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迁三峡

第二年，有了一点积蓄后，他们决定给房子安装防盗窗。那个简单的工程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完成。当天晚上，夫妇俩都轮到上夜班，这种情况每个月只有一次。他母亲住在哥哥家。强盗趁夜就摸进了屋，偷走他们6000多块钱。那是他们全部的财产，第二天方诗伟不得不找厂里借钱买菜。他们报了案，发现防盗窗铁柱之间的缝隙，比一般的都要大。但在工厂林立的萧山，外地人那么多，警察也无处着手。这年春节，一家人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

2003年，方诗伟换了个工厂。他再也受不了连续12个小时上班。新工作也是村长介绍的，在一家化纤厂打包，三班轮换，每班只需8个小时。但上班第一天回到家，老婆就发现方诗伟的十个手指头都起了泡，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稳。他再也没去那家工厂。

一家人合计了一下：也许他们应该和那些外来打工者有所区别，应该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意，毕竟他们已经算“本地人”。经过一番简单的计算后，方诗伟和哥哥在衙前镇开了一家饭馆，老婆也辞了工作帮忙。在浙江，小饭馆就像一座座工厂的附属品，顾客群主要是打工仔。生意出奇的好，来吃饭的人总是很多，但他们最后发现根本赚不了钱。“点一份西红柿炒蛋，吃得精光，还吃好几碗饭。”他老婆后来总结说，“那些人又要吃得饱，又要吃得便宜。”

饭馆的营业时间也是深夜，要等候那些刚刚下班的人。在萧山，晚上8点到10点，马路上是没有人的。有天夜里，三姑路过方诗伟家，看见大门半开着，屋里却黑着灯，立即打电话给镇上饭馆的方诗伟：“强盗又来了！”这次，强盗偷走了他老婆的戒指，还有哥哥脱在他家的衣服，拿走钱后，把衣服随手丢在了路边的田地里。

表面上来看，那些强盗仿佛只是方诗伟新生活中的插曲。即便很久之后，他提到此事时，也总是轻易带过。他已经非常努力地在适应这里的一切。他和老婆都学会了很多新东西，甚至50岁的母亲也学会了骑车。他们也偶尔会去附近的县镇探亲，最远是到了嘉兴，看望大姑和二姑。有一年春节，所有亲戚聚在一起过年，集体去了杭州的西湖，那是他们在浙江唯一的一次旅游。

但方诗伟知道，总有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大多数时候，他们和村里其他人形同陌路。起初，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稍微上了年纪的人只说本地话。到后来语言也不再必要，因为他们几乎也没什么可沟通的。没过多久，几户“三峡人”就敏感地发现，村里人并不是很欢迎他们。很显然，他们更穷，住在村子最差的位置。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倒是次要了，因为谁也不会干涉谁。有时候，方诗伟会奇怪这里的人讲迷信，还有很多人信耶稣。但话说回来，这些都和他无关。他只是觉得，和奉节相比，这里夏天更热，冬天更冷。而在他有限的工作经历中，打工是最辛苦的，“没有自由”。有一年，他回了一趟奉节，那种对比感似乎更强烈了。尽管这已没多大意义——窑湾村几乎已被全部淹没，但从心底里，方诗伟是怀念它的。

这些时而冒出来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爆发。那大约是移民后的第四年，许多人的房子开始出现裂缝和漏水。萧山的移民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住房的质量问题。他们知道这是一次敏感而危险的举动，但那也是个好时机，移民话题在中国仍是个热点。方诗伟说，等到时机过去，也许更没有人会理睬。某种程度上，他们赢得了胜利，每户得到了几千元的补偿，据说也有官员因此受到责罚。但方诗伟的哥哥却因为打了公安局长，在牢里呆了将近半年。他出来后没多久就回了奉节。

方诗伟仍然决定留在浙江。饭馆停业后，他又做起了苗木生意。但他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差，总是碰到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时刻。如果选择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去奉节，他是不甘的，而且多没面子，他根本还没混出个名堂。就算要回去，那也应该在移民后的第一年就走，而不是现在。最终，他决定再次进入工厂，成为一个本地打工者。

但他的老婆似乎已无法忍受这些霉运。她个子不高，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移民之前就在奉节开店做生意。离开奉节时，她把店面转让给了她妈妈。现在，奉节捎过来的消息说，如果他们再不回去，妈妈就得把店面转给别人了。

2010年夏天，在搬到浙江的九年后，方诗伟在老婆的劝说下，终于回到奉节。一年后，当我在新县城港口附近的批发市场见到他时，夫妻俩已决定永远留在这里。谈到当初的离开，我试图以县委宣传部那位记者“平静的语气”问他们：“你们后悔么？”

