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郎庄死了，我很怀念它（二）

楼道里果然一下子清静了很多，似乎每个人都在做贼，怕被别人听见一样。女房东上楼去了，声音又逐渐响起来了，但远不如以往大。大约十点钟，又突然听到女房东的声音，拍着我们斜对过的门：“都说了声音小一点儿，怎么电视还这样大的音量，素质能不能高点？”这户住的一对小夫妻，男的开门了：“谁素质不高了？我们声音不大啊，这也叫声音大？”

女房东却突然转了话题：“你们怎么住三个人？怎么回事？他是谁？干什么的？”小伙子忙解释：“阿姨，这是我一个朋友，在村子里装电缆，要回家收麦子去了，火车票都买好了，明天的，今晚就在我这里将就一晚上。”女房东说：“不行，租的房子就是租给你们俩人儿的，不能住仨人儿。你赶紧离开这儿。”小伙子苦苦求情，女房东坚决不同意，并且眼看着那个人出了门。

6

我的隔壁住着一对青年男女，女的每天下午去上班，晚上十二点左右回来，男的似乎不上班。女的是叫床高手，每一次，妖娆婉转的叫床声总能大大方方地在楼道里转一圈，转进每家的房间里。有时候他们还放着电视的声音遮掩一下，有时候任何措施都没有。好处是比较规律，两三天一次，且大约每次都在晚上十二点前后。对于习惯晚睡的人，影响倒不大。

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被半抱琵琶半遮面的叫床声吵醒了，但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场，接下来就大大方方，到后面简直非常放肆，在一个惊醒的人听来简直是响彻云霄。天气闷热，这分贝又高时间又长的叫床声很快转化成极具感染力的催情剂。一时间，对门的也开始叫了，侧对门的也开始叫了，不大一会儿，大约小巷子另一边的楼里也渐多渐大地响起来——这不是夸张，巷子也就两米来宽，两边的楼房都贴着巷子建造，刚刚让出一条路。

让出一条人行道的狭窄的巷子，两边的楼房脸贴脸。

几天之后，女房东心里的窝火终于爆发了，早上大约十点钟，她就在楼道里骂骂咧咧：“住在一起不爱护卫生，素质怎么就这么差？”一会儿又极其轻蔑地说：“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去上班，只知道窝在屋里，有没有点出息，害不害臊？！”我当天没去上班，全程没听到哪怕一个字的回应。很明显，女房东说的就是隔壁叫床女的男朋友。

相比女房东，男房东简直就是个老好人。他是一位交通协管员，做什么都慢慢吞吞，时常面带微笑，鼻头红红的，几乎每次见到他都是在楼道里拖地。从随他而来的二锅头的浓香可知，这位也爱喝酒，但可能喝得并不多，所以见到我们总点头微笑，不多说一句话。有一次房间的灯坏了，请他来修，他笑呵呵来了，修好灯回头看到我桌上放着一副小象棋，“哟，您也爱下棋啊，哪天咱们下一盘？”我推辞说不太会下，他又说，“下棋就是玩儿嘛，找个时间下一盘？”我说行。没想到他是当真，后来有一两次看见我说：“有事没？没事咱们来一盘？”但恰好我都是要出门，每次都说抱歉，直到离开也没和他下过棋。

有一次见他在打扫楼道，打声招呼，寒暄几句，没想到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今儿搬走一家，人家在北京自己买房子了。你说人家怎么就这么能耐。咱们他妈的，孩子怎么就一点儿没人家出息。”听说他的独生子在一家公司做网管，从来没见过。

7

搬到六郎庄之初，简直把这里看成了世外桃源，甚至还曾想几个好朋友合租一个院子，住在一起，将其搞成“诗歌俱乐部”，然而最终不了了之，任由这个幼稚的想法像一句大话一样在六郎庄的冬天随风飘散。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搬到六郎庄后不久，杜若也搬了过来，后来是苏总和千岛，再后来千岛毕业于北大的一位同学也来了。但是千岛在这里没住多久，大概还没有过冬，就悄然离开。苏总也没住多久，大约不超过三个月。

