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作者：[美]安东尼·帕戈登，译者：苏宇，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在西方，教会和残存的罗马帝国此后踏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到阿拉里克的哥特人进入罗马时，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而且明显衰弱不堪。城陷之后，残破的罗马曾迎来过短暂的复兴，但是476年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掉末代皇帝罗慕路斯（他被轻蔑地称为奥古斯图卢斯，也就是“小皇帝”），西部帝国寿终正寝。之前的罗马世界逐渐变成了一系列的采邑、王国、公国、城市国家和主教区。虽然它们信奉的教派经常起冲突，但是在名义上，它们都属于基督教世界；虽然时而发生短暂的叛乱，但至少在精神领域，它们都必须服从教皇，后者是现存唯一重要的国际势力。教皇凭借自身的权利成为君主，他是一个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占有大片土地的世俗国家名义上的首领。不过他也是一个宣称有朝一日将传遍全世界的宗教团体的领袖，也正因如此，古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仅存的身份象征不牢靠地依附在他的身上。
在5世纪和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之中。后来从771年到778年间，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国王查理一世，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统一了分裂的法兰克人，征服了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王国，降服了居住在今天的下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部落，并且让他们皈依基督教。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以罗马人民和罗马城的名义，授予他“皇帝”的头衔。这样，西罗马帝国复活了，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属灵的祝福而复活的。
在地中海尽头的君士坦丁堡，这一单方面的加冕行为被视为有意试图摧毁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举动。自从300多年前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退位后，只存在一位皇帝，他住在君士坦丁堡。查理大帝的加冕打破了始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帝系传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拜占庭朝廷不情愿地承认查理大帝是共治皇帝，这就在事实上重建了由戴克里先开创的东西分治体系。但是随着查理大帝加冕，基督教世界东西两半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日的矛盾，现在公开化了。
加冕之后，查理大帝就成了西方理想皇帝的标准形象，他“将帝国一直扩张到耶路撒冷”，这在后来将会成为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灵感。“虔诚的查理”，11世纪时，马斯特里赫特的乔孔多写道，“为了祖国和教会，不惧死亡，周游全世界和基督的敌人战斗”，而且他也遵守基督教正义战争的理念，只有在“无法用基督的语言说服他们”的时候，才会“用剑”征服他们。
不过事实上，查理大帝不仅没有周游全世界，也没有征服过耶路撒冷，甚至都不曾和基督的敌人打过多少仗，他离重新收复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甚至没能恢复罗马在欧洲传统疆界之内的土地。他的胜利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到了924年，由他所建的帝国只剩下意大利一地，法兰克和德意志在此过程中逐渐变成独立的王国。
这股后来被归为具有典型“个人主义”特征的力量，最终将会导致所谓的“万国的欧洲”的形成。当时它已经蓬勃发展了起来，任何其他无论多强的单一势力都无法长久地阻止它的步伐。到了12世纪中期，每一个欧洲国王都声称是“自己王国的皇帝”，皇帝的领土被慢慢限制在今天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捷克共和国这些地区。
查理大帝可能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罗马帝国，但是他帮助重建了曾经和罗马紧密相连的普世主义。新皇帝和曾经的君士坦丁一样，也是教会的捍卫者。他是全基督教世界的“第二把剑”（教皇挥舞着第一把）。1157年，当时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为了表示自己将担负起这项任务，在他的头衔里加入了“神圣（sacrum）”这个词，这样他的帝国就不仅是罗马的，同时也是“神圣的”。这个古代罗马帝国的遗物，正如伏尔泰在18世纪时不无讽刺地评论的那样，“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但是它却拥有相当大的国际声望，将会继续存在近700年，直到1806年，最终被拿破仑所灭。
