相,成了一只在风箱里四面受气的老鼠,稍微躲得慢些,就被来回推拉的木把手抽到身上。

“歇着?我这几年从正月到腊月,中间除了国庆节回老家的10来天,哪天不是洗衣做饭、擦锅抹地?小满啊,你要讲良心啊,我来北京给你看娃娃几年了?你爸70了,一辈子没进过几回灶房,老了老了倒要学着做家务,自己拾掇家里、伺候奶奶,你奶奶今年94了,哪样都离不得人啊。”说着说着,景芳的盛气没了,看着这个笼子的一样小两居,悲从中来——屋子里到处满满当当、挤挤挨挨,自己在客厅一角的床铺也堆满了小孩衣服、毛绒玩具、积木块、识字卡——这里终究是儿子的家。

徐满倒是没想那么多,事急从权,疫情通报天天来,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看来,北京的生活条件比老家好太多了,房子是小了点,但暖气烧得好,在家里穿单衣尽够了,下楼过了马路就是永辉超市和物美大卖场,买菜买肉新鲜又方便,边上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文化广场,都是遛娃散步的好去处。老家倒是地方大,前几年建了两层青砖大瓦房,白瓷砖贴了墙,铝合金的大窗户透亮透亮的,外表看是个样子,但房顶太高不聚暖,冬天在屋里也要穿着棉袄,平时老爹得骑着电三轮去镇上,买回来一堆萝卜白菜洋芋堆在窖里,逢年过节加点牛羊肉,汆点丸子冻起来,翻着花样做,也就那几样。

所以,让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在徐满看来也没啥大问题,只是不能守着老爹、奶奶过年,是有些遗憾。但看到老娘怒目圆睁的样子,这些话他没说出口,只模糊其辞,等到年跟前再说,回家前肯定让老娘做上核酸检测:“你放心,小可毕竟在医院,他们那儿不能测核酸,但她有同学专门管做这个,腊月二十七八我肯定让她给你安排好了。”

景芳本来已经平静,一听到儿媳妇的名字,怒气又腾地窜起来,大声回:“不麻烦她,我信不起她。”

2

景芳要是打定决心做一件事,是不怕麻烦的。

她想起小区里一同带孩子的老太太中,住在8楼827的硕硕姥姥是个伶俐人儿,吃穿新潮,手机也耍得好,且待人和善热情没有架子。平常在小广场遛娃晒太阳,硕硕姥姥常把孩子往推车里一放,拿着手机看抖音,时不时哈哈笑,不一会儿身后就“孔雀开了屏”,好几个老太太围着看;硕硕姥姥还和她们分享过如何在盒马生鲜、叮当买菜、每日优选上“薅羊毛”——9毛9一盒10枚装的有机蛋、1块钱的大白菜还送两头大蒜,8块9毛9的丹东奶油大草莓,还免费送到家——一群老太太听完无不称赞:“到底是当老师的,脑子就是灵。”

景芳心里琢磨,请硕硕姥姥在手机上帮忙预约一个“核酸”约莫能行。可惜她没有加过硕硕姥姥的微信,最近几天在小广场也没碰见她。

趁中午俩孩子睡午觉的空档,景芳从5楼爬到8楼,按响了827的门铃。伴随着细碎的脚步声,开门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妇人,和硕硕姥姥长相有几分相似,脸上有几分茫然。

“你妈妈在家么?”景芳尽量让自己的涞源方言向普通话靠拢。

“我妈回太原了,上礼拜走的。阿姨您是?要不进来说。”妇人把门让出一道缝来,请景芳进去。

景芳摆摆手,妇人又问:“那您找我妈有什么事儿?我转告她。”

“木啥事儿——我是住5楼505的蕊蕊奶奶,平常我们都一道带娃娃的,我说这几天都没见你妈妈,上来看看。”景芳说。

妇人眼含疑惑,她似乎没听自己的亲妈说过和5楼老太太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但还是简单交代了下:“我妈来北京帮我带孩子,我爸自己在老家呢,她总归是放不下家里,先前说好了一进腊月就回太原,过完正月十五再来,到时候您就能见着她了。”

“现在出北京能行吗?看电视里说,让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你妈妈走了,谁带硕硕呢?”景芳忙说。

“能走呢,阿姨,有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行,您在‘北京健康宝’上预约一个,100多块钱,很快就出结果了——硕硕,这也别的没办法了,我和他爸爸轮着请假带。”

景芳正想张口问“你能不能帮我预约一个核酸”,屋里传来小孩哭声,妇人赶紧说了句“阿姨再见”,就合上了门。对着紧闭的门,景芳叹了口气,心里更羡慕硕硕姥姥了。

平常老太太们遛娃时,总聚在一块闲聊,大家常说都是过来帮忙带孩子,但“姥姥”多半比“奶奶”好过。姥姥来带孩子,一则是情分,姑爷大都心怀感激,当宾客待,四季衣帽、吃喝用度都是齐全的;二则是在自己姑娘家,虽两代人在带娃的理念上难免有冲突,但娘俩能互相体谅,有空都想让对方多歇会儿,喘口气的时间总归多些。

硕硕姥姥和景芳提过,说周末两天她是绝对不带孩子的,天气好时她就背上面包矿泉水上公园、博物馆溜达;天气太热或太冷,她就找个商场买东西或找老同学喝咖啡吃美食。“带孩子真是劳神费心,总得偷空让自己好过点吧。”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奶奶来带孙子孙女就不一样了——这是应尽的义务,是不能推卸的责任。景芳的儿媳小可也明里暗里“点”婆婆,轩轩和蕊蕊姓徐,照顾自己家的苗,奶奶自然义不容辞。

