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调查丨面对“杀人的网暴”，他们选择了反击……

　　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张海振 张稳 报道

　　“网络暴力把我伤得体无完肤，不仅毁了我的一生，还拖垮了我的全家。”

　　2025年11月初，距离那起“贵州毕节10岁女孩被疑偷文具后跳楼身亡”的事件已过去3年，针对陆女士的网络暴力仍在持续。因长期遭受网暴，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读高中的儿子因此改名、转学、留级，性格大变；她被迫关闭店铺，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另一边，2025年11月1日，山东“大衣哥”朱之文终于等来了胜诉，将长期侮辱、诽谤他的网暴者送进了监狱。在起诉之前，他已经默默忍受了四五年。

　　现实中，像陆女士、“大衣哥”一样遭受网暴的无辜者不在少数。从粉头发女孩郑灵华、寻亲男孩刘学州，到妇产科主任邵医生，不少人被网暴毁掉生活，甚至失去生命……

　　面对“杀人的网暴”，如何制止其肆意横行，斩钉截铁地说不？

　　无妄之灾：

　　只因店铺同名，她被网暴3年、全家被拖垮

　　2022年11月12日，是陆女士开始遭受网暴的日子。“我对这一天终生难忘，刻骨铭心。”时隔3年，重提当初的遭遇，陆女士瞬间泣不成声。

　　2022年11月7日，陆女士的前夫因经营的“莎莎文具店”丢失商品，怀疑系一名10岁女孩所为，便暂扣了其作业本，后来又将其作业本放在店门口“公示寻人”。11月11日，女孩跳楼身亡。

　　此时，在另外一条街上经营着一家同样名为“莎莎文具店”的陆女士怎么也想不到，铺天盖地的谩骂电话、短信会落到她的身上。她与前夫2021年离婚，事情发生时，前夫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

陆女士在同一天收到的部分辱骂短信。

　　“电话被打爆了，让我杀人偿命，说我不得好死，那些谩骂不堪入耳、铺天盖地，真的让人无法接受。”陆女士说，那时候几乎每一秒钟都有陌生电话打进来，半夜也不消停。

　　她还接到了无数辱骂她的短信。陆女士提供的短信截图显示，这些短信中充斥着大量人身攻击，内容不堪入目，还波及到了她的父母、孩子。记者注意到，这些陌生电话号码的归属地，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

　　逼不得已，陆女士更换了手机号。但于事无补，辱骂电话很快再次打进来。一些网暴者开始通过支付宝转账留言的方式骂她；有人把她的照片通过P图嫁接到花圈、墓碑上，做成视频在网上传播；更有甚者，把花圈和骨灰盒直接寄到了她经营的文具店里。

陆女士接到无数骚扰电话。

　　她的精神和身体开始出现问题，曾突发抽搐、窒息，幸亏朋友及时拨打120救了她一命。

　　医院的诊断书显示，陆女士于2022年11月17日至21日在该院治疗，初步诊断癫痫发作、精神障碍、睡眠障碍。后经精神病院诊断，她患上了重度焦虑症和重度抑郁症，严重失眠。最糟糕的时候，她不仅精神濒临崩溃，连走路都需要拄拐。

　　她不止一次产生轻生的念头，“我都买好了敌敌畏，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受到影响的还有她最亲近的家人。正在读高中的儿子身心受创，长期接到辱骂电话、短信，被迫改名、转学、留级，成绩严重下滑，患上了抑郁症。年逾七旬的父母忍受着巨大痛苦陪在她身边，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母亲因长时间痛哭，一度暂时性失明。

　　文具店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一些老师和家长会告诉孩子别到我店里买东西，还总会有陌生人到店里闹，收入下滑了七八成。”多次暂停营业后，陆女士的文具店在今年7月彻底关门，她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件事情已经把我们全家人都拖垮了，日子真的太痛苦了。”直到现在，陆女士仍在接受心理治疗。

　　长期的精神压力给她带来各种“后遗症”：入睡困难、长期头痛、听力下降、丧失味觉……她不知道，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短视频平台上各种辱骂陆女士的视频

