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在学校办报纸，一场关于理想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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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二暑假，我在长沙的一家都市报实习。说是实习，其实除了看报纸、整理录音和资料，基本无事可干。记者们常年出差，我来了一个多月，只见过带我的前辈一面。平时除了主任偶尔来一下，办公室里就只剩3个实习生，一开始我们几个还闲聊各自的学校，日子久了，也都懒得去了。

当时，我租住在城中村的一个低矮狭小的二楼。由于地势较高，坐在窗户边，可以看到一整片破落村庄的屋顶。我常在结束一天的实习后，坐在窗口发呆，或者捧着一本书百无聊赖地翻看。那是南方为数不多的凉爽夏天，雨水总在夜间倾盆而下。一觉醒来，地面湿漉漉的，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多吸几口。

城中村附近高校云集，昏黄的路灯亮起，摊贩们纷纷出动。偶尔，我的大学同学盛鹏会在这个时间从河东过来找我一起轧马路。他在另一家都市报，当初因为看过一位记者写的报道，就直接到报社指名道姓要跟人家实习，结果，那个记者“拽拽的，根本不把实习生放在眼里”。

我俩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小巷里，伴随着年轻人三三两两的谈笑声，盛鹏喃喃说道：“我想办一份报纸。”他似乎不太确定，又好像盘算已久：“暑假都快结束了也没什么收获，还是要自己去做。”

同为新闻系的学生，我觉得自己专业能力太弱，也很焦躁：“那一起做吧。”

至于怎么做，我没有问。办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也是一个不那么真切的想法。

9月临近，一天中午，我正琢磨着报社里的前辈给我的新闻线索，盛鹏一通电话过来：“快回学校吧，一起办报纸。”

也许真能办出一份报纸呢？我兴奋地放下电话，没有过多犹豫便跟前辈告别。前辈生气地说：“现在的实习生太不靠谱！”

辗转回到学校，天空灰蒙蒙的，正飘着雨。同学们大多还没有归校，宿舍走廊里空荡荡的。我打扫着宿舍，没过多久，走廊传来声响，盛鹏和杨峰走进来，看起来心情不错。

“来，看看。”盛鹏把手里的计划书递给我。沾了雨水的两页纸变得软绵绵的，但黑色的字体清晰可见。计划书简单地陈述了创办报纸的初衷、报道的方向等，“办报宗旨”后面写着：报道深度事实，传达新锐之声。

“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稿，我们这两天把人聚集起来，碰个面好好商量下。”杨峰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翻弄着计划书。他也是新闻系的学生，平日性格张扬，此刻更是眼里放光，恨不得立刻把事情做起来。

随后几天，我们一边招纳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边讨论办报的各项事宜，最终决定给报纸取名“视线”。这个名字通俗易懂，又不乏内容——看世界。LOGO也很快定下来，是一只睁开的眼睛，明亮澄澈。

考虑到办报主要是为了锻炼大家的新闻采写能力，我们决定把报纸设定为月报，出版日是每个月的23号。这样，每个月的前期有充足的时间采访和写作，后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发放报纸。

盛鹏担任主编，他带着一群零经验的学生，学着报社的选题会，在教室、草坪或奶茶店里讨论着新闻线索和报道方向。有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很多选题便浮现了出来，比如：学校后山的垃圾场管理不善、学校的电子阅览室和网吧没有区别……

如果选择不关注这些现象，我们也会过着轻松自由的大学生活。然而乱象从来不曾消失，它在每一个不被公开的角落里丛生。我们这群人就像满怀新闻理想的斗士，奔赴学校里的那些无人注视的“战场”。

2

《视线》设有8个版面，包括“近期热点”、“校园百态”、“深度调查”、“人物报道”等。我是深度调查版面的编辑，第一期操作的选题和学校附近的驾校有关。

我们学校没有围墙，驾校几乎就开在学校里，从宿舍走过去不到5分钟，比去教学楼还近。这所驾校从来不缺学员，教练顾不过来，也因此催生了送礼的不良风气。

为了调查，我佯装报名，了解学费等基本的信息后，直接去了练车场。当时很多学生在大棚下等候练车，我混进去后很快就了解到，大家等一下午只能练上几十分钟，给教练送礼争取练车时间和考试名额的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来说是塞几包烟，也有人直接递红包。

回到宿舍，我很快就写了1000多字准备交稿。可是，在距离第一期报纸出版只有一星期的时候，大家写的稿件根本不够撑起8个版面，文章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周末，在报社工作的学长回学校玩，顺便帮我们审稿，他看了一眼直接说道：“这都写的什么玩意？狗屁不通！”

