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左旗：上京风华耀北疆

　　辽上京遗址。崔立强  摄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广袤草原上，一座沉睡千年的都城遗址静卧于沙里河畔。

　　辽上京，这座契丹民族建立的草原第一都城，以“日”字形双城格局与“回”字形宫城布局，诉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史诗。

　　一城人文经典，千年山水辽都。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辽上京不仅是契丹王朝的政治中心，更是中华文明交融共生的鲜活标本。其深厚的历史文脉、璀璨的文物遗存与科学的保护实践，共同构筑了一部跨越时空的人文画卷。

　　草原都城  辽代遗珠

　　炎炎夏日，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绿意盎然。记者一行从昔日的皇城西门——乾德门进入，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垣巍然矗立，将大家的思绪拉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带领契丹八部统一中国北方地区。公元918年，开始在此营建皇都，926年扩建，938年改称上京，设立临潢府，作为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200余年，是辽代五京之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沿着木栈道，走进马蹄形瓮城，脚下的车辙印迹、将军石，回响着昔日殿宇林立、街市繁华的盛景。

　　经过夯土墩台、门道和马道，极目远望，5平方公里的“日”字形双城城址清晰可见。

　　这一城市布局彰显统治者的独具匠心，北部为契丹贵族居住的皇城，南部则是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汉城。

　　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曾在《辽上京遗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实证》一文中指出，这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统治理念。这一“因俗而治”的治理体制有助于维护辽朝政权的稳定，促进民族交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后世提供了治理经验。

　　“因俗而治”的理念，更深植于辽代的“南北面官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晓伟在《辽代“南北面官制”再认识》中认为，这一灵活的官僚体制，使辽代能够更好地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统治，呈现出“草原”与“田园”和谐共处的历史图景。

　　辽上京建筑中也处处彰显着融合密码:皇城内既有契丹毡帐形制的宫殿基址，亦有仿唐风的孔庙与国子监；西山坡佛寺采用中原木构技术，却保留草原寺院朝向特征。此处被确认为辽始建的皇家寺院，中央大型塔基出土200余尊泥塑佛教造像，既有唐代丰腴遗风，又融入契丹刚健气质……

　　如今，辽上京博物馆展厅里，辽上京城复原缩略模型，清晰展现了辽上京南北两城的格局。借助MR（混合现实）和VR（虚拟现实）技术，再现了辽上京宫城建筑群，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辽上京的朝会场景与市井风貌。

　　文物精粹  盛世华章

　　一千多年前，辽上京城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大城市，融合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不仅是“驼影踏沙、胡商络绎”的国际都会，更是中华文化北移的枢纽。

　　公元1004年后，宋辽互称南北朝，双方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兴盛。

　　“千里封疆蓟霫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辽道宗时期，北宋苏颂曾作为使者到了辽上京，在诗文中对当地繁荣昌盛景象作了这样形象化的描述。

　　考古发掘成果为当时的繁华提供了最直观的物证：用来接待诸国使臣的驿站、回鹘商贩所居住的回鹘营、作坊等相继问世。精美的辽代马具，古朴的铁犁，具有游牧民族生活气息的鸡冠壶、三彩盘、盘口瓶等瓷器，还有契丹大、小字碑刻……琳琅满目的遗珍，勾勒出辽上京开放、包容、富庶的历史画卷。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进行长期考古发掘与研究，陆续发掘15处重要遗址，初步确定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形制布局和东向轴线，出土泥塑像、玉册残片、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珍贵文物2万余件，取得了令国内外考古学术界瞩目的重要成果。

　　辽上京博物馆独立展柜内，“镇馆之宝”——契丹银币，铸造精致，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

　　银币正面刻有的契丹大字，多数学者译为“天朝万岁”，背面刻有的契丹小字，尚未被解读。

　　它的发现始于1977年初夏的一个偶然，巴林左旗农民石玉兰夫妇在田间耕作时，意外翻出了这枚方孔圆形、刻有文字的古代钱币，随后将它交给了巴林左旗文化馆。

　　经过学界研究，它并非流通货币，是一种铸造数量稀少，极为珍贵的藏品，被用于祝颂、赏赐等用途。

　　经过千年洗礼，辽上京的繁华已不再。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基因，并未随王朝更迭而消散。

　　林东镇契丹街社区，生活着6个民族的居民，每月都会举行“奶茶议事会”，沟通群众急难愁盼事；郊区的农贸市场内，来自周边牧区的人们采购蔬菜水果，回族商贩、蒙古族顾客用流利的国通语询价、交易，热闹非凡。夜幕降临，契丹大剧院广场上琴声悠扬，“弦动北疆·共谱团结”朝克马头琴大型公益演奏会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

　　保护传承  古今共生

　　辽上京遗址的保护，是一场传承历史文脉的“接力长跑”。从申遗筹备到数字化重生，巴林左旗探索出一条“考古驱动、民生协同、科技赋能”的大遗址保护新路径。

　　1961年，辽上京遗址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开展了数次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

　　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制定了为期30年的考古计划，对辽上京遗址进行深入发掘与研究。

　　2021年，辽上京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入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2022年12月，辽上京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024年1月，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选的“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为了更好地保护辽上京遗址，自2011年以来，巴林左旗对遗址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治理，完成了辽上京遗址西墙外居民的搬迁，并实施了防洪工程、公路改线工程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时，还围绕遗址周边开展了棚户区改造、遗址围封等工作，避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遗址墙体安全。

　　巴林左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孙忠海说:“2013年至今，巴林左旗按照‘建设一批、设计一批、谋划一批’的工作思路，累计实施了辽上京乾德门遗址保护展示等8项文物保护展示利用项目。目前，还有辽上京遗址宫城南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辽祖陵甲组建筑基址保护展示工程2个项目正在建设中。”

　　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考古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挖掘，不断揭示着这座草原都城的奥秘。每年夏秋季节开展的考古工作已经成为当地延续十几年的独特风景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合作，分别成立契丹辽文化考古研究基地和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心，成为集考古发掘、辽文化学术研究、产业开发等功能于一身的多元开放平台。

　　在赤峰市华夏职业中学，文物创意产品研发社团，与文化创意企业合作，开发契丹银币复仿制品、契丹纹饰印章、石雕工艺品等6大类78种辽文化主题文创产品，让古老的契丹文化以时尚新颖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

　　从“皇城”到“遗址公园”，辽上京的千年文脉在保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它不仅是契丹民族的历史遗韵，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注脚。

　　未来，随着申遗工作的推进与保护技术的革新，辽上京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讲述中华文明的辽阔与深邃。（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周秀芳  韩继旺  及庆玲  北方新报记者  查娜）

编辑：贾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