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乡：淹没在三峡库区里的八年青春

第一次读鲁迅的小说《伤逝》，我正在白沙村当知青。那是那个年代，除“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能读到的为数不多的书。

我爱白沙村，就犹如涓生爱子君，冲破了世俗的阻碍，却挨不过时间与现实。

站在白沙村张家垹上往下俯瞰：周、田二坝几个村庄，百十来户炊烟人家，木屋黑瓦的农家大院周边，有树荫翠竹簇拥。几弯水田一抹丛林以外，便是滚滚东流的长江。季节更替，脚下的梯田不停变换着色彩，太阳与月光的移位倒映出五彩斑斓的画面。唯一不变的，是田家坝村头那颗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硕大无比的黄葛古树。

从1972年下乡到1980年返城，我在这里度过了17岁到25岁的八年青春。

1

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1966年就小学毕业的我们，在当了几年红小兵、读了两年“学工学农学军”的初中后，就成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了。

1972年4月，我们一行8个知青乘轮船从重庆到长江下游的忠县，第二天又转乘当地的机动船，一路逆江而上，到达新生场。

从此，这定时从江边传来的机动船“突突突”的声音便陪伴了我8年，既成为每天收工刨饭的信号，又承载着我们按捺不住想要回家的无尽期盼。

江岸，一条青石板大道蜿蜒向上直达山梁，石板大道两旁吊脚楼交错，毗邻相连，构建形成一个典型的巴渝古镇，那便是新生场，场口矗立着一颗黄葛树。

我们并没有机会去古镇浏览，下船后一行人就站在河边，呆呆地望着载我们来到这陌生之地的机动船徐徐远去。直到带队老师打断道：“贫下中农来接你们了。”

扛着国旗，吹着唢呐，拉着二胡，率乐队接人的领队是民兵连长田洪基，基连长此番来接我们带的喜庆乐队，是村里乡亲们迎娶新娘时才会出动的

社员上前抢过我们的行囊，背上背篼，一行人沿长江向上游走去。

走近才发现，延绵十余里的石滩竟然是静卧在长江边上的一整块巨石，巨石被人的足迹摩擦出一条光带，而没与人类脚板亲密接触的部分，则残存着涨水期被水淹没的痕迹。

石滩尽头，是香水河汇入长江的出口，跳过立在水中的石头跳墩，就进入白沙村的地界了。沿着江边斜斜的石板路，爬上一道山梁，就看见石板大道路旁错落有致的村庄。

这就是白沙村了。

2

白沙村东西走向沿长江有十几里路，南北纵深山峦起伏也有十来里宽，白沙村被长江和香水河围绕，形成一个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半月形半岛，在梯田和森林密布的山峦中，居住着男女老少近3000名多村民，村里有小学、卫生室、小卖部和生产大队队部。

知青们被对应落户生产队的社员一个个带着离开队伍，一行人越走越少。

基连长领我进他的屋时，已经是傍晚了，他点上煤油灯，又生火煮了两个荷包蛋，下了一碗面端给我，说：“你今天就住我屋，你的住房是大队卫生室，卫生员还在给你收拾。”

二天，社员们早早出工去了，我独自到晒坝上看风景。

四月间，大田里一片绿油油的禾苗，间或传出几声蛙鸣，挨着大田是一层一层的梯田，一条条田坎弯弯曲曲，有白鹭、鹳鸟（当地称痴老鹳）在田间戏水。

晒坝上，一位青年背着一个手摇式农药喷雾机，朝晒坝边上那间老土墙屋子走去。

青年男人叫田洪树，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他告诉我，“这屋昨天还是大队卫生站，但不干净，得用这个消消毒。”他指指背上的手摇喷雾机。

我这才知道，那老屋就是我即将入住的大队卫生室。而两天前，这卫生室里刚病死过一个人。

这个“家”的楼上楼下，已经有一些木板被虫子掏空，土墙开裂到有能抻进一条胳膊的裂缝，不知道在田家坝耸立了多少年头。屋内有两间正屋，外加一个小阁楼。

房门前是大田大坝，大古树近在咫尺。住进了自己的屋，我便在忠县新生区义兴公社白沙大队第四生产队正式落户了。

3

吃了几轮“转转饭”后，差不多就过了大半年，我也渐渐叫得出每个户主的名字了。

70年代，农民们的饥饱问题还没能解决，一天只吃两顿饭，在包谷、红苕没有收获以前，家家都按 “忙时吃干，平时吃稀”的最高指示——煮一锅用青菜叶子撩水后晾干制成的干菜。青黄不接的季节就把干菜掏净，熬一锅干菜汤，汤里撒些碎包谷或米粒，熬成糊糊状，每顿饭每个人都喝它几大海碗黑呼呼的干菜糊糊，直喝得肚圆滚涨方罢。