报纸不能开天窗，我们几个蔫儿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学长怕我们太受打击，沉下心，挑出了几篇稿件开始改，最后再加上创刊词和2篇散文，才勉强凑足4个版面。

排完版后我们才意识到，何止是写作经验不足，连印刷这种大事都没去想！事到临头，大家按地图的指引，一家家印刷厂找过去。

秋后的日头依然毒辣，印刷车间里的机器轰隆隆响个不停，非常闷热。工人们流着汗，埋头捆扎海报和传单，老板大多无心理会我们这群学生，忙着接电话或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好不容易等老板闲下来，他一句话就把我们问得不知所措：“有刊号吗？”

我们只想办一份学生自己的报纸，为了保证报道的“独立性”，一直没有和学校方面接触。如果解决不了刊号的问题，一切都前功尽弃。

“先不要管这么多，最重要的是把刊物办起来，至少能提供一个锻炼的平台。”盛鹏很理性，他迅速把创刊计划书打印出来，第二天就跑到院长办公室。或许是盛鹏的执着打动了院长。经过一番协商，学校最终批下一个校内刊号给我们。同时，也委派了几位老师对我们报纸的内容进行指导与审核。

校内刊号意味着报纸不能对外公开发行，从此之后，《视线》的抬头处，都印着一行小小的字：内部资料，不得外传。

3

参与办报的同学有20多人，每人出100元钱，众筹了2000多元作为报纸的印刷费用。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最终选择封面彩印，内部黑白。

时间紧迫，但印刷厂还是答应尽量在9月23日下午交付。当天下午2点，除了几个伙伴没逃课，团队里的其他人纷纷聚在印刷厂的草坪上，等待刊物出厂。

那天天气晴朗，前一日的雨水将天空冲刷得湛蓝，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负责对接印刷厂的同学时不时打电话去催促，下午5点多，她兴奋得几乎要叫起来：“好啦好啦！走走，领报纸去！”大家纷纷跑向印刷车间，工人们闻声停下手中的活儿，打量着我们这群蹦跳的年轻人。

角落里的600份报纸，捆成3垛，并不显多，我们几个男生轻轻松松地抱起来。回到学校，我们赶紧找教室将一张张报纸摊开，油墨味在空气中散开，报纸头版，几经修改的创刊词映入眼帘：

“和你一样，我在繁杂中睁开眼，放出我的视线。视线如尺，在熙攘的人流中丈量心与心的距离；视线如秤，在象牙塔衡量师道尊严、学子品行……”

所有人都忍不住把熟悉的稿件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父母打量新生婴儿那样激动又喜悦。几经波折，它真的成功诞生了。

我们把报纸折叠工整后，每人拿上五六十份，盛鹏安排大家分发。除了覆盖文新学院几百名大一新生，整个学校的宿舍楼、食堂、超市等区域也要尽量发放。

晚上，我抱着一摞报纸，走上公共楼的4楼——新生上晚自习的地方。白炽灯照亮的走廊静悄悄的，我莫名紧张起来，绕着走廊来回走了一圈，在心里组织语言又踌躇了片刻，才推门走进第一间教室。

除了个别新生在写作业，教室里的大多数人都在窃窃私语或摆弄手机。“什么事？”前排的班助警惕地盯着我打量，听说是要分发报纸，一连串地反问：“你们这报纸是哪里办的？”、“谁让你过来发的……”

我耐心解释了一番，毕竟报纸上白纸黑字印有校内刊号、主审老师的名字，班助看了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大家好，我是新闻系的学长，手上拿着的报纸叫《视线》，是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办的……”走上讲台介绍时，我的声音因为紧张变得有些颤抖。报纸数量有限，每班大概能分10份，新生们的积极性很高，有人还央求我多发几份。

下楼时，我遇到了盛鹏和杨峰。“你这也太慢了，我们早发完了，等你半天。”杨峰一把拉过我，把手搭上我的肩上，朝门外走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校门口的夜宵摊喝酒畅聊，庆祝我们的《视线》在全校师生面前亮相。我们谈论新闻理想，频频举杯，啤酒“咕隆咕隆”下肚后，视线越来越模糊，声音越来越高亢。黑暗中，城市的灯光很亮。再后来的记忆，我只能想起一些片段了。

4

在我眼里，校园变得不再平静了，似乎哪里都需要有人站出来发声。

10月，学校的教学楼的直饮水突然关停，全校几万师生课间都没有水喝。我和一名伙伴决定对此深入调查。前期，学校后勤处还乐于接受采访，直饮水公司也积极表达诉求，但当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时，双方都开始闪烁其词。

