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一线心理防疫师：我想拥抱每一个正经历痛苦的人

《大国小民》第10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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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我们的战争”连载第9期。

前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1

腊月二十九，陈楠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我的家乡生病了”，但很快就淹没在各种动态里，大家谈论着疫情和N95口罩，“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恐慌的情绪在传播”。

陈楠是一名全职心理咨询师，和朋友在上海的徐汇区开了一家工作室，几天前在父母的劝阻下，她取消了返乡计划。可怎么都放心不下，除夕夜又给家里打去了视频电话。

她最担心的是父亲。父亲原先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万一不幸被感染，这些基础疾病只会让病情雪上加霜。可父亲却表现得满不在乎，只抱怨着封城后的菜价，“他是不想让我担心”。

通话持续了78分钟，父母反复叮嘱陈楠要加强防护。挂断前，看着父母的愁容，陈楠的视线又模糊了，想安慰几句，脑子却一时短路，悲伤和焦虑一齐涌上来，欲言又止，最后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不要出门”。

按下红色的挂断键，陈楠在床沿坐了整整一刻钟，等眼泪全干了，看了一下手机里的时间。庚子年就这么到了。

这些天，陈楠总是忍不住一直在回想着那座江城，伴她长大的地方，满满的全是童年和青春的回忆。滚滚东流的长江水，坐在那些老码头上，月夜下的江水就像母亲的手，抚慰着孩提时的梦。

“武汉人的‘过早’是天大的事情。”

“过早”在湖北方言里，就是吃早餐的意思。她最爱吃的早点，除了举国闻名的热干面，还有福庆和的牛肉粉。

大年初一那天，陈楠全副武装后，到小区附近的超市采购食品，街道行人稀少，“人们口罩上方的眼神充满了戒备”。回家开门的时候，住在楼上的阿婆正去底楼倒垃圾，见到陈楠还说∶“小姑娘，你的口罩太薄了。”陈楠朝阿婆点了点头。

跟随疫情而来的，还有恐慌。“恐慌的传播速度更快，因为情绪是可以传染的。”手机上接收到的一切信息都和疫情有关，家乡的医疗物资告急、爆发式增长的确诊病例，这些消息催生出了大量的负面情绪，犹如一大片看不见的雾霾，迫使每个人大口吸入。

“如果过量接收讯息，会加重焦虑和恐慌。”陈楠关闭了微信的朋友圈，又卸载了微博，到了下午干脆关了手机。一直到晚上8点，她才忽然从睡梦中惊醒，慌忙打开手机——因为她督促过家人，每晚要报平安。

自己身在异乡，至亲远在疫区，恐惧和抑郁牢牢束缚住她，“‘医者不能自医’啊，哪怕是心理咨询师，也还是要面对自身的心理危机，这一点逃不掉也躲不过，但我还是有一些自我疏导的办法”。

陈楠在床上蜷缩着双腿，膝盖置于胸前，轻轻地搂住小腿，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言自语，我尝试着用一种可以接受的温柔的语调，和自己交谈，来安抚自己。”十几分钟过后，她开始做“正念冥想”，“简单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减压的冥想方法，可以缓解内在的不良情绪。有人也许会把它想得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并不难，只需要10分钟就好。”

那晚9点，陈楠的搭档打来电话，两人终于有机会把这几日堵在内心的愁苦，悉数倾吐出来，电话那头，对方一直倾听，陪她哭泣，帮她疏通了内心的栓塞，“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良好的社会支持非常重要，我和她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彼此的心理咨询师”。

此时的陈楠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选择“主动寻找”这样的痛苦。

2

一切都缘于一位长期咨客向她讲述的一段经历。

这位咨客在微信上向她求助，说眼下就像是战乱时刻。他在家把妻儿安顿好，戴上口罩，挤进超市的抢购狂潮，买足了一个礼拜的量。再扛着几个塞满的超大购物袋，跑去了附近的药店，这时口罩早已断货，只买到了2瓶酒精。

傍晚回到家，他只是在吃饭时咳嗽了一声，一旁念初中的女儿见状，就赶紧把身子往后一缩，紧蹙着眉头，用一种生硬的语气呵斥他∶“老爸，你离我远一点！不要传染给我。”

