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课，如何真正动起来

“嗒、嗒、嗒……”清脆而规律的切菜声从操作台传来。上个月，浙江省首届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展示活动现场，197名学生同台“炫技”。蒸笼里升腾起烟火气，木工坊里飘出刨花香，编织区里彩线翻飞。

这场参与人员来自全省15个劳动教育实验区、75个县（市、区）的活动，是浙江“人人会家务”行动的首场全省成果展。此次展示活动也是浙江省中小学生“五个人人”综合素质提升行动之一。自2021年劳动教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与德智体美并列成为法定教育内容以来，劳动教育被赋予新的使命。在平台经济发达、人工智能勃兴的浙江，劳动教育被期待承载起更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与劳动技能，更塑造他们在未来社会所需的劳动观念、劳动品质、创造精神与健全人格。

然而，热闹的技能展示之外，劳动教育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究竟落地了几分？教育效果到底如何？当劳动课表进入每一所学校，它真的“动”起来了吗？

必修课效果参差不齐

“章校长，你知道土豆长在哪吗？”每每提到推行劳动教育的契机，浙江省教育学会劳动教育分会副会长章振乐总会想起2009年富春第七小学刚建立时，年轻老师带着学生在户外农田里找土豆时的一脸茫然，“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竟然都不知道当时他们脚下就种着大片土豆。”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章振乐意识到，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与过去一辈大不相同，生活与劳动实践的联结已悄然弱化。

从政策层面看，浙江的劳动教育不可谓不早，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综合部主任管光海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就开始实施劳动教育，坚持将手工劳动、劳动意识培养等劳动课程作为通用地方课程来实施，2020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后，浙江迅速构建了“1+1+3”政策体系，修订了覆盖1至9年级的全套16册省级劳动教材。每周不少于1课时的劳动必修课程、1份“日常生活劳动清单”、每年1个劳动周，已成为全省的统一动作。

劳动课并不属于中考考核科目，孩子、家长是怎么看待它的？温州胡女士的心态很有代表性，她孩子目前读初一，学习任务不少，孩子所在的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每天设置了25分钟的劳动活动时间。起初，胡女士认为这不过是形式主义，但3个月后，她惊喜地发现孩子发生了质变，开始主动整理乱成一团的书桌，甚至主动承担洗碗、擦桌等家庭劳动，“整个人都变得懂事有担当了。”

代表杭州市上城区参加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展示活动的小琪，因为在劳动课上的优秀表现，成为全校关注的焦点。在澎诚中学初二就读的小琪一度对学业提不起兴趣，直到在一次劳动课上，他发觉自己轻易上手了同学们不易掌握的技能，劳动课带来的成就感让他每天都期待上学。在上个月的展示活动中，小琪参与了包包子展示，只见他的手指在面皮上轻盈翻飞，指尖一捏一收，褶子均匀绽开。“那天他的包子，就像一个面点老师傅的成品。”校长夏明评价道，“劳动教育，为小琪打下了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地基。”

在全省整齐划一的课表背后，积极开展劳动教育的学校，给孩子带来的改变真实可触，但在更多的课堂上则呈现出不同的图景。

上城区教育学院调研员汪湖瑛听过多所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课，发现存在脱离真实情境、缺乏深度体验的“浅劳动”甚至“不劳动”现象，“比如三年级的劳动教材中，有一节课是《我们一起包粽子》，但有的学校因为卫生、材料准备等问题，导致孩子们不能在教室里操作，授课老师讲了一节课的粽子、端午节历史，动手操作变成了孩子们的家庭打卡作业。”在汪湖瑛看来，这样的授课无法让学生真正理解劳动的内涵。

劳动教育的核心在于实践，但当实践环节在各种现实制约下被不断压缩、替代，这门旨在“出力流汗”的课程，便面临着在课堂上“纸上谈兵”的风险。

“纸上谈兵”背后的三重困境

国家、省级层面对劳动教育的高度重视，并没有在每所学校中得到具象化反馈，是什么制约着浙江劳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师资力量、课程设置、评价体系”是劳动教育在常态化推进中必须直面的结构性难题。

其中最直观的，是“谁来教”的问题。一位市辖区教育局工作人员透露：“全区有30多所中小学，专职劳动教师仅6位，这其中还有几位是从主课老师位置上‘退’下来的。”工作人员坦言，在该区，劳动课在事实上成为“边缘岗”。究其原因，全国仅少数院校，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培养中小学劳育师资。“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系曾短暂开设家政专业，我就毕业于此，一直教劳动课，从业近30年，很少见到同是‘科班’出身的专职老师。”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副校长姜鹏说，除人才培养周期长、岗位吸引力不足外，劳动教师还存在结构性缺编且常未被纳入招聘计划的问题，难以填补现实缺口。

而承担了大部分劳动课教学任务的兼职教师，则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拉扯。一位身兼语文教学和劳动课的教师向记者倒苦水：“主科教学、班主任工作已经耗尽精力，劳动课只能确保‘有’，却很难追求‘好’。”备课资源匮乏、专业培训缺失，使得许多兼职教师的课堂只能照本宣科。