　　键盘上的“谋杀”：

　　花几百元就可能掀起一场上亿传播量的“黑色风暴”

　　悲剧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类视频平台的发展，网络暴力日趋猖獗，严重影响受害者的生活、工作，甚至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2020年，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开始遭到大量、持续的网络暴力。有人说他私生活混乱、出轨女粉丝；有人说他炒作、造假，买豪宅开金店，逃税漏税；就连他的家人也被人身攻击、造黄谣。

　　2022年1月24日，在找回亲生父母40天后，寻亲男孩刘学州通过网络发布遗书，随后在海南三亚自杀身亡。在遗书中，他用千余字讲述了遭遇网暴的经历：因发布被生母拉黑的截图和录音，被网友质疑动机不纯，随后被很多陌生人辱骂、讽刺，直至精神崩溃……

刘学州在网络发布遗书后自杀。

　　2022年7月，“粉头发女孩”郑灵华带着硕士录取通知书探望病床上的爷爷，并将照片分享在社交平台。不料照片被恶意搬运、转发，网友们针对她的粉色头发进行侮辱、造黄谣，污言秽语铺天盖地。几个月后，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25年8月1日，57岁的邵医生从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楼顶一跃而下，不治身亡。她生前是该院妇产科主任，从医20多年，接生过3万多个孩子，事发当天还坚持做完了6台手术。因为三起医疗纠纷，她遭受了长达7个月的网络暴力，在留下请求正名的遗书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们本该拥有各自的灿烂人生，却倒在了肆虐的网暴之下。面对一个个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根据多位受害者的描述，网暴的形式五花八门，除恶评、私信辱骂外，还有“开盒挂人”（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搜索、挖掘，搜集个人隐私信息，并在网上公布）、利用图片“造黄谣”、发布恶意剪辑的视频造谣泼污等。而承受巨大恶意的受害者，大多是被误解，甚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牵连。

　　很多网暴事件，起初由个别人主导，最终走向群体狂欢。在各大社交媒体的评论区、跟帖区，与事件本身无关的人一旦找到相同观点，极端情绪便如病毒般传播。而后，有人继续添油加醋，有人制作传播素材，有人借机博取流量，更多人通过互动、扩散获得某种优越感。

　　网络暴力背后还滋生出了灰色产业链。有人设置群组，组织网友“开盒”目标对象，再以群体方式进行网暴。组群里的“任务”不断下达，转发、点赞、代骂等均被明码标价，发一条恶评给几毛钱，发一条网暴视频给几块钱……客户只花几百元钱，就有可能掀起一场千万甚至上亿传播量的“黑色风暴”。

短视频平台上关于朱之文的侮辱、诽谤视频。

　　忍无可忍：

　　他们奋起反击，把网暴者送进监狱

　　被逼到绝境之时，一些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回击来自互联网的暴力。

　　较早走出这一步的是杭州的谷女士。

　　2020年，谷女士在小区取快递时被便利店老板郎某偷拍下9秒视频。郎某根据视频编造出轨谣言并在网上传播，致使谷女士遭受大量恶意攻击，一度“社会性死亡”。

　　那段时间，她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还被公司以影响业务和声誉为由劝退，丢掉了工作。

　　此后，谷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舆论的关注下，这起案件由自诉转为公诉，最终两名造谣发起者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据悉，此案是全国首例网络诽谤刑事自诉转公诉案件，入选最高检的指导性案例。

11月1日下午，朱之文和代理律师走出法院。

　　同样选择起诉网暴者的还有“大衣哥”朱之文，以及刘学州的家人。

　　2025年11月1日，朱之文刑事自诉网暴者侮辱、诽谤一案在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被告犯侮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诽谤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2023年9月25日，“刘学州被网暴”案开庭，被告为两名网络大V，其中一人拥有百万粉丝。2025年6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两名被告的言论构成名誉侵权，判决其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并赔付两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维权费共计5.7万元。

　　持续被网暴的陆女士，如今也走在起诉网暴者的路上。

　　2023年6月，毕节市七星关区法院就陆女士诉讼孟某名誉权纠纷一案宣判。法院认定孟某捏造事实构成侵权，判决被告孟某赔偿5000元精神损失费并公开道歉。2025年1月，陆女士又起诉了另外6名比较典型的网暴者，目前，法院已经立案。

