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记忆 | “我是家里第一个当兵的”

　　7月25日，“老兵记忆”采访组在兵团第三干休所见到了98岁高龄的抗战女兵刘登云。听闻记者要录制视频，她招呼采访组一行先坐下，自己转身进了卧室。

　　片刻后，刘登云穿着崭新的布鞋缓缓走出来，蓝色的衬衫熨得笔挺，银白色的发丝被两根墨色发卡整齐地别在耳后，怀里紧紧抱着数个红色的盒子。勋章、荣誉证书、老照片……刘登云枯瘦的手指将这些物件一一捧出、拿起又放下，像是在触摸那一段滚烫的岁月。

　　1927年，在山西省忻县（现山西省忻州市），刘登云出生在铁道边一间借来的土坯房里。

　　1937年，日寇占领平津后进攻华北地区，兵锋直指山西。“日本侵略者扫荡到哪个村，哪个村就得死好多人……”刘登云的声音轻轻发颤。

　　“我们村位于游击区，游击队夜晚行动后会在村民家中休整，但游击队员们从不敲门，因为害怕被汉奸发现，而是通过敲击墙体发出信号。”那时，刘登云的父母经常在夜里接应游击队，这在她的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年幼的刘登云喜欢趴在窗边听游击队员们的脚步声，向往着长大后也能和他们一起去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

　　1944年5月1日破晓时分，刘登云和同伴绕过日寇的碉堡，在山路上疾行近百公里，找到了八路军招兵处。经过层层考核，刘登云如愿加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六军）。

　　“我有8个兄弟姊妹，我是家里第一个当兵的，大哥是第二个，最后参军的七弟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刘登云自豪地说。

　　1945年年底，结束新兵训练的刘登云接到命令：跟随部队步行开赴延安。“算上我，全团就四五个女同志，但是爬山过河我从来不掉队。”说起当年的场景，老人的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自信。

　　最令刘登云念兹在兹的，是在延安九龙泉驻地那段苦中带甜的日子。“那时洗头发用的是做饭的碱块，洗衣服用的是炭灰，但我觉得每天很充实，浑身充满干劲。”

　　每天天还没亮，刘登云就和战友们在窑洞前的空地上训练战术。训练间隙，女兵们还在针线活上较起了真。“男兵在前线厮杀，我们在后方就得把棉服鞋底的一针一线都拉紧。”刘登云说。

　　1947年3月，平静而充实的生活被打破。国民党胡宗南部以整编第1军、第29军所属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向延安直扑而来。为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在长达近两个月的转移中，刘登云所在的教导旅承担着戍守延安、掩护中央安全撤离的重任。撤退路上，刘登云睡过山顶的麦草堆，嚼过树皮草根，但始终保持着高昂斗志。

　　最危急的时刻发生在东渡黄河时。当时，渡船行至河中央，山上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子弹贴着头皮“嗖嗖”飞过。“眨眼间，船体就被打穿了数个窟窿，水‘咕嘟咕嘟’往里灌，大家赶紧跳进河里躲避。为了不让船上的物资受损，我和战友拼命拉紧船的缆绳……”说到这里时，老人的手突然攥紧，仿佛又回到了那惊心动魄的时刻，“纵然情况危险，我们也决不退缩。”

　　1950年，春节刚过。西安城里的鞭炮声还没散尽，刘登云就跟随部队踏上了西行的征途。“车斗里堆着一摞摞厚锅盔，远看就像码着的汽油桶。”刘登云回忆道。

　　部队行至兰州，黄河成为绕不过的天堑。“炊事班的同志在河滩上架起锅，舀上来的水黄澄澄的，搅三搅、煮三煮，上面还是漂着泥沙。”老人摆摆手笑着说，“锅盔煮进去，就像是一锅泥糊糊，但我们吃着可香了。”

　　“除了‘大十字’那里有几间砖房，其余地方都是戈壁滩。”抵达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的那天，刘登云望着四周的环境发愣，可心里却愈发坚定，“新疆，就是我们要坚守的地方。”

　　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当最后一套军装发到手里时，这位巾帼女兵摩挲着胸章，流下了眼泪。

　　刘登云还向采访组展示了一枚泛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到兵团转业那年，胸章和帽徽都要从军装上摘下来，军装经历数次搬家找不到了，但胸章和帽徽我一直保存着。”刘登云说。

　　根据工作需要，刘登云还先后在农四师（现四师可克达拉市）、工一师（现十一师）工作，1983年离休。

　　采访尾声，记者问起老人还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刘登云忽然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粗粮吃了细粮卖，刮风下雨当礼拜，衣服统统没口袋，大姑娘一律不对外。”带着山西口音的唱腔抑扬顿挫，充满了力量和豪情。

　　（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林 张雪凝 纪晓贞 古丽尼沙·赛德尔丁 克迪尔亚·库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