尽管如此，轮到接待知青伙食的社员，每个家庭还是会蒸一两碗白米饭，硬要知青享用，除了知青，只有家中未成年的男童和老者，才能享用那碗米饭。

起初，我总要扒拉出一些白米饭与接待的家人分享，可家主总是不肯，说，“我们习惯了，你们城里来的娃娃金贵，不能在我家跟着我们吃苦。”

说话间再用眼睛瞪自家姑娘或小伙一眼，我欲与之分享白米饭的对象就会就会用手捂住碗，默默退下，离开饭桌。

白沙村在忠县并不富裕，每到春荒的二三月间总有村民们饿得面黄肌瘦，要到六月份，小春种的包谷杂粮收成了日子才能接济下去，一直要熬到挖红苕、撘谷子的秋收季节。

村民们劳作一年所积攒的工分多数仅够卖回分得的口粮款，劳动力差的社员家庭所挣工分往往还不够扣缴分得的口粮款。

尽管如此，在我当知青的七年里，生产队总会给我分最多的粮食，记最高的工分，而无论哪位社员家有客人来，总要招呼知青进屋陪客，和客人一道享用户主家的白米饭和老腊肉。

听村民讲，以前白沙村沃土肥田，从解放前、土改前到合作社时期从没缺过吃的，直到后来人民公社了，粮食产量放卫星了，“公余粮”交多了，农民吃的才不够了。

公粮按土地算，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可是，人民公社的“公余粮”必须由村干部认交，认交的数不能变，一交就是几十年。

有村民悄悄讲，香水渡口有位摆渡的爆眼周大爷，家境殷实，为人豁达，还读过私塾。评成份的时候就评成了“上中农”。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还是白沙一社的社长。

那时，公余粮定量认交，他坚持说周家坝粮食产量没有那么高，死活不肯认交上级要求的余量指标，上级就此认定他瞒产，“对组织不忠诚”，随即就把他的出生成分从上中农改评成为了富农——这就属于地富反右坏份子了。周大爷那只爆眼，就是后来批斗坏分子时被人戳瞎的。

周大爷自己遭了秧，转眼换了个村干部，村民的粮还是要交。“人啊，要认命才好。”村民们边告诫我们要与地富反坏右份子划清界限，边如此感叹。

再后来，我也不参与队里分粮食，分柴火了，免得和社员打挤，没粮食拿个簸箕到队保管室里戳，没柴烧就直接到公猪房饲养室里背柴火回来烧，一年里大多数日子是农闲，社员们做薅秧、挖塘修偃等农闲季节的活路时，我也就不出工，躲在家里偷闲。村民淳朴，农闲时我不出工，也没什么意见。

4

知青爱与知青“裹”在一起，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感”。

一起玩耍的，大多都是本大队（村）的知青们，白沙村三、四、五、十队都沿着长江南岸分布在一个海拔高度。几个队的知青隔三差五的总要走上一两回，三两个知青聚一起抽烟喝酒，调侃唱歌，下河洗澡，有钱一起花，有乐子大家乐。

知青落户的第一年有保障粮供应，但计划的那点粮食总拖不到月底，于是只得去其他知青处“串门”，一起住几天，待这个知青的米坛子也吃空了，两人就再到另外一个知青家，慢慢的，“串门”的人变成三个、四个……越裹越多，有时七八个知青成群结队走在“串门”的路上，叫“打秋风”。

打秋风的队伍没地域限制，跨村、跨社、跨区、跨县一直串联下去，犹如秋风扫荡落叶般把沿路知青的米坛扫空，继而再出发。我不缺粮，但要顾面子，每每秋风刮来，在我这里接待几天，米坛吃空以后，我也就跟着队伍走一两天，然后便借故离开，回到队上享受自己的日子。

我们这批知青多是“长航”（中国长江航运）子女，我虽不是长航子女，也有几个亲戚在船上工作。于是，大家总是掐着日子，排算着父辈亲友的轮船何时从江中经过。每逢这些日子，便一同结伴下河洗澡。