西方的皇帝理论上是基督教世界正式的捍卫者，以武力守护教皇。不过实际上，查理大帝的加冕造成教皇和皇帝、世俗的王国和神圣的王国间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斗争。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的一大优势是，它能够清楚区分恺撒和上帝各自的职责，允许政治和社会秩序不受神的注视。但是面对权势日隆的教会，坚持二者的区别并不容易。保罗可能曾经是罗马帝国忠诚的臣民，但他的继承人们则只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子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而且他们越来越相信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统治者应该服从他们。在帝国东部，皇帝寻求盗用教会权力；而在西部，教皇试图行使皇帝的权力。
1075年3月，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公布了27项提议，它们被统称为《教皇敕令》，使形势濒临危急关头。《教皇敕令》规定，教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享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它还更进一步规定教皇有废黜不论教俗的君王贵族的权力。第十二条规定：“教皇可以废黜皇帝。”第二十条规定：“对于已向教皇提出上诉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作出判罚。”
而对政治产生最深远影响的是最后一条：“教皇有权解除臣民对不义的主人所做的效忠宣誓。”实际上，尽管教皇可能并没有主张统治教会所属土地之外领土的权力，但是他必须要拥有决定由谁，以何种方式统治的权力。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教皇的扩权”，而教会律师很快将其扩展到所有统治者和臣民的身上，无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教皇成了“全世界的主人”或“宇宙的守护者”，正如1世纪中叶安东尼·庇护以后的罗马皇帝声称的那样。当然，他也因此危险地几乎将恺撒的和基督的混为一谈。格里高利的敕令对欧洲所有君主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其中受到最直接威胁的是亨利四世，他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世俗统治者，至少在名义上是，因为他是皇帝。后世所谓的“叙任权斗争”就此拉开序幕。当时表面上的问题是皇帝“叙任”，也就是任命帝国内主教区的主教的权利，但是冲突的真实原因在于，如同格里高利的敕令再明白不过的宣示的那样，到底该由谁来掌握基督教世界的绝对权力，是教皇还是皇帝。
亨利对格里高利敕令的回应直接而强烈。1076年1月，在德意志城市沃尔姆斯举行的帝国会议上，他命令帝国的主教们将格列高利革出教门，斥责他“不再是教皇，而只是一个冒牌的修士”。“我，亨利，受上帝恩赐的国王，”他不明智地宣布道，“同我们全体主教一道对你说，下台，下台，你将永远被诅咒。”教皇的对策是，对皇帝施以绝罚，而根据教皇敕令的条文，皇帝的臣民现在不需要再对他效忠了。长久以来，德意志贵族们的野心一直受到帝国的压制，他们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了对帝国的誓言，随后的内战被称为“萨克逊大叛乱”。
现在，亨利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无法平定叛乱，认定只有悔罪才有可能保住帝位。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在隆冬时节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塞尼山口，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城堡面见教皇。接下来的故事是，他穿着粗毛衬衣和忏悔者的长袍，光脚在城堡外的雪地上站了三天。格里高利在第三天允许他觐见。1077年1月，他解除了对亨利的绝罚，条件是亨利许诺会遵守《教皇敕令》的条款。
双方的和解极具戏剧性，不过维持的时间很短。1081年，叛乱的贵族刚被消灭，亨利就带着一支军队前往罗马，决意废掉格里高利，代之以更加顺从的教皇。格里高利招来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来帮忙。他们成功地击退了亨利，不过反过来自己攻陷了罗马。气愤的罗马人选择靠自己来解决问题，他们迫使教皇逃到南部，他于1086年在那里去世。
尽管在这一次和后来多次的斗争中都败给了没有耐心的世俗统治者，但是在接下来的六个世纪里，教皇将会继续——虽然是时断时续的——尝试实现自己所主张的对全世界拥有的主权。基督可能已经在自己的王国和尘世的王国之间做了区分，但是根据《马太福音》，他也宣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这正如13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人所总结的那样，意味着基督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全世界的主人”，皇帝奥古斯都只是代其统治的摄政而已。
不过，虽然有这么直白的权利声索，教皇却再未给国家的权威带来任何严重的威胁。国王和君主尽其所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按照基督教规定的方式生活，如同后来马基雅维利所评论的，“（君主）必须要看起来具备一切品质”。每一位臣民都期待君主笃信守义、诚实正直，但是君主真正遵守的法律只能是完全世俗的。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教会对国家的所作所为基本不会过问，而且会继续如此。这经常使教会处于令人难懂的道德立场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在面对纳粹和法西斯迫害犹太人时的消极态度，以及它对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政权的公开支持。而最极端、最容易引起质疑的例子之一，肯定是教会宣称国家的法律独立于教会法，甚至包括直接来自上帝的律法。1956年，教皇庇护十二世宣布，基督徒不能以良知为由，拒绝为自己的国家服兵役。“一个天主教徒，”他宣称，“不能以自己的良心为由拒服法定的兵役。”即使那些法律看起来并不符合神圣的词句：“受到良心的束缚”。