起初，他并不在意，埋头给女儿夹菜。可女儿却移开了碗，开始变本加厉起来，不断地责怪他：“明明已经提醒你出门务必要戴两个口罩，为什么最后还是只戴了一个？这种淡蓝色的一次性口罩那么单薄，带有病毒的飞沫能够轻易攻破，要是被感染了，不就害了全家？”

他心里有些委屈，因为现在口罩异常紧俏了，以前家里也就囤了一小包，他想为女儿多省一个。

晚上，他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女儿又走过来问他∶“老爸，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洗手了吗？”

“肯定洗了啊，不洗手怎么吃饭?”他反问女儿。可女儿还是不依不饶，反复追问他到底有没有洗手，他被问得烦了，面带愠怒地说了声“洗了洗了”。

“老爸你这个态度就是心虚，绝对没有洗。”女儿嫌弃地看着他。

“好，既然你说我没洗手，那我现在就再去洗一遍。”

“你现在洗手还有什么用？说不定已经把病毒传给我了。”女儿瞪了他一眼，转身跑进书房里，“砰”的一声摔了房门。

他冲进屋把女儿狠狠地训了一顿。一听见哭声，妻子赶忙把他拽了出来，帮着女儿数落他∶“你平常说最心疼女儿，今天怎么又舍得朝她身上撒气了?”

“我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他说，当今疫情肆虐，自己孤身在外冲锋陷阵，跟别人比赛抢购物资，可是当他回到家，面对至亲这种挑剔又冷漠的态度，令他感到心寒。

“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微信上说了这么多，真的打扰你了。”咨客半开着玩笑，“说这些要收费吗？”

看到这句话，陈楠只得故作轻松地说，当下是特殊时期，这种情况要特殊处理，而且是老顾客，应当免费“义诊”，随后对他做了一番劝导。

很快，又有一位朋友给她留言说，自己在1月13号从湖北回到北京的住宅，疫情爆发后，“湖北人”成为身上撕扯不掉的耻辱标记，加上自身敏感程度较高，加剧了内心的痛楚，“朋友是一个善于‘自我觉察’的人，当时我在劝慰他的时候，会让他把一些感受，尽量详细地描述出来，去做一个‘澄清’，他说那种遭人冷眼和嫌弃的滋味，就像作家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

“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痛苦。”

从那时起，陈楠开始关心身边朋友的遭遇：有个闺蜜在通话中对着男友痛哭，可对方只觉得愁烦，跟她谈了分手；有同学在朋友圈里开和疫情相关的玩笑，却被共同好友批评“不合时宜”……

在疫情的重压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忽然就变得冷漠和疏离，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敏感的人变得更加敏感，过去埋下的痛苦的种子，就在此时生根发芽。

陈楠萌生了做公益的想法，“哪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至少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3

在成为心理援助志愿者之前，陈楠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蓝黄相间的图片，黄框里是一串027开头的电话号码。

这张图片出自人民日报在1月24日发表的微博∶武汉市民在出现严重心理危机时，可以拨打这条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

“027-85844666。”这串号码陈楠背得很熟练，“原先这也叫武汉心理医院‘心心语’热线”。

在汇总了相关信息后，陈楠意识到一个问题——

国内设立的心理援助公益热线，其中湖北省仅占6条（数据截止到1月26日），分别是武汉、宜昌、襄阳、随州、十堰和孝感，而且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21点。此外的11个小时，对那些遇到心理危机的人而言，是一段危险的空档期，再加上热线资源有限，最需要的人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施助。

1月27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是4515例，相比于病例快速增长的1月24日，翻了近3倍，湖北省确诊1291例，其中武汉892例，同样暴增的还有恐慌的情绪。

就在同一天，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原则》，其中一线医护人员和确诊患者被列为干预的第一级人群，第二级干预人群为轻症患者，第三级人群则是与第一、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同事、朋友以及参与后方救援的志愿者，“这三个级别的人群也是我们优先施助的对象”。

当天下午，在朋友的介绍下，陈楠加了一名心理志愿者组织的审查员，接受资格审查后，很快被拉入了“心理援助联络群”。群内的成员都属于行业领域的“精兵强将”，绝大部分都持有二级咨询师资格证，有些人还具有丰富的现场心理急救经验。