为了省钱，杜若刚来六郎庄的时候，租了一个只能放一张床和一个极小的桌子以及一张椅子的犄角旮旯里的小屋，阴暗，潮湿，只要人在里面，就必须开灯。一个月房租150元。我们租住的屋子条件要比他的好很多，也有条件自己煮面条并简单做一些菜，所以很多时候会招呼他过来吃饭。因为屋子在角落里，四面都是当地人自建的小楼，信号极其微弱，每次饭快做好时，我先打电话，如果碰巧他在屋外的巷子里晃悠，电话能接通，他则自己过来。但十之八九是接不通的，我只得去那个小屋子喊他。

由于信号实在不好，杜若搬到了和我处于同一条巷子、相隔不足十米的一个小房子里。然而这个200元每月的房子并不如意：是一个小四合院里搭建的简易房，房子里有个水泥水槽（本来是院子里的水槽，搭建了简易房，水槽就到了屋里），一张破旧的床，一张破旧的桌子，一把椅子。到了冬季，这里实在太冷了。

腊月的一天，林寒和破罐从天津来玩，我们在六郎庄街道上的一家饭馆吃了饭，喝了酒。吃完已经很晚了，大约11点，街道上寒风嗖嗖，追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满街道跑，有的还飞上天。平时拥挤不堪的小街道此时空荡荡一片，下午进饭馆时街道上灯红酒绿男男女女以及各种小摊小贩都不见了，许多店铺都已经打烊，只有个别的药店、小商铺、网吧和发廊还亮着灯，门口蜷缩着在街道上跑了一天的肮脏的狗。此外，就是理发店门外梦幻般旋转似乎永不会停息地旋转灯。

为了省钱，我们要找一家能买到棉被的商店，以便林寒和破罐在杜若的小屋里凑合一晚。在街道尽头，找到了一家卖棉被的商店，买了一条，三四十元，抱着棉被，我们一边打着冷战一边牙口机械地说笑着回了住处——这时已经冷得不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才发现晚上落了一场雪。不厚。

8

六郎庄的出租房几乎都不带厕所，只有巷子里臭烘烘的公厕。白天还好，经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许多人陆续把尿桶里屎盆里暂存的恭物提出来，倒到公厕里去。如此一倒，总是默默无语卷着旱烟棒子吞云吐雾的掏粪老汉就要挑着一担粪桶、拉着一辆粪车，忙活大半天了。

经常能看到，累了的时候，掏粪的老汉会将粪桶粪车放在路边，自己靠在谁家的墙边，蹲在地上，抽着烟，谁也不去理会。来来往往的过路者，每每路过的时候，都要捂着鼻子快速冲过去，过去了还要用手扇一扇，说句“靠，真臭”。似乎这个局面全怪那老汉。

有那么一两天，掏粪老汉不见了，很快，公厕的茅坑就满了。早上去蹲坑的人总是担心一不小心被赃物沾染了身体，许多人一边找较好的方位，一边骂道：“操，都这么满了，怎么没个人掏？！”好在，那老汉很快又回来了，虽然依旧骚臭熏天，但厕所总算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有一阵子，去公厕的时候总能碰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蹲在坑上，旁若无人一般，一边手里不知道玩弄着什么小玩意儿，一边声嘶力竭地歌唱着：“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那是2009年，盛大的北京奥运会落幕不久，其强大的影响力居然蔓延至此。有时候，隔壁的女厕里大概是因为听到了这孩子异常天真又卖力的歌声，先是一下子鸦雀无声，紧接着，一阵如雷的爆笑，兴奋又荒诞。

租金比楼房单间更便宜的老房子，多是外出务工的中老年人的选择。

2009年9月，在六郎庄生活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也离开了。两三年后坐车路过西北四环时发现，当初诺大一片熙熙攘攘的六郎庄，那么多农民自建房，都已经一滩碎砖破瓦了。这片金贵的宝地，终究拆迁了——它或许本就应该被改造成与颐和园、芙蓉里、中关村图书大厦、巴沟以及它旁边的万柳高尔夫球场相匹配的某种建筑——我们的房东们大约至少都是百万富翁了。

再转眼几年过去，我们几个当时二十出头的毛头小青年，浑然不觉间，都迈过三十岁的门槛了。六郎庄公厕里那个放声歌唱的小男孩，如今也十一二岁了。

那个脏乱吵杂、人人都想逃离的六郎庄，如今不复存在了——但它确实生动又真切地存在过，并且将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它难以剔除的巨大现实感也将继续像渗入我们身体的时间一般，长进许多人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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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插图：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