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半个多世纪，古滇国再揭神秘面纱

商代晚期，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濒临覆灭时，滇池盆地开始出现人类活动痕迹。在这个远离当时政治中心的区域，古滇先民依水聚都邑，传承发展，创造了西南地区灿烂而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

日升月落，滇池边的道路几经更新，曾经的简牍、瓦当被沙土掩埋，落入时间的静默，直至考古队员的刷子轻轻拂去千年尘埃。

航拍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徐树涛 摄

1956年，“滇王之印”出土；2008年，河泊所遗址被确认为古滇聚落遗址；2021年—2024年，益州郡郡治的准确位置被找到；2025年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河泊所遗址成功入选……

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队员在河泊所遗址翻阅着大地这本无声之书，一层层揭开古滇国的神秘面纱，也揭开了一幅尘封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交融共生历史画卷。

“九州共贯，万里同风。”曾经的“西南夷”以“滇”为名，在一砖一瓦中慢慢垒就西南区域古国，为中华文明增添一份独特的光彩。

从《史记》到石寨山 实证古滇国存在

石寨山古墓群位于河泊所遗址核心区的东北部，1956年出土的“滇王之印”不仅明确了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更证明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西南夷”之一的古滇国的存在，为《史记》中元封二年“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录提供了实证。

出土于石寨山古墓群的“滇王之印” 朱怡瑾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如今在云南省博物馆中展出的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等文物正出土于此。这些文物在滇青铜文化中极具代表性，其上所铸造的人物、动物以及生产、生活、战争等场景栩栩如生，与其他文物一同为古滇国的政治、文化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至此，披坚执锐的古滇骑士拨开历史的迷雾而来，我们可以不再仅凭《史记》中的只言片语想象这片土地。然而，疑问仍然萦绕在考古队员的心头：确认了古滇国的存在，找到了古滇国的墓群，那古滇国的人生活在哪里？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 寻找古滇人聚落

事实上，自“滇王之印”出土以来，滇文化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墓葬进行，对于聚落的寻找则沉寂了约莫半个世纪。

2008年—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盆地进行调查，发现了46处滇文化遗址。从遗址规模大小和出土器物来看，石寨山和河泊所是墓地和聚落的关系，且河泊所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

历年发掘成果及河泊所遗址宏观聚落布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2014年，考古队对滇池东南岸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他们成功厘清了河泊所遗址的宏观聚落布局：遗址西部以滇文化聚落为主，在此发掘清理了居住区、手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而在遗址东部，上蒜第一小学附近，考古队发现了大量汉文化的遗存，这是寻找汉代益州郡的重要线索。

从河泊所到益州郡 确认益州郡所在地

从2021年到2024年的四年间，考古队发掘了5600平方米，随着工作的推进，此处发掘出了从汉代延续至魏晋的两期城墙，以及叠压在城墙下的大型木构遗存，专家推断其为一处多功能水利系统。

考古队还在城址西南部发现一条长近300米的道路。拨开层层泥土，路上的车辙印、两侧的排水沟、掺杂在土层中的碎螺壳和陶片，以及道路两旁建筑区遗留的台基、柱础石、砖瓦残件等遗迹和遗物在两千年后重见天日。

找到了城墙、路和城内建筑，找到了人生活在这里的痕迹，那又该怎样找到城的名字？

建筑区内及周边出土了砖瓦等建筑材料70余吨，其中包括大量瓦当。这些建筑材料被运往考古工作站进行拍照、修复、绘图等保护工作。文物整理室里，考古工作人员正在拓印出土的瓦当，其中发现“益州”“永元三年官当”等铭文瓦当和纪年瓦当。依据这些信息，考古专家们确认了此地正是千年前的益州郡。

拓印下来的“益州”瓦当 朱怡瑾 摄

同时，在一处古代低洼地，考古队在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发现了大量封泥。其中包括“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等与益州郡、益州郡下辖县、益州郡周边郡治有关的官印封泥，是益州郡准确位置的又一力证。根据这些封泥，可以复原与益州郡有关的职官架构，也为《史记》《汉书》中“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据。

与滇国和益州郡相关的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益州刺史部郡级职官封泥分布图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根据河道边缘发现的灰烬层和红烧土堆积，考古队推测简牍被拿到河边进行集中销毁处理，用以缄封的封泥和简牍在饱水环境下被保存下来，将属于益州郡的秘密再度保存了两千年之久，等待今天的我们再度启封。

从益州郡到益州郡治 “云南”首次以地名出现

在一口汉代水井旁，考古队工作人员刚刚发掘出一块相对完整的简牍，上面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见。不久后它就将随着其他残片一起被送到实验室进行保护处理。

写有“云南”二字的简牍 朱怡瑾 摄

工作间里，一片薄薄的简牍上，“云南”二字首次以地名出现在出土的文字资料中；旁边的盒子中则摆放着一套标注“发往益州太守府的物资”的简牍；在一旁还有当地官员用于练字、绘画的简牍……

到目前为止已出土的14000余枚有字简牍中，包括官方往来文书、名籍、邮传、物资出入、家庭财产申报等内容，是西汉中央王朝将职官、法律、文书、户口等制度系统扩展到当地的治理策略的记录，是西汉时边疆基层治理的缩影，同时也可以从它们之上窥见两千年前的人生活和工作的身影。

而简牍中“滇国”“滇丞”等记述，与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以及“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封泥相互印证，说明汉王朝在古滇国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及统治。这种双重政治架构的治理策略是唐宋在西南边疆实施核心为“以夷制夷”的“羁縻制度”的最初形态，对研究秦汉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国家化进程具有重大价值。

工作人员正在探方中进行工作 朱怡瑾 摄

近70年逐心而行，史书上的寥寥数笔变成青铜上闪耀的光芒，变成一个神秘的古国，变成一座沉睡多年的城池；12年步履不停，考古队踏上一条埋藏两千年的长路，走到两千年前的先民修筑的高台，走近他们的生活、工作……

这条路翻开了西汉时期中央政权与古滇王国政权叠加交错的历史记忆，串联起中国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历史脉络，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也许在将来，顺着这条长路，考古队将找到曾经的城门，走入尚未发现的过去，一点一点拼凑出古滇的恢弘与壮阔。

云南网记者 翟芯冉 实习记者 朱怡瑾 毛儒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