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人的离沪之路｜“等不起”的理由

（原标题：10个人的离沪之路｜“等不起”的理由）

我把经历分享出来，不是为了那些一时冲动离开上海的人，而是为了更多像我这样必须离开的人能更安全地回家。

资料图

疫情期间离开上海，什么才算是“必要理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采访了10位在疫情不同阶段分别搭乘飞机、高铁、货车等交通工具离开上海的人。他们离开上海的理由千差万别：有人要给在老家突发疾病的父亲捐献骨髓；有人需要赶在签证截止日期前去异国工作、留学；有人原本租住在集体宿舍里，新冠痊愈后无处可去；也有人因为辞职后出现经济危机而返乡……

这10位受访者的经历，贯穿了离沪之路从艰难到顺畅的过程。

这个系列分为三个篇章。以下为第二篇章——“等不起”的理由。

1.在父亲突发再障性贫血，我跳上一辆货拉拉去苏州做骨髓移植手术

讲述人：李林衡 年龄：28岁 职业：工程师

如果不是这位冒险为我跑一趟的货拉拉司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此前我已经尝试了所有能够出沪的办法。

4月27日早上9点，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告知我在常州老家的父亲得了突发再障性贫血，正在苏州住院，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

我当时脑子就“嗡”一下，整个人都特别乱，当时同楼道的阳性感染者被转运走不久，我们还在封控之中。我联系居委，想要立即去苏州集中隔离，给父亲做骨髓配对，但是这个请求被居委工作人员立即否定了——楼道还处在封控之中。

我尽量调整心态，决定在上海先做我能做的准备工作。比如我计划先把骨髓配型做了，我了解到瑞金医院血液科的门诊开着，我赶紧向社区申请了就医通行证，4月28日我去瑞金医院门诊做了配型，医生一听我的情况就给我开了绿灯。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大概5月10日以后配型结果就可以出来了。与此同时，我们楼道的解封时间定下来以后，社区也给我开出了解封日5月7日后的通行证。

接下来就是怎么去苏州的问题。自从5月6日我就一直在12306网上抢票了，直达苏州的票买不到，只能买到南京中转的。每天下午1点30分开票，能买5日内从上海出发的火车票，我就一直盯着时间，可往往是时间刚显示到1点半，还没等我按下购买键，上海去南京南的票售罄了。

另外，我也找开滴滴的朋友询问，是否能包一辆有通行证的车回苏州。接单司机要价6500元，但我爸的情况紧急，我不敢一口回绝，就说再考虑下。

5月7日解封当日我没走成，可我爸爸在医院里已经坐不住了。现在父亲每天靠输血维持着红细胞水平，但是主治医生也说过，骨髓移植手术越早越好的，如果长期输血治疗，会影响后期手术的效果。我爸爸开始在网络上给上海的媒体留言，希望我离沪能获得帮助。

我也打过上海、苏州两地的110、120咨询，但是因为疫情防控原因，都没有办法直接带我跨省出行。其实打这些电话时，我有些心理负担，担心有比我更加紧急的情况求助，我占用了公共资源。

5月8日那天，我通过朋友介绍的一个海鲜市场的老板，联系到了一位信誉度比较高的货拉拉师傅。师傅很年轻，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跑保供物品的跨省运输。

我在平台下单后，师傅下午4点多打电话给我了，他问我货在哪里，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是拉人不是拉货的。起先他一口回绝了，说这不符合规定。但后来他听说我是为了救我爸爸，犹豫半天后，咬牙答应了。

晚上7点多，就在还有大概10分钟要上车时，我妈打来电话告诉我，苏州我们联系的街道那边暂时不能接收非苏州本地户籍的人集中隔离。我决定先回我户籍所在地常州隔离。

货车是晚上8点多才开出上海的，因为这趟车货仓里没有货，我们还特地找了个地方买了4袋米放在货仓里。

一路上师傅告诉我，他冒险送我是因为他经历过家里人忽然患癌症。晚上10点多时，我们已经到常州境内了，过一个下了高速的收费站后被交警拦下了。他说我们要么一起返回上海，要么一起在常州隔离。

当时司机吓得脸色发白，他当夜原本就打算回上海的。我们重新开上了高速，我六神无主，只能打各种常州的政务电话求证，最后我问了我所在的街道，也说没这个规定，还让我们把车靠边停好，等待街道转运车来接我。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常州当地各个部门对疫情防控的要求不同，我们却因此在高速路上多转了2个多小时。

接近凌晨1点时，一位民警大白来接我去隔离酒店了，我和司机分手时，他还问我要不要拿几包烟走，隔离14天会很闷的，我谢绝了。按照常州当地隔离政策，14天以后，我就可以去苏州给父亲做骨髓移植手术了。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但这次我的回家路，确实给不少人添了麻烦。

2.赶飞机去日本留学前，一直板着脸的社区阿姨忽然给了我一套防护物资

讲述人：小石（化名） 年龄：24岁 职业：赴日留学生

我之所以决定在5月1日出发去日本，是看到了木子在社交网站上的分享骑行去机场的视频，也受到了感染。

我当时就想，以后独自留学在外，遇到的事情还有很多，这就当是一次预演吧。我是准备今年夏季去参加日本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准留学生。现在要去一家日本语言学校强化学习，不然真的要赶不上今年夏天的入学考试了。

