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有理④丨宋人诗词中的春节

编者按：“年”之有理，理在根脉绵长，理在文明互鉴。“年”如何从农事节气升华为精神图腾？“年”承载的家国情怀如何在代际传承中焕发新生？文明交流如何借年俗之舟行稳致远？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特别策划《“年”之有理》，邀请相关专家解读阐释，让我们一起探索“年”文化里生生不息的中国智慧。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其诸多颇具仪式感的年节习俗，大多自宋代起逐渐盛行。宋代文人墨客创作了大量描摹节物风情的节序诗词，既展现出丰富的节日生活图景，又蕴含着浓郁的节日文化与民俗文化内涵。这些词作既是文学佳作，亦是研究宋代春节习俗的重要史料，为后世探析宋代社会的节日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宋代诗词对春节习俗的书写具有独特价值：其一，词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亲历者，其作品真实还原了当时的节日场景；其二，词作的文学性使其对习俗的刻画更为生动细腻，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宋代诗词为主要依据，对宋人的春节习俗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宋代社会生活的认知，亦为当代传承与发展春节文化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节日饮食：从屠苏酒到春盘的文化意涵

屠苏酒：逆序而饮的养生智慧。屠苏酒是宋代春节期间最重要的节令饮品之一。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凡饮酒，次第从小起。”这一习俗在宋代得到了广泛传承与发展。

屠苏酒的饮用次序，在宋人诗词中也有明确记载。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中写道：“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此时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为只要身体健康，就算年老最后喝屠苏酒也不在意。苏辙《除日》亦有诗句云：“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郑望之的《除夕》诗更是此中佳作，诗云：“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不仅反映了郑望之的儿孙满堂，也体现了他本人的高寿。这些词作揭示了宋代饮用屠苏酒的次序是按从幼到长、逆序而饮。这种看似有悖常理的饮酒次序，实则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据三国魏人董勋解释：“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幼者年岁增长，故先饮以示庆贺；长者年华又增一岁，故后饮以寄寓长寿之愿。这种饮法体现了古人对生命周期的独特认知，以及对时间流逝的坦然心态。从医学视角审视，屠苏酒具有重要的养生价值。据文献记载，屠苏酒为一款中药药酒，正月初一阖家共饮，可驱邪避疫、祈获长寿。陆游《除夕》云：“炽炭炉中百药香，屠苏煎酒代椒觞。”饮用屠苏酒不仅是一项节日习俗，更是新春时节驱寒防病的养生方式。

春盘：辛味迎新的节令美食。春盘是宋代春节的标志性节令食品，在宋代诗词中频繁提及。苏轼在《浣溪沙》中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此外，苏轼在《送范德孺》中亦云：“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还有辛弃疾在《汉宫春・立春日》中写道：“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辛弃疾之词呼应苏轼“青蒿黄韭试春盘”之句，但词意却相反。该句虽以问句形式呈现，却反映出立春日“黄柑荐酒，青韭堆盘”已成为固定的节令饮食搭配。黄柑酒与春盘的搭配，既体现了饮食的丰富性，亦展现出宋代立春习俗的精致化特征。

春盘的食材选料，彰显出鲜明的节令特色。据文献记载，春盘以生菜为主体，食材包括青蒿、韭菜、蓼菜、春笋等。其中，《本草纲目》载青蒿“味甘、辛，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利肠胃”；韭菜“味辛，主治痢疾、疮癣、胸痹急痛”，具有温补肾阳、行气活血之效；蓼菜为类似豆芽的芽苗菜，兼具蔬菜与中药双重属性，含辛辣挥发油，有祛风、化湿、消肿等功效；春笋被誉为春日“菜王”，具有清热化痰、益气和胃的作用。因春盘以辛辣食材为主体，故又称“辛盘”。苏轼在《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中明确提及：“辛盘得青韭，腊酒是黄柑。”民间的辛盘通常包含“葱、姜、蒜、韭菜、萝卜”或“葱、蒜、椒、姜、芥”等五种辛辣食材，故又称“五辛盘”，蕴含辞旧迎新之意。