景芳倒也认可这个说法,她没读过多少书,是传统的农村妇女。那年轩轩还没出生时,她自己估摸着儿媳的预产期,早早收拾好行李,打包好了自家出的野鸡蛋和小米。一接到徐满的信儿,她就麻利地上鸡窝抓了两只老母鸡,搭了同村小伙子的便车就来了北京。只是没想到,这一来就是7年,她带完老大带老二,见天念叨回老家,心里却丢不开俩孩子。

“有时候,这日子把人捆着,望不到头一样。”

3

景芳原先不太会耍手机。

在老家,能用到手机的地方着实不多。每天正事不外乎下地干活,上山放羊,回家起锅造饭,都不需要呼朋引伴,和着天光跟着自己心情走。闲事也不过两三宗:同村人相互串门、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和初一十五镇上赶集。除非赶集,不然她经常会忘记还有手机这么个物件。

初到北京,她没有随身带手机的习惯。手里那个老旧的二手联想,还是徐满上学时留下来的,直板小屏幕,只能接打电话,充电接口不太灵光,时常没电,儿子儿媳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

小可担心婆婆带着小孩走丢了,就把自己用了两年的小米给她,自己换了个iPhone。景芳用上了智能手机,徐满给她注册了微信,一开始景芳心里抗拒,徐满便劝:“用微信发信息不花钱,还能发语音、打电话,和老家的亲戚视频。”

儿子手把手教了好一阵子,景芳才学会使微信。在她的微信通讯录里,算上儿子儿媳,满打满算不过20来个好友,可这也成了一个情绪缓震带。在带娃、干活的间隙,景芳没事也爱刷刷朋友圈,时不时给别人的照片点个赞,转一转健康养生的文章。

10月底的一天中午,孩子正睡午觉,景芳看到二姐绍芳分享到朋友圈的一则新闻,大受触动。新闻里讲,郑州有一位56岁的阿姨,前半生一直照顾家庭,给丈夫做饭,帮女儿照看双胞胎外孙。等外孙都上了幼儿园之后,阿姨买了一辆二手小车,带着锅碗瓢盆、帐篷睡袋,开启了单人自驾之旅。她从郑州一路南下,3个月里去了西安、成都、西双版纳、大理。白天在野外生火做饭,晚上睡帐篷,驾驶历程已超过5000公里。

绍芳配的转发文字是“佩服佩服,敢想敢做”,景芳也把这篇文章转到自己的朋友圈,就配了4个字:“万分羡慕”。

景芳羡慕的点,不是她能开车去那些旅游胜地——在景芳眼里,这些地方还比不上老家的白石山、十瀑峡呢。她真正羡慕的是,人家可以在外孙上幼儿园之后全权放手,随心规划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旅行。

“熬出来,忍到头,过自己的生活。”这是景芳心底渴望却摸不到的日子。

2013年7月来北京带孙子时,景芳心里做好了“6年抗战”的打算,等孙子上完幼儿园她就回老家,和村里的老伙伴一起过田间地头、广场舞的老年生活。可计划赶不上变化,2017年孙子才上幼儿园中班,孙女又出生了。儿媳休完120天产假急忙忙回去上班,留下景芳一人看顾两个孩子。

于是,景芳的一天变成了这样:一早起来把轩轩送到幼儿园,路上给儿子儿媳买早饭,赶回来给蕊蕊冲奶做辅食;等儿子儿媳出门,她对付着吃一口,推着婴儿车去东门小广场晒太阳,1小时后起身推车买菜,回家做午饭,伺候蕊蕊吃饭睡午觉,自己吃饭,4点半推着蕊蕊去幼儿园接轩轩,回家后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晚饭。

日复一日,景芳就这样生活在北京,却又不像在北京。北京那些盛名在外的一切,故宫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四合院老胡同、烤鸭涮羊肉……似乎都和她关系不大。

同村的几个伙伴,偶尔在微信上打趣她,“又去天安门溜达了?”景芳回想,上次去天安门还是五六年前二姐绍芳一家来北京旅游,她陪着逛了一天,当时她在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四个方向都拍了照片,现在只记得广场上人来人往闹哄哄的,三步一岗亭五步一检查,并没有什么可看的。

景芳所能感知到的“北京”,是以儿子徐满家所在小区为中心,方圆1公里的范围为半径。她最熟悉的地方是小区里的“10号楼”、孙子去的幼儿园、小区东大门的文化广场、永辉超市二楼生鲜区和小区北门小学旁边的废品回收站。

她清楚,小区有10栋楼,每栋楼有3个单元,围绕小区主干道走一圈大约850步,推着婴儿车需要12分钟走完;幼儿园的门口有2棵桐树、3棵野海棠和5棵不知名字的矮松,每天7点30分会播放《谢谢你》、《青蛙最伟大》,欢迎小朋友入园;来东门文化广场遛弯的人多半是和她一样专职带娃的奶奶、姥姥或保姆,西墙根的3个扭腰健身盘最受老头欢迎,常常满员,老太太们则更喜欢自行车健身器,可以坐着蹬腿;永辉超市夏天7点开门,冬天7点30分开门,早上的叶菜最新鲜,晚上的鱼虾更划算;物美大卖场每月“会员日”买够68元的东西,可以加3元换购12个生态鸡蛋,得早上去,下午换不到;废品回收站只收纸壳箱子、矿泉水瓶子,别的一概不收,纸箱回收价格时高时低,8毛一斤有过,1块5一斤也赶上过。