援助群实行24小时值班制，最初，陈楠被安排的值班时间是晚9点到早7点。值班期间，她就一直在群里等待分派咨询任务。

“疫区一线的医护人员更容易面临心理危机。”

一名呼吸科医生告诉陈楠，那天在他们竭力救治了很久之后，病人还是走了。这位医生心里很歉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尽力了，在病床被推走的那一刻，他很想鞠个躬，可时间根本不允许，他只能立马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

当晚，这位医生入睡很困难，想哭却不能出声。医护们真正有效休息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还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越强迫自己入眠，就越适得其反。脑海里担心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医生开始害怕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的顶梁柱就垮了，他更忧心在这个危急关头，家人会不会出现状况。

“人在面对重大威胁的时候，身心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反应，这也就是应激反应，这位咨询者就是急性应激反应。说到应激反应，它有警觉期、抵抗期和衰竭期这三个阶段。其中抵抗期也是心理干预的重点时间，但是很大一部分的医护工作者，应激程度已经到了中度到重度，严重影响了工作才来求助。

“白衣战士也是血肉之躯，都有自己的软肋和痛楚，当时我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每天盘点自己认为做得好的地方，第二个是增强他自己的社会支持，多和自己的伙伴待在一块，绝对不要互相指责。”

从成为“心理咨询志愿者”的这一天开始，繁重的咨询任务也给陈楠自己带来了挑战，有时候值夜班，身心疲惫，很容易被咨询者的负面情绪蓦然攫住，对自身造成“替代性创伤”。

她曾在凌晨1点半，为一位患者家属提供心理援助。这位咨询者的亲人当前属于重症，只能干着急，家里的几个人都已经情绪崩溃，陈楠陪着对方哭泣，在结束咨询后，她的眼泪依旧止不住，“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所幸群里一位来自湖南的咨询师，为她提供了帮助，而此前陈楠自己系统地学习过心理急救，这在后来很多关键时刻也派上了用场。

4

每天中午，陈楠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丁香园的全国疫情实时动态，面对那只“流血的大公鸡”，她的家乡就挤在中间那一块，已经红得发黑，又像是在结痂。

2月1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11791例，湖北省7153例。陈楠打了一通电话，刚喊了声“老特老俩”，“鼻子就进醋了”。这个时候，连讲一口武汉话，也让人心酸。

当晚11:45，她接到一个咨询任务。咨询者是一名医生，说自己“快要撑不住了”，对方的声音嘶哑，听上去像刚在噩梦中惊醒。

这名医生说，他现在正准备休息，但最近这几天，无论身处何地，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还奋战在隔离病区，即便是换了衣服，依然觉得自己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N95和透明面罩，眼前所有真实的场景都被医院的病房所取代，这种画面让他感到异常压抑，时常还会伴有心悸和恶心的躯体化症状。

陈楠很快意识到，这位医生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在病区里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精神压力过大，情绪无处宣泄，对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打乱，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抽离感。此时需要立即采用心理急救，才能帮助这位医生摆脱焦虑的困扰，恢复平静。

在陈楠评估完，进一步去询问的时候，由于通话质量不佳，对方一直反复地喊“喂”。她保持着平静柔和的语调∶“能听见我的声音吗？”直到对方确认后，陈楠才开始“急救”。

“我当时听到他的语速非常快，就请他先试着把呼吸和语速都放慢下来，第一遍他做的不是很好，到了第二遍就好一些了。接着我让他来描述一下眼前看到的场景，比如脚下的地面是什么样的，身边的环境是什么，现在自己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陈楠之所以让他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出来，是暂时让他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现实环境重新建立联系。

对方的声音略显发颤，断断续续地描述完面前的窗户后，询问他做的是否正确，在陈楠的鼓励下，他再描述下一个事物。

“你做的很好。现在拍几下自己的膝盖，用膝盖去感受一下被拍击的感觉。”陈楠对他说。

接下来，陈楠教对方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自己的呼吸上。然而，就在急救进行到下一步的时候，电话突然被对方挂断了，通话时长仅持续了25分钟。