春盘的文化意涵远不止于美食本身。从中医视角而言，立春为万物复苏之始，人体阳气需顺应自然趋势向上向外疏发。辛味食材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功效，食用此类食物可杀菌驱寒、疏发五脏之气，对春季养阳及季节性防疫具有积极作用。这种饮食习俗体现了宋代民众“人与天地相参”的养生智慧。

消夜果：守岁时分的美味相伴。消夜果是宋代除夕守岁时的特色小食，在宋代诗词中多有记述。南宋词人薛泳在《青玉案・守岁》中写道：“一盘消夜江南果。吃果看书只清坐。辜负梅花料理我。”孙惟信在《水龙吟・除夕》中提及：“驱傩爆竹，软饧酥豆，通宵不睡。”吴文英在《喜迁莺・福山萧寺岁除》中亦有云：“蓝尾杯单，胶牙饧澹，重省旧时羇旅。”消夜果的品类构成，反映出宋代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据《武林旧事》记载，宋代的消夜果涵盖细果、时果、蜜饯、糖煎及市食等类别，具体包含十般糖、细沙团子、枣儿糕、蜜酥滴酥鲍螺、酥市糕、糖炒栗子、白果等诸般精美小食。这些小食多为甜味品类，如蜜饯、十般糖、蜜姜豉、澄沙团等。消夜果的出现，与宋代守岁习俗密切相关。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在漫长的守岁过程中，阖家围坐，共享消夜果，闲话家常；孩童们强撑不睡，于一旁追逐嬉闹，恰如苏轼《守岁》诗云：“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从文化意涵层面审视，消夜果不仅是守岁时的小食，更是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感载体。宋人于除夕备下如此丰富的消夜果，既体现出对新年的美好期盼，亦蕴含对家人安康顺遂的真挚祝福。

二、节庆活动：从守岁到桃符的民俗图景

守岁：围炉夜话的团圆时光。守岁是宋代春节期间最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在宋代诗词及相关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述。据《东京梦华录》记述：“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这一习俗在宋代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春节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家庭节庆活动。

守岁的时间安排与活动内容，在宋代诗词中得到生动呈现。守岁活动通常自除夕夜始，持续至元旦凌晨。陆游《除夜》云：“守岁全家夜不眠，杯盘狼藉向灯前。相看更觉光阴速，笑语逡巡即隔年。”全家欢聚不眠，体现了守岁的习俗和对时光的珍惜。陆游在《除夜雪》写道：“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描摹出除夕深夜诗人于灯下赶写桃符的场景。而“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苏轼《守岁》），则刻画了孩童们守岁时的兴奋情态。宋代守岁之词很多，周密曾言：“守岁之词虽多，极难其选，独杨守斋《一枝春》最为近世所称。”词云：“竹爆惊春，竞喧阗，夜起千门箫鼓。流苏帐暖，翠鼎缓腾香雾。停杯未举。奈刚要、送年新句。应自有、歌字清圆，未夸上林莺语。从他岁穷日暮。纵闲愁、怎减刘郎风度。屠苏办了，迤逦柳欺梅妒。宫壶未晓，早骄马、绣车盈路。还又把、月夜花朝，自今细数。”根据以上可知，守岁期间的主要活动包括：其一，阖家团聚宴饮。约晚间六时许，宋人阖家围坐桌旁，共享年夜饭、共饮屠苏酒。其二，围炉夜话。阖家围坐火炉旁，一边享用消夜果，一边闲话家常，静待新年到来。其三，休闲娱乐。除了闲话家常外，人们还会开展各类娱乐活动。

守岁的文化内涵蕴含多重价值。其一，守岁具有辞旧迎新的象征意义。“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守岁既是对旧年的辞别，亦是对新年的迎接。其二，守岁彰显出中国人重视阖家团聚的文化传统。于这一特殊夜晚，无论离家多远，人们皆会尽可能归家，与亲人共度此良宵。其三，守岁还蕴含着祈福避灾的美好愿景。古人认为，守岁可驱除邪祟，护佑家人在新岁安康顺遂。