在3月以前，因为日本那边疫情的原因，留学生基本无法入境，4月，日本放开了留学生入境，我也计划着动身了。但因为社区封控的原因，我被社区的工作人员拒绝了两次，一次是在4月20日，另一次我甚至都已经买好了4月28日的机票。

我买了5月1日的机票，决定再尝试一次。这次我把自己准备留学所做的努力、这小半年来我想去又去不成的艰辛一股脑儿在电话里倒了出来，让我感觉意外的是电话那头的社区干部竟然在沉默片刻后说：“我同意了，你去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天是4月30日了，我赶紧去社区拿了通行证采单车去外面做核酸。但因为出门单都是单趟有效的，所以我回小区后只能再去开一张出门单。

原本我打算效仿木子骑共享单车去机场大巴上车点，行李就让我爸爸跟在后面骑电动车带着。但是当我再次回小区时，社区的工作人员竟然主动问起了我要怎么去机场，我说起了自己的方案后，她决定再给我爸爸的车开一个临时通行证，让他载我直接去机场。

因为出门时间紧，家里除了N95口罩外，买不到别的防疫物资了。我只好到社区去求助，想照价买一套防护服。

社区的那位阿姨告诉我防疫物资是不可以用来买卖的，但说着她又把防护面罩、手套、酒精一样样都放在我手中。我问她这是什么，她佯装严肃又带着笑意对我说：“这些都是祖国对你的关怀。”从声音我听出来了，她就是最早不同意我出小区，后来又给我放行的那位社区工作人员。

3.为了镜头里日渐生疏的儿子，我决心离开

讲述人：蒋博 年龄：80后 职业：传媒策划公司合伙人

我是3月初出差从深圳来上海的，直到4月底离开上海，一直在上海逗留了2个月。

其实我这次出差的目的地是湖北，在上海原计划只是短暂停留。3月14日，当我想从上海飞往荆州时，发现机票因为疫情被取消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在上海再呆一段时间，顺便在上海也建立一个工作室，办些手续。

蒋博在南京南站核酸采样后拿到的通行证。受访者供图

当时，我从酒店搬到了一个朋友租的单身公寓里，感觉我能更踏实地在上海做点事了。但后来疫情的发展超乎了我的想象——我和朋友一直被限制在二三十平方米的生活空间里，当时他还能远程上班，可我的工作主要涉及会展策划等线下项目，所以无事可做。

4月24日那天，我摇摆不定的想法因为和孩子的一次视频通话定了下来——我要尽快回深圳。那天，我和即将上小学的儿子聊天，那次他对我有些抗拒。我爱人说孩子因为太久不见我，最近情绪一直很低落。

我不想让我的滞留对孩子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不想继续在等待中影响收入。每天，我都会看早上10点的上海市疫情新闻发布会，看看针对我们这批返乡的人，有什么具体的帮扶政策。我还四处拨打我计划中转高铁站的电话，我发现各地对于上海中转乘客的规定也都不统一。

有回深圳的滞留旅客是包车走的，但是价格实在太高，路上风险也多。我最后抢到了5月1日的高铁票，从南京中转。4月30日下午和5月1日早上出发去高铁站以前，我去医院做了两次核酸，在上海和我合住的朋友对此不理解，他认为30日下午去做一次核酸就好了，5月1日高铁到达南京，也不会超过48小时的有效期。

我和他解释这是我在深圳养成的习惯，深圳疫情处于高峰期时，要求大家出入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持48小时核酸证明，如果当时我们隔天再做一个核酸，有时就容易导致核酸过期脱节，所以我当时每天都会在家附近的核酸流动检测站做一次检测。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疫情期间养成的一个习惯吧。回深圳后，我在新闻中发现上海也增加了很多类似的流动核酸检测点，这应该对我们这些离沪人员有很大的帮助。

4.离职后，滞留在上海的我陷入“生存焦虑”

讲述人：胖詹（化名） 年龄：90后 职业：互联网行业从业者

我在上海4年了，3月底决定辞职离开上海回长沙老家发展，恰好这时上海的疫情呈现上升趋势，我被困在上海的出租屋里。

其实我留下来就是因为当时我租的房子还有2个月才到期，我想顺利转租出去后再回老家，这样能节省开支。毕竟没有收入来源的焦虑，和居家办公不能同日而语。

自从小区封控之后，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团购，因为我觉得有些商品的打包价实在是太贵了，有时两个拳头大的小苹果就要十几块钱，我买不下手。买菜平台的商品定价也很高。

胖詹在南京中转换乘途中。 受访者供图

既然舍不得吃，就只好少吃一点。其实我的经济状况倒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离家多年以后，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向我父母张口要钱了。

同时，我陷入了整夜整夜的失眠。我在长沙的新公司经常询问我状况如何，告诉我安心在上海隔离就行，他们会替我保留职位的。但是他们越这么说，我心里其实越不安。

4月20日，我房子转租的事情办妥了，就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坐高铁离开。在离开小区之前，我把剩下的菜都送给了邻居小姐姐，邻居则给我送来了防疫物资。

按照我的人生计划，这个5月也的确是到了我该和上海告别的时候，但没想到这次告别会那么仓促。现在我把经历分享到社交网站，不是为了支持那些因为一时冲动离开上海的人，而是为了更多像我这样必须离开的人能更科学、安全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