安装直饮水要有食品卫生许可证，可这家直饮水公司的水质监测报告是委托省城疾控中心做的，虽然也是国家标准，但本地不认；此外还要提供场地卫生证，按国家规定这个证应由公共场所经营者办理，但学校和自来水公司都不想去办这件事。

最后，我们写出来的稿子让指导老师犯了难——文章涉及到了学校的职能部门。

“有没有录音？”盛鹏问。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作为主编，他决定刊发这篇稿件，而指导老师那边经过反复沟通也同意了。

遗憾的是，虽然这篇稿子在学生中反响强烈，但直到我们毕业，教学楼的直饮水也没有恢复供应。这件事让人无力，盛鹏则看得清楚：“至少我们曾试图让事情有所改变，最重要是行动的过程，这是有意义的。”

或许是为了弥补遗憾，我开始在校园里发狠采写，相继报道了学生兼职遭遇老板欠薪跑路、陷入维权困境。后来，这件事得到了本地晚报的关注和持续跟进，更多人知道了《视线》。

更幸运的是，经过团队的四处宣传，学校周边几家商户愿意在报纸上投放广告。虽然钱不多，但可以解决一期的印刷费用，报纸的发行量也由600份涨到了1200份。

转眼到了12月，天越来越冷。我又完成了一篇关于某街舞社团的报道——这个社团在招新时涉嫌违规收费，成为学校第一个被强制注销的社团。然而社员们不服，他们认为费用都是公开透明的，花钱是为了自己培训。

双方接受采访时就要求必须审稿，我同意了。出稿后，我拿着一份打印好的稿件走进办公室，见到了社团联合处的沈处长。他大腹便便，笑着跟我客套：“辛苦了！”

沈处长看完稿，提出了几处无关痛痒的修改意见后，开始发问：“这样不行啊，你写这么多社团的内容干嘛？直接写我们社联的调查和处罚就行了嘛！”

“作为校园记者，我们当然要把双方的声音都写上，具体的对错交给读者去评判，您说是吧？”我客气地回复。

“什么评判？那你觉得谁对谁错？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沈处长见我没有妥协的意思，气得脸色通红，“那你这稿子不要发了，我会打电话给你们领导！”

我们不欢而散，回到宿舍，盛鹏正在窗台抽烟，留给我一个背影。听完我的牢骚，他有气无力地说：“没事儿，发吧。”

这时的盛鹏依然秉持着对真相的执着，只是少了创刊时的意气风发。

临近出刊，所有的稿件顺利过审，我不知道沈处长有没有找领导，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有一次，我路过街舞社曾经的排练场，发现那里已经堆满了杂物。透过门缝，我看到3个女生正对着镜子练习。

再后来，那里就没有活跃的身影了。

5

“要培养一批学弟学妹呀，不然等我们毕业，报社就垮了。”不知是谁先提到这一茬儿。

除了稿子过审方面的些许困难，团队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招新。我们曾经招了十几个大二的学生，不过他们准备考研的占大半，剩下的热情不足，平日有空就来，大多数时候见不到人影。

再次招新，谁都没有想到盛鹏会和新人谈恋爱。除了日常的琐碎工作，两人几乎不参与新闻的采写，盛鹏还卸下主编的职务，“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而新闻这条路，有的是时间”。

主编的位置开始实行轮换制，好在有前期形成的一套流程，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我们带着学弟学妹在校园里继续采写新闻，《视线》也越做越好，甚至有老师想把自己的短篇学术论文投给我们。新主编杨峰坚决拒绝，几位指导老师去劝，他气愤地说：“我们是独立的校园新闻刊物！”后来他去找那位老师，以“版面不够”为由，委婉地拒绝了。

第二年4月，我也成了《视线》新一期的轮值主编。

我曾把一篇名为《北京零点后》的文章读了无数遍，想模仿，但一直没有信心。“管它呢！不试试怎么知道做不好。”我给自己打气，准备做一篇《工大零点后》，聚焦深夜校园的颓废与梦想、混乱与秩序。

那天深夜11点半，我和搭档在学校食堂门口碰面。这里的商铺大多会在12点前关门，最热闹的烧烤摊也不例外。我们看着那些店员默默地收拾碗筷，他们已经忙了一天，偶尔还会带着疲倦的笑容东拉西扯聊会儿。

采访很快结束，我们又赶到校门口的夜宵摊，那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几个学生模样的服务员正忙着招呼客人，我们点了几份烧烤坐下来观察，等待时机攀谈。