对于所有主张教会不能直接介入世俗事务的人来说，这给了国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通过曲解曾经是罗马普世文明概念核心的斯多葛式的世界公民的概念，基督教使正在崛起的欧洲君主产生了可能拥有无限权力并且成为全世界主人的憧憬。早在公元5世纪前后，教皇大利奥宣布罗马人所说的“世界（orbisterrarum）”已经成了“基督教世界”。一个世纪后，圣格里高利一世将会把这种说法翻译成“神圣共和国”。
这样，教会就为西班牙、法兰西和葡萄牙巨大的海外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葡萄牙人庄严地宣布，他们已经开始从事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成为奴隶的人因此得以摆脱异教神祇的奴役和不洁的（宗教）行为，他们确信这必然会“拯救那些已经堕落的灵魂”。这是桩不错的买卖，不过应该是上帝的工作。为了让信仰传遍世界，西班牙的军队一路来到中国的门口，以此来为耶稣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法国传教士跟着皮毛商来到加拿大的荒地，希望能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从而成为法国的臣民。当然，所有这些强权在为上帝服务的同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受益也颇为丰厚。不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冲突。1624年,英国的清教徒爱德华·温斯勒满意地说，异教徒的土地是“宗教和利润完全一致”的地方。
宗教和利润、宗教和世俗国家之所以可能以这种方式媾和，是因为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终极自由。上帝为人类定下律法，不仅是基督徒，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他将其中十条传达给摩西。更多的是由上帝之子耶稣转达给众人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含糊的道德要求。不过所有其他的都被记录在所谓的“自然之书”里，而阅读那本书唯一的方法是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力量。
只有最狭隘、完全不经思考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者才会声称，上帝已经将获得幸福和福祉的方法口述给了由他创造的人类。大部分人的看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运行方式是，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性，那么他就会清楚地知道以何种方法才能实现希腊人所说的eudaimonia，也就是幸福和人类的成就。从根本上说，真正重要的是理性和自由意志、个人选择的权利和能力，而非神的命令。基督教区别了世俗的和神圣的，也就是归恺撒的和归上帝的事物，而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古代的异教都没有类似的区分法。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是，正因如此，两个本质上是世俗的、异教的概念一直存在于基督教的核心位置，它们分别是包含全人类的普世主义和个体的尊严与自主。
基督教吸收并重新诠释了之前的异教，虽然它也确实粗暴地排斥过它，不过即使所有古代的神祇都只是污秽的、使人败坏的迷信，其崇拜者所创造的文化却被普遍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甚至连奥古斯丁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今天，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很多原来的异教建筑和纪念碑只是加上了十字架或圣徒的形象，就被转化成基督教建筑和教堂。
在罗马斗兽场附近有图拉真柱。它是为了纪念皇帝图拉真在113年战胜达契亚人，也就是现代的罗马尼亚人而立的。精致的浮雕以螺旋状环绕柱身，上面描绘着被击败的蛮族的形象，他们一路往上走，而在柱子的最顶端，原本立的是皇帝的塑像。在罗马皈依基督教以后，图拉真的雕像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威严的圣保罗的雕塑。今天，柱子上步履蹒跚的蛮族看起来似乎不仅是被吸纳进罗马文明世界，同时也要被吸纳进基督的教会，只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征服者对此都毫不知情。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能表现“得胜的教会”的形象。
不过尽管它有着向外延伸的权力和不和谐的地方，西方的基督教会一直饱受内部纷争的困扰。到了16世纪早期，它最终分裂，先是分成两个，然后又分成多个，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些分裂有些是因为神学争论，另外一些则是因为对某些行为的不满。一些是因为担忧如何维护原本是使徒的教会，使其不受有权有势的世俗或宗教霸主的侵害，后者假装在完成基督的使命，实际上只是为自己通常问题重重的目标服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