边洗澡，边在河边痴痴地看着父辈们的轮船徐徐驶过。直到轮船行驶在长江拐弯处消失不见，才穿起衣服回到某知青屋。有人拉二胡，有人吹笛子，我不会玩乐器，就扯开嗓门吼几句跑了调的知青歌。

有一次，几个赤条条的知青跟往常一样，在石滩上追着徐徐上游的客轮跑，三队知青的父亲是那条船上的轮机长，他在前边跑，我们跟着跑，他边跑边喊“爸爸、爸爸”，我们边跑边“哇哇”地起哄怪叫。突然，“喂——”客轮的高音喇叭响了一声。

就这一声”喂——”把我们定在了石滩上，三队知青“哇——”就哭了起来，我们几个也跟着默默地掉了泪。

那天洗澡回家后，大家都没有玩乐器，也没有唱歌。

后来，“突突突”的机动船载来了新知青，白沙大队的男知青全部剃了光头，聚在新生码头看新知青，我注意到一个穿白凉鞋的女知青，那双眼睛很是吸引人。可惜，这批知青没分到我们大队。

赶场天里，不同公社的知青都裹在一堆玩，我总爱抓着白凉鞋调侃，记得有一次她哼起刘三姐的“世上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的曲子，正在兴头上，我冒出一句“不喜欢这首歌”。

她就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我那红小兵的批判斗志立即被激发了出来，“哪来什么藤缠树树缠藤那么多的麻烦，我喜欢两颗并肩而立挺拔向上的树，不过，我愿是遮风挡雨的那棵树”。

与她熟悉到一定程度，就要恢复高考了，我们以互相补习为借口常常见面，或者在赶场天约定下一个赶场日去赶哪一个场。

一次赶完场回家，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弯弯拐拐山路上，我鼓起勇气快走几步冲到白凉鞋的身后说，“我喜欢你。”

她问，“为了我是不是啥都可以干？”

我说，“是。”

她用手指着脚下的山崖说，“跳下去。”

我说，“不跳，跳下去了命就丢了，我拿什么喜欢你呢……”

她不再说话。

没多久，这批比我后下乡的新知青就先返了城，我与白凉鞋就此断了联系。

5

就这样，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知青，我的八年青春，在孤独寂寞与激情狂放的交替中无奈度过。偶尔有那么几次，还挺危险。

一次赶场天，白沙村社员到新生场挑区供销社组织的化肥氨水，各生产队的强劳动力早早地挑着粪桶到码头上。

由于装氨水的驳船只有两块仅容一人通行的木跳板，装氨水的人要上船后用粪勺一勺一勺地舀，装满粪桶跳下船后，另一位才能上船，速度怎么都快不起来。那天，码头上等待挑氨水的各队社员黑压压一片，有好几百人。

待我们和其他队的知青杀馆子（下馆子）、吃帽儿坨（白米饭）、炒大盘（回锅肉），玩耍了半天，天近傍晚，才发现本大队的社员还在河边等待。询问缘由，社员无奈地说，“不是不占人嘛（与发货人的关系没其他村的人铁）。”

我们几个知青便要去找负责发货的同志论理，说了没几句便争执起来。争到激烈处，同来的村民也被激怒了，一改平日里见到“同志”的谦卑状，发出一阵阵吼声，“打、打，打死这些烂鸡巴的”。

只见两个壮小伙几步串上船去，抡起拳头就要打。我定睛一看，正是二队的成坤、成基俩兄弟。兄弟俩抓起那个在船头负责计担数的同志，直往驳船上舀氨水的窗口上凑。同时，河滩上的社员也扭住了其他几个同志的衣领，“打、打、打”的吼声在继续。

我怕闹出人命，赶紧上前拉扯两兄弟，那位负责计担数的同志脸已经憋得发紫，满脸都是鼻涕眼泪，闻讯从区上赶来的供销社的负责人立即宣布：发货，发货、发白沙大队的货，氨水150担……

6

我和成昆、成基兄弟两相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亲。

周大叔是成昆、成基兄弟俩的父亲，50多岁，解放前在重庆沙坪坝开过书店。由于成份不好，解放后回到老家，虽然各项运动高潮期总躲不过被伺候一番，但平日里乡亲们对他依然敬重。