“老板，来点酒不？”一个光着膀子满身是汗的男生热情地过来擦桌子。我说自己是学校新闻系的学生，最近在做一篇稿子，想和他聊聊。

男生一口答应了，他从纸箱里抽出两瓶啤酒，又搬来一张塑料凳坐在我身旁。“你要采访我？”他笑呵呵的，笑容里带着几分学生的稚气，又有成人社会的狡黠，“来，喝点啤酒，我请你！”不等我答应，他已经爽快地倒了两杯。

男生与我同校同级，他说自己以前经常光顾校外的烧烤摊，一个月前萌生了自己摆摊的想法。“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还不如早点出来锻炼，搞烧烤摊既解决哥几个‘刚需’，也算是创业的‘积跬步’吧！”

那晚，这个男生跑来跑去服务客人，得空便坐下来和我接着聊。凌晨3点，烧烤摊的食客渐稀，热闹消退后，深夜的空旷与安静显露出来。我采访完临走时，他嘱咐：“别忘了写上我们店的名字啊！”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中午了，我点了份外卖，就坐在电脑前整理昨晚的采访素材。等到深夜来临，我又和搭档一起深入校园生活区的网吧——12点过后，宿舍断网，那里是网游爱好者的天堂。花15块钱，可以在“英雄联盟”里酣战一整晚。

我们辗转几个网吧，观察学生们在里面的状态，又与前台服务员攀谈。直到凌晨2点，进到最后一个网吧，我们才坐下来，亲身融入这样的环境。

第三天，我们去了校园周边的KTV、酒吧；第四天，我们把周边的宾馆转了个遍；第五天，我们跟着学校门卫和保安巡逻……

“零点后”，实在是一个可爱又可恨的时段。整整一个多星期，我和搭档过得日夜颠倒，试图在校园及周边的每一个角落，发现夜色掩盖的种种样子。

等所有采访结束，我感觉身体飘忽，沉沉睡了一天。翻身起床，又对着夜色敲打键盘写稿子。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天将亮时，我写下了最后的句号。如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篇稿子一共4836个字。

“负面信息有点多啊，怕是影响不好。”过审时，指导老师一手拿着稿，一手夹着烟，慢悠悠地说，“这些学生都不好好学习的吗？做这样的稿子，会不会给其他学生造成不好的示范？”

见老师皱起了眉头，我连忙解释：“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我有录音，不是瞎编乱造的，只是集中报道出来而已。”

“还是不妥，我再看看。”老师盯着稿纸，不再说话。我尴尬地站在原地，心里乱成一团麻。

“要不然还是别发了吧？”半晌，老师抬起头，他的语气难以琢磨，像是商量又像已经决定了。

“您还是再考虑下吧？我们办报的宗旨是‘报道深度事实，传达新锐之声’，说实话，这篇文章也没什么严重的负面，只是把大家都知道的、习以为常的现象写出来，如果这种尺度都不能接受，那这张报纸还有什么搞头？”

我急了，说完这话才意识到过了头，于是强迫自己耐心跟老师分析。“不至于影响不好，文章写到混乱也有写到秩序，它们是共生的。”我凑上前，把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您看，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背后的秩序，维系着校园生活的正常运转……”

我费尽了口舌，指导老师终于勉强同意过审了，但提出对一些细节必须进行修改——比如，文章中写了某学院老师深夜与女学生开房，“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影响很不好，会惹起麻烦”。

稿件过审了，但我却感觉自己的稿件被阉割了。

6

南方春天多雨，我们几个人撑着伞，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抱在胸前。大雨中，我们出了印刷厂，等了大半天才搭上一辆回城的的士。

4月23日，我负责主编的这期报纸顺利地出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的反响还不错。至此，《视线》这份报纸已经磕磕绊绊地办了6期。

最初我们众筹的印刷经费只够维持一两期，后来虽然有广告收入支撑，但并不稳定。我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把报纸内容做好，口碑起来了，靠广告收入维持生存不是问题。但现实是，第7期的报纸的印刷费没有着落了。

像往常一样，团队的成员围坐在教室里，商讨解决办法。

“独立是有代价的，既然我们不想与学校有太多牵扯，就得承担自行解决经费的压力，如今广告业务没做起来，也许首先得考虑如何生存下去。”盛鹏说。

生存下去的路径，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新闻学院有一份官方报纸，每学期出版一期，办得并不好。早些时候，院里提出用我们的《视线》取代院报，这样既解决了新闻学院院报沦为“废纸”的尴尬，又能把经费顺利地拨付给我们。但为了保证办报的独立性，我们迟迟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我们都出去拉广告啊，我就不信不能靠自己生存下去。”杨峰的眼里仍是桀骜。

