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

25年来，陈达娅一直在追寻南侨机工的历史。①⑤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文凌拍摄，②③④为资料图

　　9月3日，站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现场，陈达娅几度泪水盈眶。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人，她理解了80多年前父辈们义无反顾穿越烽火、舍家赴难的选择——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正是为了一个昂首挺立、繁荣强盛的祖国。

　　陈达娅的父亲陈昭藻，抗战期间曾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之一。25年前，陈达娅踏上了追寻那些陌生却与她血脉相连的南侨机工之路。那时，尚在人间的南侨机工仅有20余人，最年轻的年逾九旬。而如今，他们已全都去世，成为永恒的记忆。

　　怀着对父亲和所有南侨机工无法割舍的情感，10年前，就职于昆明市儿童医院的陈达娅，创作并参演了《南侨颂》。10年来，《南侨颂》跨越千山万水，在马来西亚及中国的云南、海南、福建、广西、贵州等地巡回演出，“让歌声带英雄回家”。8月27日，《南侨颂》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剧场再度深情上演，深沉的旋律叩击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10年了，每一次登台，陈达娅仍如初次那般，心潮澎湃。她说：“我要告诉所有人，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

　　一本见证南侨机工救国路的护照

　　陈达娅卧室的一面墙上，悬挂着父亲陈昭藻的英文护照、华侨登记证、荣誉证书、南侨机工合影等物件。那些是一个家庭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20余万名云南民众以血肉之躯，在崇山峻岭中艰难开凿出一条长约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3000余人在筑路过程中献出了生命。这条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急需熟悉驾驶和汽车修理的技术工人。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呼吁下，3200余名华侨青年分九批从南洋各地回国。1939年至1942年间，这些年轻的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了50余万吨军需物资、1.5万余辆汽车，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物资，为抗战筑起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陈昭藻是第二批从新加坡回国的南侨机工，此后他再没有回到第二故乡新加坡与祖籍地海南。

　　年轻时的陈达娅对父亲一无所知，她不问，父亲也不说。她甚至怨恨过父亲，因为父亲是华侨，他们全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迫天各一方，母亲带着弟弟被下放到农村，父亲被隔离审查，7岁的她一个人在城里守着家。陈达娅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是一个“永远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阿公”，这让她在同伴中感到自卑。

　　1989年7月7日，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落成，陈达娅才模糊知道了父亲的身份，而那时，父亲已离世两年。

　　2000年，陈达娅与王亚六、罗开瑚、翁家贵3位年迈的南侨机工重走滇缅公路。在怒江边曾被炸毁的惠通桥边，罗开瑚举起右臂，凄声呼喊：“战友们，我们来看你们了！”陈达娅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她泪流满面，为自己对父亲的误解感到愧疚与心痛。

　　之后，她开始奔走在各地档案馆，查找南侨机工名册和历史。在一份“西南运输处华侨机工档案”的卷宗里，她第一次看见了父亲年轻时的模样：西装领结，头发整齐，目光清澈。

　　直至多年以后，通过查阅档案，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以及中国的海南、云南等地寻访在世的南侨机工和他们的后代，父亲的形象才在陈达娅心中渐渐清晰起来。

　　1900年9月5日生于海南岛乐会县凤楼村的陈昭藻，因家境贫寒，16岁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投奔哥哥陈昭芹。他曾学裁缝、做杂工，学会电工与驾驶后受聘于新加坡亚细亚轮船公司，负责机械维修，随海轮远航到世界的许多国家，妻子病故后，辞职转至意大利和英国的汽车公司工作，并与兄长及同乡合股创办了“天和堂药店”。

　　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祖国危难，南洋青年群情激愤。招募机工要求年龄20岁至40岁，已经39岁的陈昭藻担心落选，将年龄改成34岁。临行前，他买了船票，委托家嫂把年幼的女儿陈达梦送回海南老家由父亲照看，随行还带去了一张儿童床。父女此生再也未能相见。

　　1939年3月13日，陈昭藻随第二批207名南侨机工从新加坡启程回国。这一年，3200余名南侨机工告别南洋奔赴国难，他们中，有1800余人再未归来，在滇缅公路沿线为国捐躯。

　　20世纪90年代初，几经辗转打听，陈达娅在海南省万宁市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大姐陈达梦，那时，大姐已年近八旬。她说：“爸爸生前一定是告诉你们要来找我的。”看着这位年龄比自己母亲还大的大姐，陈达娅心如刀绞。她无法说出口的是，父亲一生沉默，作为儿女，他们从未真正了解他内心的挣扎和伤痛。