“后悔死了。”他气恼地说。

4

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外迁移民回到奉节。最初几年，没有人在意此事，大家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些往外走的移民身上。那就像电影院的通宵连场一样，第一批移民登场坐船离开，然后其中一些人偷偷潜回来。第二批移民又坐船离开，当然又有人悄悄回来。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电影和现实永远交替放映。

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统计过，到底有多少移民回到奉节。也许根本无法统计，因为他们的户口至今还在浙江、福建的某个村子。那里的政府不会承认移民们已经离开，房子还在，田地还在，只是很少看见人。另一方面，奉节县政府也不认可“移民回迁”的说法——也许他们只是不想承认，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没有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惹麻烦。

有时候，我们能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媒体曾报道一些移民在浙江安置地发财致富（方诗伟告诉我那可能是真的，他知道有户移民因为拆迁而得到100万元和六套房子）。但也有另外一些媒体在三峡库区发现了大量移民回迁的事实。

但在移民问题上只唱赞歌，或者只唱反调，都可能是危险的，容易让我们看不清真相——尤其是对于一个超过100万人的群体来说。到最后，每当看见一条关于移民的新闻时，我就自动拉响警报。“这些不是全部。”我对自己说，“有人过得很差，自然有人会过得很好。”

在奉节，我遇到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的移民，是个叫李军的女人。她40岁，穿着打扮非常洋气和体面。她在新县城的中心拥有一家茶楼。2001年，李军很可能和方诗伟乘坐同一条轮船离开奉节，同时抵达萧山衙前镇，只不过她去了另一个村子。她以前也住在奉节县城边，以种菜为生。她的丈夫是奉节一家著名房地产集团的高层之一。她和妹妹、舅舅都移民到萧山。“虽然那边对四川人的印象不太好，但说实话，我们那个村子还不错。”她告诉我，“村里把土地集体租给了工厂，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发放生活费。”但她的丈夫不肯放弃这边的生意，常言“三生不如一熟”，两个月后，他们就回了奉节。

李军一家人回来得正是时候。奉节正在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全新的县城。随着三峡水位的不断上涨，以前的老城最终将全部淹没。2002年，李军在工地上摆了个小摊位，售卖香烟饮料，出租影碟。第二年，碟片不流行了，她开始出租各种武侠言情、漫画书。新县城的飞速扩建，很快让她丈夫的公司成为奉节最大的地产商。虽然户口还在浙江，但他们已经迈入奉节最富有的阶层。但2007年，丈夫突然被诊断出肝癌。起初，他们在重庆的医院治疗，然后决定“回”到浙江，在杭州继续住院，之后又挪到萧山。“他最后不想动了，”李军说，“他就想死在那里。”

但丈夫的哥哥却不认可这个想法。他每天一个电话，催他们赶紧回来。“死也要死在奉节。”他在电话里说，“好歹也是落叶归根。”2010年，回到奉节一个月后，她丈夫死了。

就在那年秋天，我第一次去奉节，在乡下的康乐镇做志愿者。每天早上，我都要从镇上坐船，横渡美丽的梅溪河，到达对面的小学。有一次，当我们坐在船上无意中谈起移民问题时，一个老师对我说，“很多人都已经回来了。”我好奇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哪里都可以啊。”他说，“街上，亲戚家里，反正到哪里都是打工。”但我在那年并没有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直到今年一月，和李军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决定重回康乐镇。我给一个姓孙的副镇长打电话，询问这里是否有移民回迁。

“没有这回事。”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移民回来过。”

我告诉他，有人曾见过他们。

“别听那些人瞎说。”他在电话里叫道，“那些移民在外地都过得很好。”

我来到河边，梅溪河变得更宽了。我再次搭乘渡船，到了小学，然后沿着学校围墙外，绕到后面的横路村。那是个非常冷清的小村，房屋建在一条水泥道两侧。53岁的刘兴江就住在临街的一间屋子。事实上我以前很可能见过他，他在梅溪河驾驶渡船已经30年。2000年，他移民到附近的万县市，三峡库区最大的城市。在市郊的安置区，他买下一套两居室，但他很快租了出去，带着老婆回到康乐镇。“我们在那里很难找到工作。”他说，“你知道那些人把我们住的那条街叫什么吗？——难民街。”

如果镇长也和我一样到过横路村，他可能会惊讶自己看到的事实。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是回来的移民。有些是后靠搬到高山后，重新下山的；也有从福建漳浦县回来的，有个外号叫“老小孩”的男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麻将馆。刘兴江的屋子也是租来的。我问他以前住在哪里？

“你看见那条河了吧。”他笑着说，“我家就在河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