这样日子过着显慢——倒不说多难,只是让人没劲头。

景芳推着蕊蕊晒太阳时,常常想起大夏天自己戴着草帽扛着锄头在玉米地除草、春光正好时搭着蓝布手巾给杏花授粉、手掌宽的扁担满挑着两桶水灌南瓜秧苗、赶着十几只羊跑半个后山……累是真累,但天高地阔、劲头十足。回家灌一大壶凉开水,热馍馍抹辣椒酱,就上小葱炒蛋,吃完上炕沉睡一觉,下午又是精神满满。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种自在劲儿的珍贵——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做什么活儿不做什么,全听自己安排;怎么吃饭怎么喝水,啥时睡觉啥时串门,都随自己心意。可到了城里,全变了,干什么都有讲究有规定:买菜要看时间、讲新鲜,带孩子晒太阳要看天气、讲时长,做饭要讲营养、少油少盐,连卖纸壳箱子都要讲时机——“双十一”垃圾箱里纸箱多,她捡的也多,但当时卖不上价,隔月卖才更划算。有时看着小区里密密麻麻的玻璃窗户,阳台上一盆盆精心呵护的绿植,院子里被修建的整整齐齐的树木,景芳就在心里感叹:一棵长在山田里的野杏树,根扎在土里,枝迎着日头,风云雷电全盘接下,才长得带劲;人把这树迁到这楼房之间,配上漂亮的大花盆,再是有土有水有日头,都蔫蔫巴巴、麻麻赖赖,到底是水土不服。

2020年疫情从年头闹到年尾,4个大人2个小孩都圈在小小的屋子里,不敢妄动。隔着玻璃看外面,景芳觉得自己要被“捆死”了,“把人绑在一个地方,坐牢一样,熬着难受,看不到头”。心里的别扭、屈就、无望,加上本就不柔和的脾气,眉梢眼角带出来的信息就不甚好看。

前些天趁徐满出差,小可在饭桌上发难:“妈您一天拉着个脸给谁看?消极的情绪对小孩成长非常不好,您注意一下吧。”

景芳毫不示弱,直接怼了儿媳:“你脸好看,你自己在家带俩孩子吧,我明儿就买票回老家。”

狠话撂完,景芳终究没走。她虽然脾气大,但做事向来有准儿,来北京有头有尾,该走的时候她自然会走。

4

小可早就注意到,每年一进腊月,婆婆就开始糊弄着过日子——离小年越近越糊弄。最直观的表现是晚饭,饭菜能简尽简,常常是一盘白菜炒豆腐、一盆土豆熬豆角了事。今年更过分,动不动就是煮一盆挂面,在凉开水里投一遍,淋点香油放上酱油醋,5双筷子5个碗就是晚饭了——当然,她会给轩轩和蕊蕊再各煎一个鸡蛋。

小可连吃两顿,忍无可忍,敞着卧室门大声训徐满:“一天到晚累的要死,在单位凑合吃大锅饭,回家能不能吃点好的?年货节我买了多少菜、囤了多少肉,宁愿冻着占冰箱也不给人吃?毛病!轩轩还不如在幼儿园吃的好,蕊蕊的蛋白质、膳食纤维摄入都不够,到时发育跟不上有你后悔的!”

屋子不大,声音透过门窗满地打滚。这种指桑骂槐的话景芳不是第一次听,她也不搭茬,收拾饭桌的手开始发狠,摔盆摔碗摔筷,动静极大,爬行毯上玩磁力片的蕊蕊被吓着了,哇哇大哭,小可快步冲出来抱起孩子进屋,“咣”的一声关了主卧门。

作为在北京生北京长的独生子女,小可不愿意让婆婆来家带孩子。准确地说,她从来没想要过要和婆婆在一个屋檐下过活。

小可第一次看见景芳时,就知道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农村女人不好惹。那是徐满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提前电话通知过,火车换了大巴,又走了一里地,到村口也没看到有人来接。小可拎着一盒“稻香村”进了徐家棕红色的大铁门时,景芳正在院里用鸡毛掸子扑打衣裳上的灰,看着像刚下地回来,鬓边还沾着几粒苍耳。

徐满招呼:“妈,我回来了。这是我对象,小可。”

“哦,快,快进屋里坐。”景芳的语气是热情的,嘴角也翘着,但小可忘不了眼光交汇的一刹那,景芳的眼神是冷的、暗的。

当时,小可并没想太多,相对于一年见一次的“未来的婆婆”,她更遵从自己内心对徐满的执着。以时下流行的类型划分,徐满逃不掉“凤凰男”和“小镇做题家”的标签:他从山村小学考到镇上初中再考到县一中,苦学3年考上一所理工科大学最好的通讯工程专业,大学4年奖学金拿全,再以高绩点保送到本校读公费研究生,硕士3年准点毕业,校招经历层层选拔顺利进了一家国字头的央企总部研究院。进院没过半年,踏实肯干的他便入了院工会分管文体工作的李主任的“法眼”。

在李主任看来,徐满除了出身苦了点,没别的毛病:这孩子戴副无框眼镜,肩宽腿长、文质彬彬,穿着打扮干净得体,待人接物温敏谦和,没有一些寒门子弟缩手缩脚或清高厌世的习气。而且。他学校学历也过硬,工作负责肯钻研,办公室风评不错。

李主任在工会搞了多年青年男女联谊活动,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动机,便想把徐满介绍给外甥女小可。小可是李主任已过世大姐的独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托关系上了北京南城一所护校,毕业后应聘到区妇幼院做护士,工作比那些综合大医院轻松许多。赚的钱不多,但也够自己开销。由于医院阴盛阳衰,小可一直未碰上合适的男生,李主任作为姨妈,自然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立马安排时间让两个年轻人会面。

小可和徐满在前门附近的咖啡店见了面,面对面喝了半小时,徐满说话没超过10句,剩下的话都让小可说了,账也被小可抢着结了。徐满回去的路上就想,这女孩不适合自己。他中意的女孩属于那种文静秀气、安静少言的类型,而小可正好相反,她长相明艳,性格张扬,自来熟,说笑起来没完没了。