陈楠立即回拨过去，对方表达了歉意，说自己刚才接到新任务，要赶快过去，只能下次再来。

陈楠赶紧嘱咐他∶“这几天尽量不要一个人独处，多和同伴待在一块。”

接着，双方都像在抢时间一样，挂了电话。面对咨询中出现的这种突发状况，陈楠有些担忧∶“这种心理急救是一次性的干预，主要是帮助他自助，接下来他要依靠自己去改善情绪。”

等到1:15分，陈楠又和另一位咨询者通了电话。刚接听时，对方停顿了1分钟，只发出隐隐的抽泣声，像是刚哭过。陈楠没有反复喊“喂”来确认，试着用温柔的语调去安抚对方，提醒她“不要用手去揉眼睛”。

对方哭了好几分钟，陈楠一直耐心地陪着她，“疫情来临时，人的孤独感会很强烈，更需要和他人产生联接，这时候的倾听和陪伴就非常重要”。

这位咨询者是一名驰援武汉的护士，尽管在年初一出发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超高的工作强度以及压抑的环境，远超出预料，让她濒临崩溃，时常有一种窒息感。

“很多人以为，医护人员看惯了生死离别，内心麻木了，也就不会再被同情心和情绪所困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难得有了片刻休憩，这位护士却辗转难眠，她想念着自己5岁的孩子。离家之前，她哄骗孩子说，自己要出一趟远门，很快就会回来，嘱咐他要乖，要听爸爸的话。孩子拉着她的手，嘱咐她要快点回来。可是这样一想，心里那道阀门猛然转开，泪水决堤了，她生怕影响到其他人，就孤身跑出楼外，痛哭了一场。

听完护士的倾诉，陈楠用她自己的话复述了一遍，好让咨询者感到自己是“被理解和被关怀的”。接下来，她又让对方尝试着做起“认知调整”， 疏通负面情绪，并为长期的疫情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电话那头的人深吸了一口气，语气也终于变得平和起来。

“这些咨询者陷在疫情风暴中，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受到重压，一直在应激状态中，会有耗竭感，变得绝望和无助，他们需要休息，也需要被关怀”。

5

“一线的医护人员全天都是分秒必抢，如果产生了心理危机，他们真的能抽出时间寻求援助吗？”这是陈楠自己对自己抛出的问题。

在新闻里，穿着防护服的医生疲乏得只能就地躺下，一名急救人员把头倚在救护车厢，闭眼歇几分钟，“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平常会抓紧机会休息，有时候希望他们在遭遇危机时，能抽出一小部分时间留给自己，但是这做起来非常困难”。

在陈楠目前援助的医护人员中，普遍都有睡眠不足的困扰，大部分出现了愤怒、麻木、悲伤、抑郁、自责和心理疲劳这些表现。

面对救治无效时，他们常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同时家庭方面也在无形中对自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陈楠当前的目标，已不仅是为求助者提供心理疏导了，而是在一线施救者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指导他们学会心理自助——

譬如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过《现场工作者心理急救指南》（1），“这本指南放到7年后的今天，对大多数医务工作者来说，还是一份很好的指导建议”。

还有这张SQR-20心理健康自评问卷，也可以用来先做一番自我筛查，“群里的朋友把这张自测表做成了小程序，题目做起来很快，最多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

世卫组织心理健康测评问卷（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所接触的咨询者中，绝大部分还是受到疫情影响的普通群众。“这是让人理解的。虽然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心理干预指导原则》里，普通群众被划到第四级人群，但这个人群的基数更大，不应该被忽视。”

比如，一位咨询者曾对陈楠坦言：“这次疫情把我的强迫症加重了。”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几个月，这位咨询者在精神卫生医院被确诊患有强迫症。

在当前严峻的肺炎疫情下，这位咨询者认为自己有十分严重的“恐冠”，担忧自己不慎感染上新冠病毒，于是做出了一系列看似荒诞的强迫行为——

春节期间，他发现自己洗手的次数变多了，从原来的一两遍增加到了六七遍。直到后来，他把自己的整双手搓得通红，擦干后，再用酒精喷雾反复喷涂。

出门倒垃圾时，他戴了3只口罩。调整鼻夹的位置时，当大拇指外侧碰触到脸颊，他瞬间就被恐惧和焦虑控制住，怀疑拇指上有残留的病毒。回家后，他惊慌地埋在洗手台里面，用清水一遍遍冲刷着脸庞，接着用镊子夹住酒精棉球，使劲搓着他刚才碰到的地方。