　　40年前，陈昭藻烧毁了大部分书信、照片、纪念品，仅留下一本护照和美式军用水壶、煮咖啡的长柄小锅等少许物品。几年前，陈达娅带着那本暗红色封面、印有“英属海峡殖民地出入境合格证”黄色字样的英文护照，来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这本编号为49359的护照，签发于1939年3月10日，即第二批南侨机工出发前三天。工作人员惊讶地看到，护照上的签发地址是：新加坡，武吉巴梭路43号。那是怡和轩俱乐部，这里作为陈嘉庚领导的南侨筹赈总会所在地，是南洋社会抗战救亡运动的中枢。1937年至1943年，各地华侨华人汇入中国的款项，多数来自南洋。其间相关费用，均由南侨筹赈总会负担。

　　“这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一本写着南侨筹赈总会地址的文物。”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与怡和轩的工作人员急切希望她捐赠这本护照。

　　陈达娅婉拒了，她将护照带回国，捐赠给了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

　　“这本护照不只属于父亲，它是3200余名南洋华侨青年集体回国的见证。”陈达娅说，“它凝聚了南洋华侨在抗战中对祖籍国的深情，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浴血的历史。”

　　南侨机工带回了先进的磁粉探伤技术

　　在缅甸仰光炙热的阳光下，陈达娅按档案指引找到了六十四街，这里曾是陈昭藻等南侨机工暂居之地。

　　40摄氏度的高温令人如置身火炉，热气无孔不入，将人紧紧包裹。1939年，陈昭藻回国一周后被派往西南运输处仰光汽车装配厂。那时的仰光，也是这般酷热多雨。他们在一家条件十分简陋的汽车修配厂露天组装汽车。按照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6人一组，一周装配一辆汽车。然而，居住在装车厂的机工们，顶着烈日、冒着大雨，在工具匮乏的情况下，每天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他们的效率与日俱增：从最初每组每天装配2辆，逐步到4辆，最终达到每天10辆以上。这样的速度和技能，令美国工程师大为惊叹。但身体极度透支、营养不良、用水困难、空气浑浊，使许多工友染上了疾病，陈昭藻等机工不得不搬到六十四街简陋的小楼租住。

　　陈达娅仰望那些小楼，想象着80多年前父亲在夜幕中疲惫而归，“是怎样的信仰，让他们的精神不曾被热浪蒸干”。

　　10年前的一天，陈达娅收到南京燃气轮机研究所科研人员仲维畅的来信，信中询问南侨机工王文松的信息。两个月后，仲维畅又专程到昆明与陈达娅见面。

　　仲维畅是中国无损检测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多年来，他经文献和实地寻访，证实中国的磁粉探伤技术为南侨机工最早引入。这项用于检验汽车零件上肉眼难见的“疲劳裂纹”新技术，英国1923年已应用于生产检测。

　　陈达娅感慨万千。她在走访中发现，当时在世的机工，除了王亚六，其他人大多不了解这项技术。当年在大理下关第八修理厂时，王文松曾给他讲解过探伤仪器的使用。

　　王文松与陈昭藻同属第二批回国的机工。祖籍海南的他，在新加坡生活10余年，曾是英国摩尼汽车公司的工程师，英文流利，是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技术人才。1939年，他动员10余名机工老乡一同回国，带回了一个装有全套修车工具和探伤仪器的箱子，回国后任西南运输处仰光汽车装配厂副厂长，后撤至云南大理下关，又被派往印度协助盟军工作，1946年因车祸殉职，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

　　南侨机工不仅毅然舍家卫国，更凭借精湛技艺化解了运输路上的诸多危机。他们发明了多种实用方法，如长时间下坡时向刹车毂滴水冷却刹车片，搭建汽油桶浮桥和渡船浮桥，使用防滑三角木、视线测量杆，夜间以白布引路、设置强制加水站等，保障了滇缅公路在抗战时期的畅通运行。

　　然而，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后，滇缅公路运输中断，“技术报国”的南侨机工被遣散，他们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被日军活埋。直至1944年，在新加坡爱国华侨侯西反的奔走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部分流离失所的南侨机工得到救助；昆明侨光小学的建立，也让侨童不再失学。

　　1946年，在海外华侨的呼吁和各方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当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的陈昭藻虽然报名复员，却因奉命出差外地，两次错过复员机会。之后军粮所要派遣陈昭藻在内的3名机工随部队前往台湾，陈昭藻却拒绝了，他选择留在大陆，留在云南，与陈达娅的母亲结了婚，生育了3个子女，在林区驾驶汽车运送木材。

　　“是父亲带我走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25年来，陈达娅出版了《南洋1939》《再会吧，南洋》《南洋，请听我说》3部作品，一字一句，是她穿越时光的寻找，是一次次走近的家国往事，她终于明白，“父亲的沉默不是疏远，而是守护”。她在书中深情写道：“父亲，下辈子还要您做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