负责广告经营的伙伴正了正身子，他说，学校周边能跑的客户都跑了，几个有意向的之前都签过单，剩下的很难谈合作。“商户们都收紧了口袋，我们也确实缺乏带动消费的能力”。

《视线》的独立与生存，似乎不可兼得。

那天晚上，大家聊了很多，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大一新生闹哄哄地走出公共楼。热闹过后，教学楼更安静了，只有我们还无奈地坐着。

大楼里的灯渐次熄灭，门卫前来巡视，我们不得不黯然离开。

7

为了让《视线》生存下去，最终，我们接受了学院的经费，但依然坚持着办报的原则，就像盛鹏说的：“内容依旧独立，真要强行干预，大不了不办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直接和校长建立联系，让他认可我们的存在，为我们的“自由发声”争取尽可能多的空间。

几个普通的学生怎么让校长出面呢？盛鹏主意多，他跑到图书馆，把校长出版的六七本散文、诗歌合集借出来翻了一遍，然后就拿着我们那6期报纸，跑进了校长办公室。

面对盛鹏的突然造访，校长显得有些错愕，但还是坐下来跟他聊天。

“是这样的，我们办了份报纸，想找您题……”盛鹏挠着头，很不自在，和领导搞关系的事，他不擅长。没等他说完，另一个同学就把话接了过去：“……提点建议，这份报纸既是为了锻炼我们自身的新闻业务水平，也给更多学弟学妹打造一个成长的平台。现在已经出了6期，您先看看……”

介绍完报纸，他们又聊到校长的诗歌散文集：“我们做文字的，平日里也爱看书，您的诗歌散文，对我很有启发……”

那天，他们聊着文学和新闻，聊着这份报纸给学生带来的成长。虽然见面的时间不长，但校长很支持我们学生自己办报，并答应改日为《视线》题字。

5月，第7期报纸的采编工作正常运转。学院下拨经费，内容依然由我们把握，只是报纸出刊时，报头中的“视线”二字由原先方方正正的正楷，换成了校长题写的行楷。和其他报头一般，有模有样的。

6月，为了让新人更好地接替工作，第8期报纸就由年初招募进来的大一学生担任主编。所有的文章由他们主笔，我们只负责提供建议、加工润色。

暑假来临，我们分赴全国各地的报社实习，然后又在新学期回到熟悉的校园。

初秋，我们在常去的餐馆相聚，几口菜下肚，开始聊着各自有趣的实习经历，以及要去实现新闻理想的豪言壮志。那晚的记忆零零碎碎，只记得地上的空酒瓶越来越多。深夜，整个餐馆只剩下我们依然闹哄哄的，不愿散场。

国庆过后，我和盛鹏、杨峰闯进了向往已久的南方报业集团，向总编辑毛遂自荐，并顺利留下来实习。毕业后，我们3个又进入同一家都市报工作——那是2015年，传统媒体迎来寒冬，当年9月我们所在的都市报休刊，一时间，我们不知何去何从。

再彷徨也要往前走。

盛鹏去了昆明的一家报社，一年后，眼看理想不过一地鸡毛，还养不活自己，他毅然离开媒体行业，去了深圳闯荡；杨峰在一家党媒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去做了房地产销售；而我兜兜转转，拖着行李箱做过企宣、销售，来年春天，进了一家网络媒体……

如今，当年那群办报的人中，或者说我们整个2011级新闻系的毕业生，依然在媒体工作的，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那位同学在某财经报上海分站做资深调查记者，而我在网络媒体里浑浑噩噩。

关于《视线》，很少再有人提起了，它像一场遥远的关于理想的白日梦。梦醒了，人就不再留恋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2019年5月的一天，那个在上海做记者的同学气愤地给我发来消息，说他取关了《视线》的公众号：“发的什么狗屁，学校书记看望校友会的稿子放头条。没有一篇记者原创调查就算了，自媒体小编做得也不称职……”

我这才知道，《视线》报纸早就不办了。2016年，为了顺应媒体变化的趋势，院里把所有纸质报刊的内容转移到了微信公众号。

我好奇地找到那个公众号，把所有文章都翻了一遍。或许是我毕业后长期写蹩脚宣传文章的缘故，看完竟感到有些羞愧——忽略掉那些校园官方新闻，这个公众号背后的学生们，会去调查当地花海艺术节的虚假宣传、会做5.12地震11周年亲历者口述、会用影像记录城市的变迁、还会多次关注少数群体……就算偶尔转发旧文，也是李海鹏、南香红这些前辈的特稿。

放眼我现在所处的环境，这些内容更显得弥足珍贵。

他们依然有热血，这就够了吧，我想。

编辑：罗诗如

题图：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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