在陈楠看来，这种强迫行为，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缓解内在的焦虑。也正因为如此，强迫行为具有高度的成瘾性。

而当前的疫情对于这种有“精神癌症”之称的疾病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它让咨询者感到“异常痛苦”。

因为这位患者的家人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只告诉他“不要多想”。

在疏导方面，陈楠引导这位咨询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用正面的想法去替代原先的想法，在强迫的想法偷袭时，提醒自己这是错误的念头，也可以尝试着转移注意力。比如，向自己描述眼前的事物，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此外，陈楠还嘱咐咨询者要坚持服用先前配的药物。

“想法在大脑里可以不断生成，这一点比病毒还要强大。我反复跟他强调，‘无物常驻，万物皆流’，强迫观念来临的时候，让它自然走过去，还可以用正念呼吸法，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试着把呼吸的速度放缓，还可以采用肌肉放松法，感受肌肉紧张之后，瞬间放松的那种温暖舒畅的感觉，适合舒缓身心，也适合容易焦虑的人群。”

同时，在这个第四级人群中，有三类人群的心理问题也非常急迫，分别是老人、孕妇和儿童，即便咨询任务重，陈楠也会优先施助。

2月3日的深夜，一位咨询者向她求助，是代自己的父亲咨询的。老人今年73岁，平常爱去附近的广场遛弯，或者坐在一棵古树下吹奏黑笛。现在爆发的疫情打破了这段安详的时光，老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窗户发呆。

最初，孩子并未在意，以为父亲是“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关在家中，只不过有点儿无聊而已。后来他察觉到父亲经常闷闷不乐，变得不爱说话，突然想到母亲是在2003年的春天去世的。

尽管母亲并非SARS患者，但现在危急的外部环境，还是不免让老人触景伤情。晚饭时，孩子细细追问父亲，果真如此。

前一天晚上的深夜，老人打开灯，拿出了他和亡妻在动荡时期的旧相片，用干净的白布擦了一遍又一遍。他的这种抑郁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

由于老人的听力不太好，咨询者充当着“二传手”，在老人和陈楠之间传递关键信息，“我跟咨询者建议，让老人在家中做一点别的事情，吹一吹笛子，也可以让老人把过去的故事倾吐，倾吐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疗愈。同时也劝他没事要多跟老人讲话，家人的陪伴是最好的心理支持。”

与此同时，陈楠对居家隔离的人群也给出了她的建议。非典时期，台湾“心理健康行动联盟”编写的《SARS安心手册》（2）非常适用于调适自身的心理状态，例如：罗列一些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成“To do”清单来逐步实行；每天接收新闻信息的时长控制在1小时以内，避免信息过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天，陈楠给我说，1月底，陈楠的父亲阳台边上，常听见其他居民在集体合唱。仔细一听，是《我和我的祖国》。

当父亲听到那句“一刻也不能分割”，霎时就忍不住，眼睛一下变花了，泪水为他洗了把脸。如果不是母亲怕他被感染，拼命阻拦，父亲实在想加入到“阳台大合唱”的队伍里，把封城隔离后的惊恐和憋闷，痛快地宣泄出来。

“老特变得好感性。”陈楠笑着和母亲调侃，把母亲逗笑了。可电话这一头，陈楠自己的眼睛也泛起了泪花。

后记

“有一次在咨询的尾声，一位咨询者告诉我，居家隔离的几天，在电视屏幕里看到的每个人，他都想去拥抱。”

陈楠说，这句话对她的触动很大。心理援助就是修通情感的断桥，帮助对方挣脱出心理危机的黑色漩涡。

那些看不见光的幽暗时刻，人们不再是“抑郁和哀悼”，于彼此的扶助中擦出温热的火光。时至今日，陈楠依然有着执念：总有一天她会回家，和亲人们拥抱、“过早”。

（受访者为化名）

编者注

（1）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现场工作心理急救指南》

（2）简单心理，2020年1月22日，《肺炎恐慌下，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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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沈燕妮

题图：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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