他正犹豫着怎么回复李主任,李主任却喜气洋洋地打来电话,邀请他周末来自己家吃饭。徐满没有拒绝,他张不开口。他知道,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一般朋友、同事之间的聚会都选在公共场所,大家聚在一起,问不到来处,看不清归途,远近适宜。而家是私密领地,是不轻易露白的里子,除非已知根知底、亲密熟络至极,人们轻易不请朋友来家里。李主任既开了口,就说明她已经把徐满视为“自己人”了,倘若拒绝,那可就不是“我们俩不合适”那么简单,是踩着凳子打李主任的脸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小可强大的攻势下,徐满当初“不合适”和“没有感觉”的结论是武断的。小可倒追徐满半年,除了上班就一门心思琢磨如何对徐满好、更好。她一天24小时在线,心甜嘴甜撒娇卖乖;徐满加班,她就拎着爱心餐送到他单位,碰上自己晚班,也安排外卖到位;知道了徐满的衣服鞋子尺码后,北面冲锋衣、“踢不烂”大黄靴通通安排上;徐满出差,小可换班调休也要制造“他乡偶遇”,还要装作“缘分使然”;知道徐满平时爱玩游戏,当下就刷卡买了一台PS4送给了他。

小可对闺蜜陈静感叹,说对自己老爹都没这么上心过,“我脑子虽然读书不灵光,但在这门叫徐满的功课中,我要尽全力拿到90分”。

陈静问小可喜欢徐满哪儿,小可说起来没够,“哪哪儿都喜欢啊,他个子高人也白净,脾气又好,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怎么说他都不爱生气;好学校研究生毕业,又在大央企,追到他算我赚到了,以后要个孩子还能贡献一半聪明智慧的基因呢”。

5

工科直男徐满到底被小可打动了,两人开始以结婚为目标处对象。当景芳得知儿子处了一个北京姑娘,开始是极高兴的,“儿子在北京有靠山了”,但仔细了解后,又生出许多不满来。

在景芳看来,儿子从小到大成绩优秀,工作体面,长得也有排场,是附近村镇有名的“出息孩子”。可这个小可,一没上过大学二没个体面的工作,家里老娘还早早去世了,除了家是北京的,在南三环有一套70平米的小房子之外,实在配不上她儿子。

可徐满不听劝,老伴这次也站儿子,翻来覆去地强调:“咱自己没能力给儿子在北京安家,现在他自己找了个自带房子的,还挑拣啥?”

所以,景芳从第一次见小可,心里就不大痛快,可又不能太拂儿子的面子,到底还是按照习俗张罗了饭菜,给了“千里挑一”的红包,加了一对老式的银镯子——也只是“全了”见亲认亲的过场而已,旁人家儿子带着城里儿媳妇回来的那种声势浩大、热情洋溢的高规格接待,统统没有。

媳妇、老娘相看两厌,徐满心里不是不清楚。他想过,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远”,隔着山隔着水,远远地问候着,总归能过得去。

可形势比人强,结婚第3年,小可怀上了轩轩,孕期倒没太大反应,产检就在自家医院。问题是,生完之后谁来带孩子?这真愁坏了小两口。

小可的父亲年老鳏身,为了给小两口腾房子,自己搬去燕郊租房住。老爷子生活自理能力实在差,又在香河找了一个老伴搭伙过日子,腾不出手看孩子。请个育儿嫂吧,不放心不说,钱也不够——两口子都是靠工资过日子,挣得不多不少,小可本就是“月月光”的消费习惯,多了个孩子后,奶粉纸尿裤、玩具小衣服……样样都是钱,实在没有余钱请人。

徐满想来想去,提出让自己老娘来北京带孩子。小可不大乐意,想着要不要辞职。她把这想法和小姨一说,李主任坚决反对:“傻闺女,带孩子可比工作累多了,而且不工作时间久了,肯定和社会脱节,不值当啊。你现在虽然工资不高,但多少都是自己挣的,花钱腰杆硬。你试试朝别人开口要钱过日子,难着呢。”

就这样,李主任替外甥女拍了板:出了月子,让婆婆来带孩子——至于月子里的事儿,李主任大方地出了12800,在医院官网上预订了个金牌月嫂。

“你头回当妈没经验,小姨做主给你找了个月嫂,月子里照顾你和孩子,徐满也跟着好好学学。等回头你婆婆来了,再教教她科学育儿,保准没问题。”李主任信心满满。

那年6月,轩轩在复兴医院出生,7斤2两的健康小子,顺产,小可没遭太大的罪。金牌月嫂入户照顾、教学,小可慢慢习惯了有小孩的日子。待轩轩满月,月嫂离家,景芳便住进了家里的次卧,一张1米2的单人床,旁边放着孙子的婴儿床。

小可母乳不丰,月子里就开始混合喂养,出了月子,索性停了母乳,纯奶粉喂养。景芳看不惯,天天叨叨,吃母乳健康,让孩子多吸一吸就有了,又是清水黄豆炖猪蹄鲫鱼汤,又是下奶偏方羊油卧鸡蛋,腥的、苦的、没味的,折腾了1个月,小可还是没母乳,便不再听景芳的。

景芳看着一个月1000多的奶粉钱,心疼不已,时不时提起,村里的这个媳妇那个妇女,“生了孩子3个月才下奶”,又讲“我们小满,从小没吃过一口奶粉,8个月断奶,黑面馍馍小米粥,照样养出个大个子,身体壮壮的从来不生病”。