爆竹：驱邪祈福的节日声响。燃放爆竹是宋代春节期间最具特色的节庆活动之一，在宋代诗词中频繁提及。陆游《壬子除夕》云：“前村后村燎火明，东家西家爆竹声。”村庄的篝火明亮，各家的爆竹声纷纷响起，描绘了辞旧迎新的乡村世界。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生动描摹出燃放爆竹在春节期间的重要地位。宋人史浩在《喜迁莺（守岁）》一词中写道：“雪消春浅。听爆竹送穷，椒花待旦。”描绘了一个除夕夜的喜庆场景。由上可知，爆竹的燃放时间主要集中于除夕与元旦清晨。爆竹的制作工艺与燃放方式，在宋代达到全新高度。据文献记载，宋代火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节日庆典，人们利用火药制成爆竹与烟花，以供燃放。宋代还出现以硫黄为原料制成的爆竹，其声尤为响亮，时人谓之“爆仗”。据文献记载，宋代爆竹品类多达百余种，有单响、双响、连响等不同类型。

爆竹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于驱邪祈福层面。古人认为，爆竹的巨响可驱除邪祟、护佑平安。王安石诗中“爆竹声中一岁除”一句，不仅指代时间的更替，更蕴含着驱散旧年晦气、迎接新年福运的美好寓意。伴随火药技术的发展，爆竹从单纯的驱邪工具逐渐演变为节庆娱乐用品，但其祈福纳祥的文化内涵始终未变。

桃符：除旧布新的门户装饰。桃符是宋代春节期间的重要节物，在宋代诗词中占据重要地位。陆游《初春》：“装罢桃符又剪灯，新年光景捷飞腾。”讲述了人们准备节庆的活动场景。宋人孙惟信《水龙吟·除夕》云：“小童教写桃符，道人还了常年例。”王安石《元日》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名句，更是令桃符成为春节的标志性符号。

桃符的形制与内容，在宋代有着明确规制。据《岁时广记》记载：“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这表明宋代桃符是以桃木板为载体，或绘神像、瑞兽或书文字，悬挂于门户之上。宋代胡浩然的《送入我门来·除夕》云：“荼垒安扉，灵馗挂户，神傩烈竹轰雷。”此句反映了宋代春节的多种节俗，其中就包括桃符。桃符的核心内容包括：其一，神像，如狻猊、白泽等瑞兽，以及神荼、郁垒两位门神；其二，文字，包含“春词”（春联的前身）与祝祷之语。至宋代时，桃符已以纸张取代桃木板，开始向春联演变。上文提及的“小童教写桃符”，还有陆游在《除夜雪》中“灯前小草写桃符”一句，反映出宋代民众于除夕书写桃符的习俗。

桃符的文化意涵具有多重维度。其一，桃符具有驱邪避灾的功能。古人认为，桃木具有辟邪的神力，于门户悬挂桃符可阻挡邪祟入侵。其二，桃符彰显出除旧布新的文化理念。每岁旦更换新桃符，象征着辞别过往、迎接新生。其三，桃符亦是春节期间美化居舍、增添节庆氛围的装饰品，彰显出宋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三、社会阶层差异：士大夫与市井百姓的习俗分野

