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课堂当作“研究现场”的人:孙杨与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教研治理样本)
作者:柴之鑫
在武汉的重点高中里,英语备课组长往往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只管备课”。它更像一个小型“学科治理中枢”:统一教学标准、组织集体备课、把控命题质量、跟踪学情数据、带教师团队做课堂研究,最后把这些工作落到学生的学习效果上。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孙杨,长期处在这个中枢位置。
2005年8月起,她在武昌实验中学任英语教师。到2022年9月,学校正式聘任她为2022—2023学年度高二年级英语备课组长,此后又在后续学年继续承担年级备课组织工作。对一所创办于1920年的省级示范性重点高中而言,备课组长并非“轮岗头衔”,而是对学科质量负责的关键岗位:新高考背景下,英语学科既要守住基础性,又要完成对核心素养的测评转向,课堂与考试之间的“对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更需要专业判断。
孙杨的管理方法,并不靠口号。熟悉她的人更愿意把它概括成四个字:把关、协同。
所谓把关,首先发生在命题与测评环节。她多次代表学校参与武汉市及湖北省重点中学联合考试相关工作,承担试卷命制、审题、审校以及考后质量分析与反馈。联合考试对试题的要求接近“公共产品”:要有稳定信度与效度,也要有必要的区分度,还要避免语料偏差、设问歧义与评分尺度不一。这类工作对一线教师的要求并不是“会出题”那么简单,而是具备评价素养(assessment literacy)——能将课程标准、学情、题型结构与评分标准整合为一套可复用的评价体系。她在审题审校阶段反复核对语篇选材、语言难度、设问逻辑与评分细则,既避免“偏难怪题”破坏公平,也避免“低区分度”让考试失去诊断价值。更关键的是,考后分析不是为了“复盘成绩”,而是为下一轮教学提供可操作的改进建议,这也是备课组长最核心的“质量闭环”。
把关能力的另一面,是国家级评价体系对她的选择。2018年,她被遴选参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评卷审阅工作。高考评卷对人员资质与经验有明确门槛,需要中级及以上职称、三年以上教学与教研及评卷经验等条件。对教育评价而言,高考评卷员承担的是“国家尺度”的执行:在统一评分标准下保持尺度稳定,避免主观漂移,保证结果公平。能进入这类体系,往往意味着个人在专业判断与教学研究上的稳定性已经被验证。
而协同,则体现在她对“备课组作为组织”的理解。新高考改革推动课堂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型,任何一个教师单点突破都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质量提升。孙杨更强调把备课组变成能产出稳定成果的团队:高频次、高质量的校内教研活动围绕命题研究、课堂结构优化与教学策略创新推进,教师之间共享资源、共享数据、共享方法,减少重复劳动,把精力转向课堂真实问题。她本人也具备支撑这种协同的专业资质:高级教师职称与TKT教学能力认证,既是能力证明,也为团队在方法论上建立共同语言提供了基础。
她的“管理智慧”并不止于校内。近两年,她在区域与全国层面的评审与指导角色更密集:担任武昌区英语口语比赛评委;在“外研社杯”全国中学生外语素养大赛中获得优秀导师奖;受邀担任洛阳市“市培计划”指导教师;并在2025年起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育硕士校外导师。对于教育行业而言,这些角色的共同点在于“被外部系统选中”:评委与导师并不是对所有教师开放的常规机会,而是一种“专业信任票”,意味着其判断与经验可以被更大范围复用。
这些经历落到行业层面,恰好契合当下全球教育发展的共同命题:一是混合式学习与数据驱动教学成为常态,二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学习路径与评价方式。美国从数字化测评到个性化学习工具的普及,欧洲强调能力本位课程框架,亚洲多国加速推进智能教育与课堂改革,全球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用更科学的方式证明学习发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杨长期浸润于命题审校、联考质量控制、高考评卷与教学诊断的工作链条,使她的专业价值不仅限于“讲好一节课”,更在于把教学、评价与治理连成闭环:课堂方案能否落地、考试能否诊断、数据能否反馈、团队能否迭代。
她也并非与学术研究割裂。她参与编写《新课程 新高考 新课堂》专题研究成果集,并协助武汉大学外院教授开展课题研究,使一线经验能够进入更高层级的研究与讨论体系。这种“把课堂当作研究现场”的路径,在今天格外稀缺:既懂课程改革语境,也懂评价体系细节;既能做教学示范,也能做组织治理。
在武昌实验中学的组织架构中,校长对她作为关键角色的贡献出具证明信,学校亦提供组织架构图以佐证其岗位性质。更直观的是她近年承担的工作清单:命制试卷、参与重点联考审校、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备课活动、承担校外导师与培训指导、带领团队获得校内集体荣誉等。它们共同勾勒出一个教育行业常见却不易被外界理解的事实:真正能影响一个地区英语教学质量的,往往不是“单个明星教师”,而是那些在评价与教研体系里承担关键职责、能够把团队变成稳定生产力的人。
孙杨的贡献,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她用可验证的岗位责任与专业判断,把“教研”从抽象口号变成了可运行的治理机制。对于正在经历转型的教育行业而言,这种机制,比任何空泛的赞美都更有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