小可不接下茬儿,只冷着一张脸,教婆婆怎么冲配方奶,怎么用消毒锅、温奶器,怎么给孩子换尿不湿。大多数情况下,景芳配合度很差。比如,小可让她一天3次用消毒锅给奶瓶、奶嘴和牙胶消毒,她觉得用凉水洗干净,再用热水烫烫,啥菌都死了,“翻来覆去地消毒,简直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又比如,当她知道一片纸尿裤合下来要两三块钱,立马就在家里找旧衣服改缝尿布。等她东裁西缝整出十几块尿布,小可却不让用:“尿布又麻烦又不卫生,消毒不彻底,容易‘红屁股’,用尿不湿多省心。”

景芳说:“你是省心了,一天光尿片就要花20几块,你算算一个月多少钱?”小可硬邦邦顶回去:“这钱不要您出,放心吧。”

这些话像天生长在景芳嘴边,时时说,处处讲,让小可逃无可逃,倍感厌烦。时间长了,小可觉得自己装聋作哑的本事提升了不少。作为一个职业护士,小可最受不了的是婆婆的卫生意识。她不止一次看见:婆婆从卫生间出来,不洗手就过来抱孩子或者拿玩具给孩子玩;干完活不洗手直接抓起馒头就咬;自己刷牙总是糊弄,想起来才刷一次,还是总是嘴对嘴亲孩子;出门不带纸巾或垫子,经常席地而坐,进门不换衣服,就直往床上躺。小可不止一遍地纠正过她,也找徐满说过,发过脾气,但婆婆依然不改。

小可把闺蜜陈静约出来大倒苦水,陈静也没啥好办法,只一个劲儿劝:“能有人帮你带孩子已经很好了,老人嘛,又是农村来的,生活习惯肯定有差别,你就忍一忍,亲奶奶带,不会出大问题的。”

产假休完,小可逃一样地去上班了。她多次和徐满抱怨:“我再和你妈多待一周都会疯掉。”

徐满也觉得老娘需要适应新的育儿方法,但一般,这话他只要起个头,都会被老娘拦下。景芳不信这套东西,照她的想法,小孩子不用太金贵,怎么着都会长大,太精心的养育反而会让小孩娇弱多病。

轩轩过了半岁,景芳提出要把孙子带回河北老家,和老伴一起带,徐满两口子可以每个月回来看一趟。她列出好几条理由:北京空气太差,春天沙尘暴冬天雾霾,对小孩呼吸发育不好;把小孩放农村养,离泥土近更好养活;老伴不会做饭,地里的活儿干不完。可无论景芳怎么说,小可都坚决不同意,说急了,就放狠话:“让我儿子做留守儿童,不如杀了我!”

景芳也没办法,出去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学舌:“我儿媳妇人家是北京人,臭讲究,看不起我们乡下人,不让孙子跟我回村。”

似乎嘴上占了便宜,心里就能自在一些,再回屋去给轩轩做辅食,便充满干劲:磨蔬菜泥、榨果汁、炖蛋羹。榨汁机、破壁机、豆浆机、空气炸锅,厨房里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插上插头,各有各的能耐。景芳心里也感叹:这些东西除了清洗麻烦,用起来真不赖,要真把孙子带回村里,做各种蔬菜泥果泥果汁,还麻烦咧。

6

婆媳再磕磕绊绊,也不知不觉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7年。景芳逐渐习惯了在北京带孩子的生活,轩轩渐渐能离手了,又来了蕊蕊。

蕊蕊从落生第一天开始就跟着景芳,从一个皱皱巴巴的小皮猴,到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起;从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到后来天天搂着景芳的脖子说“奶奶我好喜欢你”“奶奶你真棒啊”,让景芳打心眼里疼爱这个小孙女。

蕊蕊过完3岁生日,受疫情影响,还没上幼儿园,却能清楚表达自己想法了。有天,她看完两集小猪佩奇,提出要和哥哥睡上下铺。徐满和小可都没太在意,转天景芳就向儿子提出,把她的单人床移到客厅角上,给两个孩子买个上下铺的实木床,又嘱咐一定要买原木的,不含甲醛的。

“老娘你现在真行了,还知道甲醛了。”徐满调侃。

“我又不瞎不傻,你们电梯里广告天天演,甲醛容易给小孩熏出病来,白血病啥的,多吓人,宁愿多花几个钱买个安心吧。”景芳说。

这话小可在洗手间听的清清楚楚,晚上临睡前,拉着徐满抱怨:“你妈说的倒轻松,一个实木的上下床少说也要四五千,这会儿倒是不心疼钱了,她怎么不说自己出钱给孙子孙女买一个?”

“想想小姨说的,出人、出钱占一头就行,我妈也不容易,那么大岁数背井离乡地给咱看孩子,再说,她哪有钱啊。”徐满夹在老娘和媳妇中间许多年,也练就了一身左右互搏、平衡内外的“柔术”。

“钱”这个话题,在家庭生活中就像藏在海面下的冰山,远看只是露一点尖尖,撞上了才知道疼。小可的心有不甘,是从零到有、渐次累计的。

恋爱时,小可心里眼里只有一个徐满,看着他睡觉、穿衣、吃饭,送他上班等他下班,普通小事都觉得甜度100分;要结婚了,徐满家搜空“六个钱包”也凑不出10万元(这情况她事先知道),当老父亲提出把房子让给他俩当婚房、自己去河北租房子时,她才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于婚姻的选择是否有些草率;结婚3年,徐满在单位里还是那个“小徐”,上交的工资没有明显变多,小家的开支却因孩子的到来大幅增加。

小可心里的不甘开始发芽,然后这小小的芽在自己的社交圈中,被无数闲言碎事催肥——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同事小刘,找了个鄂尔多斯的富二代,生完孩子婆婆给了20万现金奖励,又从老家发来一个育儿嫂、一个保姆,分别负责孩子和家务;同学小美嫁了发小,婆家娘家争着看孩子,婆婆不仅包了整个家里的日常开销,每月还补贴2000块钱给孙子孙女买奶粉玩具……她再回看自己的婆婆,这不甘就像饥饿的毛毛虫,一点点咬掉自己对徐满带着光环的爱。