士大夫阶层：雅致含蓄的节日生活。士大夫阶层的春节习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修养与雅致的生活品位。南宋史浩的《喜迁莺·守岁》可谓是节物风情词中的佳作，词云：“雪消春浅。听爆竹送穷，椒花待旦，系马合簪，鸣鸦列炬，几处玳筵开宴。介我百千眉寿，齐捧玉壶金盏。最奇绝，是小桃新坼，争妍粉面。女伴。频告语，守岁通宵，莫放笙歌散。酒晕朝霞，寒欺重翠，却忆凤屏香暖。笑拂满身花影，遥指珠帘深院。待到了，道一声稳睡，明年相见。”该词主要描写世家大族的除夕夜宴，展示了士大夫阶层的新春氛围。此外，士大夫的节庆活动往往与诗词唱和、雅集宴饮相结合，呈现出雅致含蓄的风格特征。春节期间，士大夫举办的宴会不仅是庆祝节日的契机，更是展示文化修养与社交能力的重要场合。关于相邀宴饮之诗词，苏轼、苏辙多有此作。苏轼邀好友王蘧来家做客，作《正月八日招王子高饮》。苏辙亦在春节期间邀请王蘧，他在《次韵子瞻招王蘧朝请晚饮》写道：“矫矫公孙才不贫，白驹冲雪喜新春。……访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这些都反映了春节期间士大夫的宴饮和诗词唱和，是士大夫春节期间的重要活动。这些词作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结晶，更是士大夫于节日期间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此外，投帖拜年的社交礼仪，也是文人士大夫特有的春节习俗。据记载，诸多士大夫因应酬繁多，无法逐一登门向亲友及同僚拜年，遂嘱托家人持己之名刺（相当于今之名片）代为拜贺。部分富贵人家因收到的拜贺甚多，遂于家门悬挂红色纸袋，上书“接福”二字，以接收各方投递的拜年帖。此即宋代士大夫间盛行的投帖拜年之俗。这种拜年方式既体现出士大夫阶层社交活动的频繁，亦反映出其重礼仪、求效率的生活方式。投帖拜年不仅节省时间，更可通过名刺的设计与书写彰显个人的文化品位。

市井百姓：热闹世俗的节庆狂欢。与士大夫阶层的雅致含蓄不同，市井百姓的春节习俗呈现出热闹、世俗、狂欢的风格特征，是一场群体性的欢乐盛宴。其节庆活动更注重感官享受与群体参与，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陆游有很多描述乡村生活的作品，其中包含很多春节词作，其在《节物》一诗中写道：“节物犹关老病身，乡傩佛粥一年新。”其中“乡傩”就是乡村的节庆活动。还有《岁暮》亦记载：“太息儿童痴过我，乡傩虽陋亦争看。”可见普通百姓对乡傩相当喜爱。《壬子除夕》云：“蚕官社公正暖热，春盘傩鼓争施行。”诗中的“蚕官社公”“春盘傩鼓”，给我们呈现出新春庆祝的热闹场景。相较于前朝，宋代“傩”俗的娱乐性远胜于宗教性，表演者的扮相亦由凶神恶煞转变为滑稽诙谐，是为“傩戏”。这种转变，反映出市井百姓对节庆活动娱乐功能的重视程度。

宋代春节习俗于不同社会阶层间呈现出显著差异，此种差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决定生活方式。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然社会财富分配并不均衡。此种经济差异，直接影响着不同阶层的春节消费能力与庆祝方式。士大夫阶层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春节活动多在私人空间开展，如家庭聚会、文人雅集等。而市井百姓则更多参与公共空间的节庆活动，如元宵灯会、街头傩戏表演等。此种空间差异，反映出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源与活动范围。此外，士大夫阶层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其春节习俗自然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从投帖拜年的社交礼仪，到诗词唱和的文化活动，皆体现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位。而市井百姓因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其节庆活动更多表现为感官享受与群体狂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阶层差异客观存在，但春节习俗仍具备若干共同特征，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市井百姓，皆重视阖家团聚，皆怀祈福避灾之愿，皆会通过各类方式庆贺新年到来。此种共性，彰显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

结语

宋代诗词既是文人情怀的凝练载体，亦是宋代春节习俗的鲜活记录。屠苏逆饮的养生智慧、春盘辛香的节令哲思，守岁围炉的团圆温情、爆竹桃符的纳祥祈愿，皆在词章间次第铺展；士大夫雅集唱和的含蓄年味，与市井百姓张灯狂欢的热烈光景，虽因阶层差异格调各异，却共守着阖家团聚、辞旧迎新的文化根脉。这些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年节习俗，不仅勾勒出宋代社会的生活图景，更沉淀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从宋代诗词里的新春雅韵，到今日的万家灯火，千年流转间，变的是节庆的形式，不变的是对团圆的珍视、对新生的期许。

（作者：武亚南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