在白沙村，无论哪个姓的村民，见到周大叔都会尊称一声“您”，这个“您”发“仰”声，在当地，被不同姓氏的乡亲见面就称“仰”的人不是干部，就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了。

每个姓氏家族村落里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乡绅，乡亲们家长里短的纠纷，都由他们来评判，生产队干部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也总会向绅士们讨主意。

我们这些知青娃娃也常常往周大叔家串门，周大叔也并不特意加菜招待，我们也偶尔从场上买些鱼、肉、酒的在周大叔家“打平伙”。

成坤、成基两兄弟都已成家，但并未分家，大叔、大婶、兄弟、妯娌、姑嫂，加上七八个大小不一的孩子们，十几口人住在一起，在窘迫的物质条件下，小日子依然过得其乐融融。

成坤是裁缝，常给乡邻缝制衣服；成基是高中毕业生返乡，高中生在白沙村不多，各自在本生产队从事一些技术活，许是因为出生原因，成基却跟普通村民一样在生产队务农，大队成立果园后才跟我一样参加了果园，跟着基连长开荒山，栽果树。

知青们去周家找成坤做衣服、拎渔网跟着成基下河搬鱼，在饭桌上找周大叔聊天。一过就是好多年。

尽管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都在反帝反封建，但维持中国农村生活秩序的依然是两套系统，一套是政府的行政系统，一套是乡绅们身上体现并传承的农耕文明。

7

和多数知青一样，后来，我也返城、就业、离职下岗，自谋职业、在商海拼搏、养儿抚女……直到今天，也成了一名普通的城镇退休职工。

2016年，我退休赋闲两年多，偶然间从电话中听闻，白沙村终于通了公路，可以将车直接开进村里了，于是与知青伙伴相约，大年初二早晨九点，我们一路堵堵行行，在下午4点回到了300多公里外的新生场。

曾经的新生场已了无痕迹，场口的黄葛树没了，那条巨鳄般静卧在河滩延绵到香水的巨石，也因三峡蓄水被淹没在江底。

沿着路人指点的方向，不一会，车便驶过香水大桥。

以前的香水河实际上是一条分了叉的溪流，平日里溪水潺潺十分清澈，只有雨季山洪暴发才有凶猛的踹流浪。如今水面升高后，可直接看到一湾碧水绕山间，豁口外便是长江，浩荡的江面上，环绕在水湾中的白沙村清晰可见。

驶过一座小桥，我们终于进了白沙村的地界。进村后土路坑坑洼洼十分难行，带队老乡说土路通了十来年，一直都没有硬化。“明年村里要上大项目，闫皋那里要建核电站，就会硬化了。”老乡说。

公路是从后山绕道去白沙村的，原来的后山一片黛绿，是集体的林地，这些年，搭桥修路，森林与植被被严重破坏，处处可见裸露的山石、黄土，荆棘丛生。绕进前村，这条土公路像斜斜的一道伤痕，由周家坝直接砍向张家垹，土路旁无规则耸立着不少两三层的砖瓦水泥房。

在村民家，村民取下墙上挂历，那是中国氦能集团，三峡集团等几大企业的广告挂历，村民说，这几大集团已经来考察几次了，明年项目就会上马。

我们说，中央领导到重庆视察，长江沿线要以环境保护为主，不搞大开发了。

没人相信。

8

周家坝几个村落被江水淹没，田家上下两个坝子的田家大院，断壁残痕随处可见，满目萧瑟。

基连长还住在田家上坝已经凋敝的大院里，基连长与老伴虽已八十五、六的高龄，但身子骨依然硬朗，见我们回乡，老俩口非要拉我们进屋，亲自上灶刨饭招待。

老连长耳朵已经不好使了，独自喃喃念叨：当年的村（大队）领导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了，我还过得好，政府给复原转业军人发补贴。现在坝上只有十来户留守老人了，路边新建的房子多，但多数都是空房，人都到外地去了……

间或，有两三辆车飞驰而来，坐满了外地打工回乡探亲的年轻人。年轻人递上红包，说几句拜年话便匆匆开车离去。

从前的农家院子、层层梯田、叠叠山峦已经千疮百孔，低洼处的梯田与村庄已经被上涨的江水淹没，村头那颗硕大的黄葛古树也不见了踪影。

听老乡讲，在三峡大坝蓄水那年的某一天，这棵不知生长了几百年的大树忽然就哗哗地倒了。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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