那个曾经大大咧咧、说笑不停的活泼女孩子变成了眉目模糊、言辞犀利的中年妇人。每天9个小时要分给工作,回家还要直面不和槽又离不开的婆婆,照顾两个上蹿下跳精力过剩的孩子。小可连追剧的力气都没了,仅存的解压方式就是网购。家里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快递,碰上“双十一”,一天10来个包裹。小孩吃的用的、玩具书籍,大人的衣帽鞋包,女士的护肤品与彩妆香水,家里的日常用品、肉菜水果,零零总总,没有不买的。

景芳看着儿媳大手大脚地花钱,心疼得不得了,好几次开口劝:“小可啊,你们小两口也不富裕,为轩轩和蕊蕊考虑,也稍微存一点钱啊,少买一些东西,省省就有了。”

小可一般装没听见,听烦了,就压不住内心的躁气:“妈,我们不管怎么紧张,每月给您700块,哪月也没少您的,您也从来没说过不要。家里的吃穿用度从来没让您花过一分钱,妈您就知足吧。”

景芳被说急了:“我知足?我知足啥?按你们城里的规矩,你去问问,雇一个白天黑夜给你接大看小的保姆要多少钱?四五千怕也不够吧?徐满是我十月怀胎养到这么大,供着上了大学,就是不看孩子,每月他都应该给我养老钱!真要我知足,就送我回涞源,我睡自己的大炕、做自己的美梦,谁也别找我看孩子!”

“没钱”,或者说“自己不挣钱”,是景芳从前未曾察觉的痛点。

她生在1950年代末期,小时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从未思考过经济自主权这个问题。以前别人总说她做姑娘时念书挺灵,但被家里成分拖累,初中毕业就回村里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包产到户了,景芳经人说合嫁给了徐满他爹,徐家是老公爹当家,徐满的爷爷给全家派活,每人的收入全部上缴,个人用钱的再来支取。景芳安安分分听分配,干活,有要钱的地方,就找公公要,公公去世后,管家的权力移给了丈夫,她出去赶个集、回娘家看个亲戚,只管张口要钱,丈夫也从未磕巴过。这么多年,家里也就是收支将平,到徐满去北京上大学的第一年,还欠了些外债,好在那两年肉羊价格不错,靠着家里养的30只羊,债务便很快还清了。

在来北京之前,家里没钱并没有影响到景芳的生活。她本身对日子要求不高,吃喝都倾向于自给自足,当季地里产什么就吃什么,没肉吃鸡蛋也挺好。到北京后她才知道,处处都要用钱。早市买次菜要几十,买几个大饼就要十几块,带孙女去坐个摇摇车、旋转木马也要几十,孙子要吃虾,趁晚市买点打折的,还要30多。

自己没钱,最初200、300地跟儿子要,后来发现要的太勤,张不开口。她隐约感到,找儿子要钱和找自己男人要钱不太一样,找老伴要钱,她要得理直气壮——鉴于她的勤快,家里的钱本来就有她的一半——但找儿子要钱,总得事先想好用处才能开口。

后来徐满也觉得烦,和小可商量每月1号给景芳1000元作零用。小可觉得有点多,“家用的东西我一般都买齐全了,妈也没太多用钱的地方,500差不多够了”。

小两口最终折中了一下,每月给景芳700块,逢“五月节(端午)”、“八月节(中秋)”再多给500块,作为过节礼钱。

本来也是不大的事、不多的钱,谁也没想到,这却成了儿媳的一个话把儿。自此,凡婆媳俩有争吵,涉及到花钱,最终都落在这700块钱上。徐满不止一次和小可说:“这钱是从我工资里出,数量也不大,给了妈,妈也没存着或花在别处,都花在俩孩子身上了,你怎么就过不去呢?”

小可就是觉得,子女在北京生活得这么捉襟见肘,老人不补贴也就罢了,还月月找儿子拿钱,心里不平。

7

景芳也是在带娃老太太们中间混迹久了才发现,同样是来北京帮子女看孩子的“老漂”,有退休工资的,腰杆就直得多。就拿硕硕姥姥来说,人家退休前是太原市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据说还是特级教师,一个月退休金七八千块。硕硕姥姥总说,这钱也不存着,总归就一个姑娘,除了自己花,都贴补到姑娘、外孙子身上。

景芳便会偶尔想,自己要是有退休金可领,不用说七八千,哪怕两三千,在儿子家过得也能自在一些。景芳不喜欢逛街买衣服,也不贪嘴,可她这几年还是迫切地希望有自己可以随心支配的钱——这钱不是儿子给的,不是家里老头兜里的,而是自己挣的。

孙女出生后,景芳在一次遛弯时听见两个老太太在唠嗑。坦坦奶奶抱怨说,隔壁的老太太总把捡回来的纸箱子、空瓶子堆在楼道里,夏天招虫子蚊子,“钱都让她挣了,环境污糟的后果我们承担,真是的”。另一个脸生的老太太说:“你可别小看这活儿,是没本的买卖,积少成多不少挣,听说2号楼的孙奶奶光捡纸壳箱子,一个月就能有两千块钱。”

于是,小区里又多了一个推着婴儿车、时不时在垃圾桶堆放点停留的奶奶。

景芳花10块钱买了一件厚塑料的格子围裙,放在蕊蕊的童车下面。转悠到垃圾桶跟前时,要是看见有纸箱或塑料瓶子就停下来,把童车放在远点的花砖道上,自己戴上围裙就开始收拾。纸箱撕掉胶带,压平叠好,平平整整地摞起来,塑料瓶晃一晃,有水的话要倒掉,空瓶收进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里。