此外，劳动教育还存在着“怎么教”的窘境，根据浙江省委相关文件，到2025年，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建1个劳动实践教室，“但对于劳动教育，1个教室的体量远远不够，上烹饪课，需要一个教室有灶台、抽油烟设备，上农耕课、手工课、人工智能课，总不能都在这个教室里吧？”章振乐举例道，“特别是市区学校，本身场地条件有限，难以安排多个教室满足不同教学目的。”

为破局，不少学校绞尽脑汁，盘活校园边角空地、屋顶空间打造空中农场，或是与校外农产品基地合作开展研学活动，可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场地改建、研学合作需要额外投入大量经费，校外实践的学生安全保障也压力重重。种种现实考量之下，各校劳动教育的开展程度差距越拉越大。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一些学校劳动课缺乏实践深度。“比如有的学校让学生在花盆里种几棵小苗、在教室里擦一次桌子，就认为完成了‘劳动教育’，但如果学生从未经历过完整劳动过程，是难以感受到劳动的系统性与关联性的。”章振乐说。

反映到最终的教育成果上，“如何评”则是横亘在劳动教育中的难题。

衢州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劳动教育兼具实践性与创造性，一道菜的烹制、一幅剪纸的创作、一件陶艺的成型，都无法用统一标准评判优劣，“各区县教育局会组织对学校和学生进行考评，通过核查学校设施及课表、抽检学生学习成果等方式确保课程开齐开足，但教师考评由学校负责，这就要看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

一位校长坦言，学校对劳动老师的评价缺乏有效考评激励，在此情形下，很难要求教师投入大量精力去创新劳动课程。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地区家校社协同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家庭劳动清单存在“家长代劳”或“朋友圈打卡”现象，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家长对学校的劳动教育评价仍停留在“打卡”“交照片”的阶段，无法衡量学生劳动观念、习惯与精神的真实成长。

师资短缺、实施粗放、考评缺位，使得浙江劳动教育在全面高质量落地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让劳动教育播下育人的种子

面对环环相扣的困境，浙江各地的实践者以问题为导向，各地的探索在不同维度上，共同指向劳动教育生态的重构。

破解“师资荒”，关键在于打开校门，让社会的活水涌进来。上城区为辖区内每所学校的劳动老师设立了常规培训与比赛培训体系。“比如，老师们要教扎染、丝绸的课程，我们就带他们到相关的企业、博物馆，从感性上认识这些技能。”汪湖瑛说，工人文化宫、胡庆余堂、中国丝绸博物馆、万象城等企事业单位的手艺人也成为各个学校的劳动导师，师资队伍正从“一个人的战斗”走向“一群人的协同”。

回应“怎么教”的困惑，主线是让劳动扎根真实世界，与学生的生命经验发生化学反应。在杭州市富阳区，劳动课与二十四节气深度绑定，学生们经历从种下一粒豆到收获一捧豆的完整周期，理解生命与时间的含义。在温州市瓯海区，泽雅纸山研学劳动基地、瓯耕熙园等一批具有产业辨识度的劳动教育基地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研发实施的瓯风、瓯耕、瓯踪、瓯商、瓯创“五瓯”课程群，通过家校社协同，将劳动教育贯穿学生衣食住行的始终。“劳动极具学习价值，贯穿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全维度育人环节，是五育融合的重要支点。”衢州市柯城区大成小学校长江狄龙表示，劳动过程需手脑并用，学生在木工、陶艺等实践中直面成败，更能锤炼抗挫折能力。

课程与教学形式的推陈出新，也催生了评价体系的进化。例如，舟山市普陀区构建了清单式评价体系，探索“一袋一单”的表现性评价、基于“劳动绘本”的评价、基于“劳动实践作品”的评价、基于大数据支持下的画像评价。嘉兴市积极探索区域小学生劳动素养“分项等级”评价。“当评价关注的是孩子的独立性、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家长自然会看到其对孩子成长的长远价值。”管光海总结道。

在人工智能加速重构世界的今天，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愈发凸显。当知识获取日益便捷，甚至部分智力劳动可能被替代时，亲身体验、动手创造、在复杂现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人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特质之一。

走出劳动教育的误区，关键在于回归其“育人”的本质。劳动教育不需要复杂的理论和华丽的形式，而需要真实的情境、完整的过程、长期的坚持和集体的参与，更需要传统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有机融合：在衢州大成小学的剪纸课上，学生徐沐宸为剪出细如发丝的“常山贡面”纹理而屡屡受挫，最终在坚持中收获的不仅是作品，还有遇事冷静的心态；在温州瓯海实验小学的“巴学园农场”，孩子们为识别害虫建立“虫脸识别”模型，劳动与科学、工程在实践中无缝对接。

“劳动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学生在真实、完整、有挑战的劳动任务中身体力行时，德行的涵养、智识的运用、体魄的锤炼、美感的孕育便自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