　　维权艰难背后：

　　找人难、立案难、判刑难、平台“隐身”

　　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网暴者告上法庭。但现实中，受限于高昂的维权成本、有限的司法资源，即使是具备经济能力和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一般也只会选择最恶劣的几个网暴者起诉。

　　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我国法院对网暴犯罪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刑罚292人，以侮辱罪、诽谤罪判处刑罚91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位受访律师表示，近年来接触到的涉及网暴的案子数量显著增多，但真正刑事立案成功、诽谤者承担刑责的比例仍然不高。

　　“刘学州被网暴”案代理律师周兆成告诉记者，从司法实践看，大多数网暴具有匿名性，且参与人数多、地域跨度广，确定主体十分困难。即便受害者找到了网暴者，也要面临系统取证难、诉讼成本高等实际问题。

　　“刘学州被网暴案中，我们通过律师团队以及22名志愿者团队搜集侵权证据，耗时45天筛选并固定了2000条有效证据。部分匿名用户的IP地址在境外，溯源难度极大。” 周兆成律师表示。

6月9日，“刘学州被网暴”案一审宣判。

　　接受朱之文的委托后，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安明组建了4人团队，花费一周时间在上千条视频中筛选证据，之后又花了一天时间在公证处固定证据。“如果没有专业团队，普通人想固定证据会更加困难。”

　　此外，立案和确定管辖地也是此类案件中的一大难题。

　　周兆成律师表示，根据法律规定，网暴案件可由“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但网暴的“侵权行为地”可能涉及多个，比如发布地、受害者住所地，部分法院会以“管辖地不明确”为由拒绝立案。陆女士在起诉网暴者的过程中，就曾遇到两家法院以“非管辖地”为由不予立案、相互推诿，耗费了大半年时间。

　　另一方面，当受害者寻求删除网暴内容、揪出网暴者时，平台常常会以保护“用户隐私”为由，给受害者投诉设置重重障碍。

　　“现有平台监管措施存在明显不足，面对侵权投诉，平台处理不及时，甚至需要多次投诉；举报机制形同虚设，部分平台的举报入口隐蔽，且举报后仅回复已受理，无后续处理结果反馈等。”周兆成律师表示。

　　目前还没有大平台担负刑事责任的相关判例。陆女士曾因遭受网暴起诉了某短视频平台，最终法院判定，该平台已及时对涉案视频作出审核下架处理，因此认定其作为网络平台服务者已经履行义务，驳回了陆女士的相关诉请。

　　直面网暴：

　　业界呼吁出台《反网络暴力法》

　　网络暴力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了精神上的折磨和名誉上的损害，也严重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和谐与健康，侵蚀着社会文明和法律底线。今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高法将进一步推动激活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有力有效治理网络暴力、诬告陷害等社会不良现象。

　　“如果不让这些网暴者受到严惩，受到伤害的就会不止我一个。”陆女士向遭受网暴的人发出呼吁，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陆女士起诉网暴者侮辱、诽谤一案已经立案。

　　周兆成律师建议，发现网暴内容后一定要立即截图，防止侵权者删帖，截图时要包含发布时间、账号名称、点赞和转发量；同时录屏，避免图片文字被篡改。条件允许的话，可到公证处对相关证据做“证据保全公证”。起诉后，还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强制调取侵权用户的身份证号、手机号、IP地址等信息。

　　记者注意到，不少学者、律师多次公开呼吁出台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对“网络暴力”的法律定义、取证标准、平台的前置审核义务等进行统一规定，从而有效治理网暴。

　　多位受访者认为，应通过立法加大对平台的处罚力度，倒逼平台履行义务。平台应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信息的传播，而不是用事后封号、发公告的形式，每每“隐身”避责。同时，平台应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和申诉机制，确保用户能够快速举报网暴内容，及时获得处理反馈，并保留相关数据配合司法调查。

　　网暴不能继续肆虐，网暴者必须付出代价。解决这些需要时间，但一起接一起的网暴悲剧，已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