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中的假文物:从吉备真备之母"杨贵氏墓志"说起

近日由于李训墓志的公开，墓志中的“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可以视为当时身处唐朝的遣唐使留学生吉备真备、假如可以的话这一墓志又该作何理解等等，一时间颇为受到学界的关注。而同样作为疑似吉备真备亲笔书写的墓志，而被拿出来与李训墓志作对比的，则是所谓的“杨贵氏墓志”。关于李训墓志，笔者目前不仅未曾得见原件，隋唐时期的墓志研究也非笔者所长，故不加置喙，然而关于“杨贵氏墓志”却有一些可以说的内容。以下，从“杨贵氏墓志”的详细情报开始，简单谈一些日本史中关于假文物的问题。

所谓“杨贵氏墓志”

所谓“杨贵氏墓志”，现在原件不存仅保留拓本，据传发现于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大和国宇智郡大泽村（现奈良县五条市大泽町），据说并非石制的墓志，而更接近于由黏土烧成的砖瓦，文字如下：

从五位上守右卫

士督兼行中宫亮

下道朝臣真备葬

亡妣杨贵氏之墓

天平十一年八月十

二日记

岁次己卯

墓志的面积，据现存的拓本推断大约在长25.2cm，宽19.4cm左右，各种近世记载里对发掘地与发掘经历的记载也颇为复杂，经历了多次的挖掘、重新埋藏、再度挖掘的流转之后，最终下落不明，目前仅以拓本的形式残存。

《杨贵氏墓志》

这份墓志的内容很简单，只是记载了吉备真备在天平十一年时的官职与母亲的氏名，假如只看官位，“从五位上、守右卫士督兼行中宫亮”确实与当时的官职相符，问题在于据此墓志，则吉备真备的母亲为“杨贵氏”，中国人听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自然会联想到杨贵妃，然而在天平十一年（公元739年）时不仅杨玉环尚未获得贵妃称号，日本更无由获得这一信息；而如果认为这是若干年后吉备真备改葬母亲时利用从中国获得的最新知识使用的好字嘉名，又会出现不应该使用天平十一年时官职的问题，因此只能将“杨贵氏”这一氏族名与杨贵妃的关系解释为巧合，因为“杨贵”可以读作“やぎ”也就是八木，于是得出了吉备真备的母亲是居住于大和国宇智郡一带的八木氏的结论。如后文所述，这份墓志由于种种问题，通常日本史学界不太积极使用它，然而最近因为李训墓志的书者是否是吉备真备的问题，这份墓志忽然被视为吉备真备传世的唯一亲笔而用来与李训墓志作比较。然而，先从结论说起，这份“杨贵氏墓志”很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假文物。

在解释“杨贵氏墓志”的问题之前，先绕个远路，以圣武天皇的敕书铜板为例，简单谈一下日本的文物造假。

日本的文物造假：以圣武天皇敕书铜板为例

如果说“杨贵氏墓志”是否为假还只是一个悬案（毕竟目前甚至连正品所在都下落不明），有一些文物则是明确知道它并非真品，甚至可以推断出伪造时间、伪造手法与伪造目的。但是这些物品被断定为伪造，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价值，反而对于造假过程的推断本身就具有研究的价值。在古代史研究中，这类伪物的代表就是东大寺收藏的圣武天皇敕书铜板。

这枚圣武天皇敕书铜板两面刻有圣武天皇的敕书而得名，正面是天平胜宝五年（公元753年）的圣武天皇愿文，背面是同元年（公元748年）的水田封户施入文，篇幅所限，在此不引全文，以下仅简述其问题点。这份敕书铜板的内容早在《东大寺要录》中已经可以得到确认，可知至少在《东大寺要录》成文的12世纪初，这份铜板在东大寺内已经保有重要地位。据表面铭文所述，这是在天平五年正月十五日东大寺某塔庄严完毕时奉纳入塔内的，从时间上推断，这应当是东大寺的西塔；东大寺的西塔在承平四年（公元934年）因为落雷烧毁，此后在天德三年（公元959年）由东大寺别当光智重修，这份铜板出世的时间应当就是在西塔烧毁与重修之间；而这一期间，在东大寺史上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其寺领庄园的开拓，尤其是天德三年，这不仅是西塔重修之年，也是东大寺成功将北伊贺地方的玉泷庄收为寺领的一年，在光智提交的关于将玉泷庄寺领化的奏状中也专门强调了西塔造营的重要性，可见寺领庄园的经营与西塔重修间的关联性。而据文本比对考证，表面铭文应当是根据《延历僧录》所收愿文，参照《类聚三代格》与《续日本纪》有过一定修正，而表铭的主要内容正是在强调西塔造营是圣武天皇的敕愿与西塔作为东大寺中心的重要地位，这正为东大寺的寺领经营提供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因为西塔是圣武天皇的敕愿，在东大寺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将玉泷庄收为寺领的主要目的正是为西塔的重修提供财源；所以这份敕书出现在这一时间点前后，或许不能排除机缘巧合的因素，却不得不说它的出现正满足了东大寺的需求。