她一般重点收拾5号楼后角和3号楼边上的垃圾桶,这两处离自己住的10号楼最远,儿子儿媳不容易发现,附近还有个人迹稀少的地下防空洞,她可以把收拾好的箱子瓶子堆在防空洞楼梯拐角,四五天去卖一次。她还在微信上跟老伴感慨:北京人素质真高,收集的箱子瓶子堆在那儿,从来没被人偷过。

每次去收购站卖废品,平常能有百儿八十,运气好了能得200来块,景芳很满意。慢慢地,她也能和废品收购站的小吴站长聊上两句。小吴年纪不大,但做生意很有一套,价格上一点不留余地,不容讲价,但公平秤从来不作假,又愿意多给几块零钱,景芳心想,这是个好小伙。

景芳慢慢尝到了甜头,这无本的买卖虽不像老太太们说的那么挣钱,但一个月也能攒下六七百块。一叠有零有整的现金,被景芳用报纸包着,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

疫情来了之后,地下防空洞门被物业封住了,景芳捡来的纸箱子和空瓶子没地儿搁了,放楼道里又怕给徐满惹事儿,只好拿到家里。

这下戳破了小可对于“卫生”的底线。她下班进门,看见一捆纸箱子躺在她精心挑选的墨绿色布艺沙发的旁边,上面还沾着棕色、黑色的痕迹,还以为是婆婆整理好没扔掉的垃圾,趁着没换衣服,就要拿下楼去扔掉,却被景芳大声喊住:“你干啥去?这我收起来的,等过两天拿去卖。”

小可当场就急了,先把箱子扔到门外,把门带上和婆婆嚷:“说了多少遍,不要从垃圾桶捡东西,这里面不知道多少来头不明的细菌。您之前随捡随卖,我也忍了,就当您闲来没事消遣一下,现在拿到家里又是怎么回事?您不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啊,不说那种小飞虫,新冠病毒能在25度以下物体表面存活,之前也和您说过,怎么就不记呢?家里有两个小孩呢,您差不多得了!”

“我就知道我干啥你都看不惯!你放心,这纸板子我都拿酒精喷过了,用绳子一捆,后天我一起卖掉。”

小可寸步不让,让婆婆立刻就拿去扔掉或卖掉,并且放话:再把垃圾捡回家,就和徐满离婚!景芳无奈,到厨房找出去超市购物的小推车,把捆好的纸壳子拉到回收站。小吴站长正闲着:“阿姨您今天带来的不多哈,我给您过过秤,您看,一共给您10块钱,下回您攒多点来再来。”

“攒不了了,儿媳妇不让往家捡。”景芳说着,眼圈就红了,泪珠顺着脸上的沟沟壑壑流下来。小吴转身去屋里拿面巾纸,再出来,老太太已经走了。

景芳自己也清楚,在小吴跟前哭不合适,最合适的是,把儿子拉出来,连哭带说发泄一顿。可关键时刻徐满总是缺席,这两天他又到沈阳出差了。

一项入账就这么没了,景芳有些蔫蔫的,好似生活失去了鲜活颜色。唯一的念想,就是期盼着赶紧回老家松快松快。

8

不管徐满怎么说,景芳都打定主意了,要在腊月廿二之前回到老家,和留守在家的老伴、婆婆一起祭灶神、过小年。

眼看没几天了,她从床底下拉出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一些不常穿的衣物,一些她平常攒起来的东西:一个棕色的帆布包,上面有个浅金色的“C”,这是有次她在垃圾桶旁拆纸箱时,一个长发姑娘扔下的一个大箱子里装的。那里面还有好多毛绒娃娃,几条发皱的裙子,别的东西景芳都没兴趣,单觉得这个包还挺新,颜色暗沉、款式普通适合老年人,就捡回了自己的柜子里;几件小玩具,五六本小布书,一双12号的毛毛虫鞋子,都是蕊蕊用过的,想拿回去给邻居家的小孙女;一双号码小一号的新鞋,小可难得送的节日礼物,她却穿不了,想着拿回去给四妹秀芳;还有几颗像蒜头一样的根球,用报纸层层包裹着,是前天6号楼一位“姥姥”送她的,说是少见的“垂笑君子兰”,花开出来像好多口小钟,特别美,“你会侍弄庄稼就能种好花,往院里种几颗,过几年就到花期了”。

零零碎碎收拾了一拉杆箱,竖起来放在床头,蕊蕊听见动静,过来盯着行李箱的轮子,想推着玩。景芳抱起孙女,孩子自然地用双手环住她的脖子。景芳想,要不是因为这孩子,她现在已经在老家赶大集买年货了。

事实是,景芳也多待不了几天了,已经腊月十七了,下面四五天的时间,她要自己弄好核酸检测和火车票,再和徐满两口子说走的事儿。火车票还好说,自己可以去趁周末去趟北京南站,没票也能去六里桥坐大巴回去——让景芳头疼的,是“做核酸”。

恰巧这天中午从外面遛娃回来,在电梯里碰见住对门的女孩,同在一个楼里好几年,景芳虽不知道女孩姓啥叫啥,但是也是熟脸,赶紧让孙女叫人:“问阿姨好啊。”蕊蕊乖巧地问了好,女孩摸了摸蕊蕊的头,犹豫着问道:“阿姨您现在有事儿么,我看您之前在楼道里收纸箱子,我刚拼了两台电脑主机还有显示器,家里好多箱子,您过来拿一下不?”

