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脚书库”陈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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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前身，慕名聘请浙东学者陈汉章担任教师。然而46岁的他做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不当先生做学生。四年后，这个“老学生”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大第一届中国史学门毕业，并继续留校任教。这个故事至今留为佳话。

陈汉章，中国著名经史学家、教育家，一生都在做研究做学问。满腹经纶的他有“两脚书库”之雅号。提到陈汉章，连季羡林都肃然起敬，在病中仍为其故居题词。更令人称道的是，陈汉章还教出一众知名弟子，包括文学家茅盾、哲学家冯友兰、历史学家范文澜、政治活动家许德珩等。

一代国学大师，为何被称为“两脚书库”？又怎样教出如此之多的高徒？

一

佚书辑释、经史注疏、文字训诂、地理、方志编纂等，陈汉章几乎都很精通。民国初年，当时的教育部在接待外宾或外国汉学家时，经常请陈汉章出席“撑场子”。有一次，一位日本汉学家提出难题，陈汉章当场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引得对方连连称赞。

当然，国学大师并非短时可“练成”。早在年少时，陈汉章便心怀“穷四库”之大志，要求自己“每日功课宜尽十卷，经五卷，集五卷”。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巨著，他花费数年时间反复阅读。

陈汉章主张读书“一贵多，一贵精”。每读一卷书，必认真考校、仔细比对，区分优劣对错，句章训诂皆有出处；每翻一页纸，必圈圈点点，用不同颜色批注。干裂磨损的笔砚、泛黄卷曲的书页，都见证着他无数勤奋苦读的时刻。

浙江图书馆藏有陈汉章的批校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密密麻麻的批校语或考校文字之讹误，或辨内容之正伪。这些批注并非成于一时，唯有日积月累、博闻强记，才能博采众多文献补注补释，由此可见陈汉章做学问之较真。

陈汉章认为，“学问之道，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倘看读，不写作，必至眼高手疏”。他的日记中清晰记录，20岁到26岁，自己阅读了19000多卷书稿，“翻纸偶及者亦不计”，写作古诗1000余首，单篇文章1400余篇。2014年，历时8年整理的《陈汉章全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1册，1500余万字，可谓凝聚了一代鸿儒之心血。

勤勉、笃学让这位“两脚书库”成为北大校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学生、史学家金毓黻感慨：“他的头脑简直是一座图书馆，例如他做的中国通史讲义，可以说是繁征博引，下笔不能自休。”

二

陈汉章十分看重知识的力量。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史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等，一心扑在教学上。

早在光绪时期，陈汉章已声名鹊起，多次被聘请出仕为官，他却毅然拒绝。由于名声在外，还经常有外国人前来相邀授课，比如有人邀他讲授中国史，开出每月六百银元的高价，甚至还派当时十分“稀罕”的小轿车前往接送。陈汉章丝毫不为所动，面对质疑，他表示“中国历史岂能被外国人洞悉”。

在西学浪潮盛行之时，陈汉章主张治学不能丢了国学传统，葆有深深的人文情怀和民族大义。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是一介文人，但他铮铮傲骨，批判“欧风东渐，异说并兴，人心浸已不正”，把三尺讲台当成“阵地”，弘扬国学，倡导爱国精神。

他在北京大学教学时自编讲义，试图在先秦诸子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证据。比如《列子》中曾提及飞车，因而可以推测飞机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如此，也遭受了学生的质疑。学生茅盾却看破了其背后深意：“陈先生是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

陈汉章与茅盾曾相约共谈，坦诚自己编的讲义“牵强附会”，并道出原因：“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青年茅盾被老师这番话打动。

放在今天看，陈汉章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或许有着时代局限，但他“冀于致国富强之术有所贡献”的拳拳之心，依旧令人动容。

三

一代国学大师在北大的讲坛上一站就是十几年，可谓桃李满天下。范文澜称其“详博闳大，非他经师所能言”，罗家伦叹其“以博学闻于当世”。国学热潮不减的当下，我们又能从这位“两脚书库”的治学之道中，读出什么深意？

“不读则不能”的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心灵之窗，也让我们深深感知到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韵味。陈汉章说：“凡古人著作，不看则不知，不读则不能。”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化，他始终专注于治学，在一日复一日的青灯伴黄卷中，他将中华文化幻化为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鸡鸣而作，人空而休，寸阴无间，诵声不辍”，在数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他一直保持高度自律，由此铸就坚实的国学基础。晚年，他回到故乡宁波象山县，自建藏书楼，还依然坚持每日“闻鸡起读”，被村民称为“晨钟”。

“于人不可自高”的谦和。国学经典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与智慧，涵养着读书人的为人之道。陈汉章才高八斗，却为人谦和，十分讲究礼节。北大建筑系学生顾圣仪在《忆伯弢先生》中写道：“我在东陈读书两学期，计跪拜先生两次，先生也还礼两次。”

陈汉章在北大教书期间，是开课最多的教授之一，白天上课，晚上编写讲义，为了教书育人殚精竭虑。即使身体抱恙也不愿休息，在他心中“国家培养人才应是分秒必争，岂能为我一人休息而耽误数十人的时间”。

“一派风骨正颜色”的坚守。在历经全盘西化、维新思潮的失败后，“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被学者们搬上历史舞台。在西学浪潮席卷之时，陈汉章严厉批判谄媚之风，以国学铺染民族品格和精神的底色。他不媚强权、不为斗米折腰，以文人之风骨正中国颜色，曾感慨，中国男子皆如徐锡麟，女子皆如秋瑾，那就好了。

陈汉章逝世两年后，官方在《申报》上褒扬他“阐扬国学、有功文献”。北京大学曾评价他“在经学，史学和训诂学方面撰述宏富，著作等身，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文化是凝聚民族之气的灵魂所在。除了陈汉章，浙江还曾走出过王国维、章太炎、马一浮等诸多学问深湛、影响深远的国学大师。正是这样一位位“大先生”，汲古穷经，用以文载道的朴素人文理想，照亮着我们的来时途、前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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