而背面的铭文，其核心内容则是圣武天皇将封户五千户、水田一万町施入东大寺，经过学界的考证，已经发现了这份愿文与国宝“平田寺敕书”、《山槐记》中所引敕书、以及《续日本纪》天平胜宝闰五月癸丑条之间的关联，追根究底其实是东大寺方面为了其经济利益，以天平感宝元年闰五月二十日的敕书为底本，篡改了其中的施入物品与数量后伪造的产物：原本敕书的内容大意是圣武天皇向诸寺施舍财物，奉请诸寺轮读讲说华严经以下一切经，并宣扬轮读与讲经的功德；而经过修改后的敕书不仅在强调圣武天皇向东大寺奉纳水田与封户一事，同时还强调了东大寺与国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亦即东大寺的兴衰=天下兴亡的论理，这也成了此后东大寺在维持与扩大其寺领时所依赖的权威来源，此后在多次寺领论争时这一块敕书铜板反复出现，成了东大寺方面主张其寺领的重要论据。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展开介绍其伪造过程与此后对这一伪造敕书的利用史，关于这份敕书铜板的更多情况可以参见角田文卫与铃木景二等人的研究，在此拿出这份敕书铜板的事例是为了说明，日本史中的一些史料虽然确实属于伪物，但并不是说伪物就没有研究价值，反而其伪造原因与手段、使用经历以及后世影响等，都是绝好的研究对象，这次的杨贵氏墓志也是如此。

杨贵氏墓志的疑点与吉备真备之母

杨贵氏墓志如前所述，有许多可疑之处，现在日本史学界对于这份材料的使用也十分谨慎，通常不会积极使用这份材料；首先，以当时的形制而言，墓志几乎不见使用这种长方形的砖瓦材质，例如太安万侣、佐伯今毛人等人的墓志，使用的都是金属制的长版；其次，“杨贵”被视为“八木”所使用的好字对音，确实“杨贵”理论上也可以读作“やぎ”，也有杨胡（亦作阳胡，阳侯等，均读为やこ）氏的事例，将“杨贵”读为“やぎ”似乎也并非孤证，但是与杨胡史的用例散见于各类史料中不同，将“八木”写作“杨贵”的事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不得不说这一读音推测非常牵强，而且追根究底，吉备真备的父亲是否能够与八木氏通婚（吉备氏的故乡在现在的冈山县附近，而八木氏的故乡据推断在大阪府岸和田附近）也存疑。即使两者能够通婚，吉备真备之母又为何被安葬在现在奈良县五条市地方，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疑问未能解决，因此通常日本史学界不会主动使用这份材料，这一材料的主要使用者仅停留在地方史爱好者内部。

关于这份墓志还有另外一个疑点，那就是这份墓志出现的时间也非常微妙：在这份墓志发现半年前，备中国庭濑藩藩主板仓昌信刚刚撰述了《吉备公太夫人古冢记》，以纪念发现于元禄年间的、由吉备真备的父亲下道圀胜与兄弟圀依二人书写的、吉备真备祖母的藏骨器，在此之后半年不到的时间内迅速发现了吉备真备为母亲书写的墓志，这不知是否能够单纯用巧合来解释；江户时代出现了大量这种来历未必清楚的材料，在使用时尤其需要小心。

这类材料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因此这些材料也不能一概归于造假，但是“汉委奴国王”金印在发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人认为它是江户时代的伪造品，此后是由于“滇王之印”等一系列其他汉印的出土，其真实性才得到了确认，而本次的“杨贵氏墓志”显然不具备这种证明其真实性的外部证据，反而有多种疑惑不能自圆其说。当然，目前也没有能够明确证明这份材料系伪造的方法，因此目前来说，最合适的处理只能是暂时封存处理了。

余谈：李训墓志与“日本国朝臣备”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关于李训墓志的真伪笔者暂时无力置喙，但是就目前学界提出的质疑点中，认为“日本国朝臣备”这一署名不符合当时行文规范、包括“备”字使用的是相对少见的异体字，这些都不足以成为质疑这份墓志真伪的论据，而散见引用“杨贵氏墓志”的论述则更缺乏对于这一文本本身真伪、性质的考据，同样不足以用于质疑李训墓志的真伪。

以日本史从业者的直觉来说，“朝臣备”这一自称似乎并非难以理解，而要检证的方法也并不难，从目前存世的正仓院文书中寻找各类亲笔签名，应是可行的方法之一：通常而言，在一份文书中官位、氏名都是负责誊写的官员代为书写，广检官员亲笔签名的部分即可；例如，“正一位太师藤原惠美朝臣押胜”（藤原仲麻吕）中，“正一位太师藤原惠美”这些文字都是代笔，而假如有亲笔署名，“朝臣押胜”中“押胜”二字通常为亲笔自署，而“朝臣”二字似乎也有亲笔自署之例，似也有只署“朝臣”而不署名之例，这部分笔者记忆不确且尚未翻检，不敢下断言。但是只要找到这类用例，应当可以成为“朝臣备”这一落款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