景芳心生感激,跟着女孩进了屋,安置孙女在沙发上坐下,麻利地用美工刀划破胶带,压平,堆叠,码齐,女孩又递了一根丝带过来:“阿姨我这儿没绳子,您看这个绑蛋糕盒的带子行吗?”景芳连忙道谢,“北京热心人真多”,将一叠纸箱结结实实地捆起来,带着蕊蕊出了女孩家。

想到小可说的,纸箱子再不能带进门,她一手牵着蕊蕊,一手托着纸箱子,在呼啸的寒风中往小学那边走。到了收购站,小吴正蜷在小屋里玩手机,看见景芳赶紧招呼:“好久没见您了阿姨,来,给我。”

小吴熟练地过秤算账,一边拿钱,一边寒暄:“阿姨今年回家过年吗?”

景芳说:“要回,肯定要回的。就是还没做核酸,不知道能不能走成。”

“核酸好弄,你从咱这往前,过两个路口,右手边有一家体检中心,那儿就可以做。”

“用预约吗?我不会使手机,不会预约。”

小吴说,我帮你约一个,不难。

景芳眼看着小吴拿走了自己手机,划开屏幕,打开微信,一步一步操作,一切似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困扰自己许久的一个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弄好了,您大后天下午过去就行,24小时就出结果,您到时点这个公众号就行,最上面的。”说着,小吴帮景芳把“XX体检”的公众号置顶,把手机还给了她。

回去的路上,景芳拉着孙女的手,唱着“阿门阿前一颗葡萄树”,心情十分愉快。自己以为遇到的是天大的深沟,没想到一个陌生人托住她,轻轻一跃,就到了对面。

核酸报告有着落了,景芳想来想去,还是开不了口。想着想着,景芳对儿子便有些失望。她有时候看着徐满——1米8的大个儿,逐渐开始发福的身材,说话中偶尔带出的一点北京口音——很难把这个男人和在自己怀里长大的小男孩重合起来。

徐满自小白净乖巧,不闹人,两三岁时,景芳在灶房做饭,给他一把木铲子,他自己就能在院里的土堆上玩半天;稍大一点认字了,拿着一本西游记连环画就能大半天不动窝;等他上学了,也从不操心他的功课和成绩,拿了奖状也第一个给妈妈看。在景芳的心里,儿子一直是懂事的、体贴的。但被她忽略的是,儿子成年后,来北京读大学、读研究生、毕业找工作、职场新人期、恋爱期,她从来没有深度参与过。这将近10年的空档,让与儿子再次共同生活后的景芳,感到陌生与失落。某些时候,景芳甚至觉得,儿子还没有小吴待她亲和。

在之前的争吵中,徐满已经表明了态度,她早走不行。可是,在北京过年或者到腊月廿九再回老家,这是景芳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一整晚没合眼,翻来覆去想东想西,天亮后决定不告而别。

时间选在腊月廿一,那天小可调休,全天在家。

这之前,她需要提前把行李箱送出去,一事不烦二主,还是找小吴。她提前一天偷了个空儿,把行李箱存在了小吴那里,反正箱子里也没什么贵重东西,拉上拉链,锁上密码锁,很放心。

腊月廿一中午,景芳认真做了一顿午饭,红烧排骨、五花肉焖豆角、西红柿炒荷包蛋,还做了个海带虾仁蛋花汤,热腾腾端上来,招呼轩轩蕊蕊都上了桌。小可开锅盛饭的工夫,景芳拿着钥匙,背起平时背的帆布包,说了声“我出去会儿”,也没等儿媳回应,便拧开了门。

小可当时也没太在意——婆婆经常做好饭后去逛市场,等大家吃完了再回来“打扫战场”。吃完饭,她带着两个孩子午睡,娘仨午睡醒来,带着跳绳、羽毛球和水杯,照常去东大门文化广场运动放风。快到晚饭时回家,发现家里没人,小可还嘀咕,老太太这是去哪里了,怎么不做晚饭?发了两条微信,也没收到回复。

此时,景芳已经上了北京去涞源的大巴。车上吵吵嚷嚷,满满当当,架子上塞满了背包,一颠簸瞅着就要掉下来。她带着口罩,有些呼吸不过来,迷迷糊糊睡了一觉,睁眼时车已过了易县。翻出手机看,已经快下午5点了,犹豫了几分钟,还是给徐满去了条微信:

“小满,我回家了。从六里桥搭了汽车,一路安全,已经快到涞源了。后天是小年,我总要在老家送灶王爷的。你俩想办法看好两个娃。过完十五我再来。”

发完,便把手机放到包的夹层里,背靠座椅闭目养神。

景芳完全可以想象出儿子的吃惊和无奈,以及儿媳随之而来的惊讶、愤怒,还有数落儿子。事实的确也如此,等徐满带回景芳已回了老家的消息,小可几乎快崩溃,她没想到婆婆能干出这样没谱儿的事儿:

“你妈真行啊,就这么丢下一摊子事走人了?要走,为什么不提前说?”

“肯定是有预谋的!车票谁买的,核酸怎么约的?不要告诉我你之前一点都不知道!”

“明天怎么办?俩孩子,你自己休年假在家带吧!”小可的连珠炮,让徐满根本插不进去话。

“说过啊,我没同意,没想到她能自己走的了。”徐满无力地说。他在收到景芳微信的一瞬间,也大脑空白,有些难以置信——老娘虽然性格刚强,但做事向来有谱,怎么就出其不意离家出走了呢?

晚高峰的10号线里人挤人,他不管不顾,给老娘拨了个语音电话,不接,再打,还不接,连打3个,都不接。徐满又担心又无奈,一想到明天起单位还要到西山宾馆“封闭开发”,一个头两个大。

不过,这些景芳已经管不着了。她坐在晃悠悠的大巴里,心里滋味复杂,有点内疚,有点担心,但更多是轻松和痛快,似乎做了一件畅快的事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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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哦!文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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