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樱雪丸，轻日本工作室成员，网易历史专栏作家，日本史作家，出版作品《史上最强日本史》、《萌·日本史》、《日本明治维新》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日本便开始了一个开拓北海道的计划——北海道位于日本北面，是组成日本列岛的四个主要大岛之一，有森林有矿藏，还能遍地放牛羊，同时战略位置也特别要害，因为那离俄罗斯非常近，一旦对面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么日本马上就能得到消息并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
明治政府决定对北海道加以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利用，为此还在公元1869年7月设立了一个官位，叫北海道开拓使长官，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北海道新区建设委员会主任。这第一任长官，叫锅岛直正。
锅岛直正是一个狠角色，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幕末时代，曾主导了自己所在的肥前藩（长崎县和佐贺县）改革，不仅让佐贺藩一跃成为当时日本最强藩国之一，同时也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像日本初代司法卿江藤新平，早稻田开创者大隈重信，历史学家久米邦武等等，都是肥前出身。
然而就是这么一号人，却在北海道碰了钉子——这主要是因为穷。
锅岛直正
作为北海道开拓长官，锅岛直正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开拓，但问题是开拓得花钱，而当时的明治中央政府穷的一逼，自己养活自己都勉勉强强，几乎不可能拿闲钱来让你建设北海道。万般无奈之下，锅岛直正只好提出了一个叫自由移民的政策，就是只要你是日本人，不管你工作出身，但凡肯来北海道住，政府就一律给你土地给你房子，即便是贫下中农，也让你一夜之间变地主。此外，若你嫌地主身份太土想当资本家，也行，办产业政府不收税。
应该讲这招算是相当管用了，原本连鸟飞过都不肯下个蛋的虾夷之地北海道，一下子就呼啦啦地来了好几千号人，再加上原先的住民，顿时就热闹了起来。
然而由于财政基础实在是过于薄弱，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北海道增加的基本上不过是人和房子，而锅岛直正也因年事过高在任期之内就与世长辞了。
继任者，也就是本文的主角，叫黑田清隆。此人出生萨摩，是一个武夫。
所谓萨摩，就是今天的鹿儿岛县，日本明治维新能够得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萨摩和另一个叫长州（山口县）的藩国，因此在维新之后，天皇论功行赏，使得很多两藩出身的武士位列新政府高位，有个别部门甚至做到了铁板一块：只有萨长官僚，其他出身的一律不给进。而唯一能和萨长勉强抗衡的，是肥前和土佐。
肥前就是之前会所的锅岛直正那个藩，而土佐则是今天的高知县，日本明治维新理论奠基人坂本龙马的故乡。
黑田清隆出身萨摩下级武士，自年轻时就跟着老乡，人称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闹革命，在推翻德川幕府的战争中立下赫赫军功，功成名就之后，在明治政府里头出任了高官，而他这次从原本一个骑马打仗的摇身一变成为开拓长官这种文职干部，也和背后萨摩老乡的支持有着莫大的关联。
黑田清隆
黑田清隆到底是个打仗的，说话口无遮拦干活雷厉风行，他去北海道当长官的时候，已是1871年，当时的明治政府较之两年前，也算多多少少有了些积蓄，再加上黑田长官人脉多脸面大，因此在上任之初，他放出豪言，称自己要搞一个十年计划，在十年里总共要投入1000万日元，把北海道建设成为一个新天堂。
明治年间的1000万日元大抵等于现在的2000亿日元，是很大一笔款项了。对此，当时的中央政府实际掌控者，同为萨摩出身的维新三杰另一位大久保利通表示，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白马过隙，乌飞兔走，转眼间，就到了约定的日子：公元1881年。
虽然此时大久保利通已因某件事而被暗杀，但日本中央政府对北海道的支持却从未有过改变，十年来，他们已经投了整整1400万日元在那个地方，而黑田清隆也用这笔钱干了很多事情：开垦田地，挖掘煤矿以及置办工厂。所以，此时的北海道，看上去一片欣欣向荣。仅仅是看上去而已。因为这十年来，黑田清隆开拓建设北海道的本质，其实就是把中央政府拨给他的那1400万元给花光了而已，拿了钱开地造厂，但开完了造好了该怎么办，该如何经营，他不懂，他只知道两件事：第一骑马打仗；第二伸手要钱。也就是说，在这整整十年来，整个北海道的财政就是一个完全的赤字状态，除了每年会问中央要走一大笔钱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产出。
大隈重信
于是有人就急了，那便是当时主管日本财务的大藏卿大隈重信，这哥们儿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一分钱进出都要算计老半天，更别提1400万丢下去狗屁都没换来，这么多年要不是大久保利通他们惯着北海道，他早就跟黑田清隆翻脸约架了。
所以，当第一个十年计划到期，黑田开拓使长官正准备向中央政府要钱准备下一个十年计划时，大隈重信果断找到了当时中央政府的两个核心官员：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表示这北海道都已经养了十年咧，就算是生个儿子养他到十岁也该能拎着个小饭盒每天去工厂当小童工了，这北海道那么大一块地方，还在年年要钱，是不是忒不正常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中央政府应该停止对北海道的拨款，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道路。
此话相当合情合理，想当年上海搞浦东开发区愣是没问上头拿过一分钱也搞成了今天亚洲金融中心的田地，再加上当时是三条实美还是岩仓具视，实际上也都不知道当下的北海道到底是个什么模样，都想当然地觉得国家都投了那么多钱，总该是一副欣欣向荣人民奔小康的好光景吧，于是便答应了大隈重信的提议。
这下黑田清隆抓狂了，因为他很清楚，一旦断了中央拨款，那整个北海道的收入就几乎得归零，而十年来置办的那些个企业一个个又都得花钱供着，也不用说什么长此以往北海道道将不道这种话，三个月，都不用三个月，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北海道近代化就得统统完蛋。
无奈之下，他召开了一次开拓会议，想问问手下该怎么办。
现如今的情况是进退不能：进，没路，因为没钱；退，也没路，因为你横不能在花了巨款之后跟中央说我血本无归了，那是要被中央给拖出去枪毙的。所以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上峰无拨款的情况下把北海道的这些产业自行经营下去。
这显然是个悖论，因为若是能经营，就不用拨款了。
正当黑田清隆一筹莫展都准备逃亡俄罗斯的时候，突然有个手下问了一句：“既然我们自己不会经营，那为何不将这些产业托付给懂经营的人来管呢？”
黑田清隆眼睛一亮：“你接着说下去。”“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有力的商人然后把这些产业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他们，再每年收取相应的税收，那么如此一来，既能把北海道的产业盘活，又能进一步搞建设，岂非一举两得？”黑田清隆大喜，表示此举甚好。但紧接着就有人提出了异议：你们这是在私卖国产啊。
这话一点也不假——北海道的投资是国家给的，造的工厂开垦的农田全是国产，现在也不经过中央，贸贸然就卖给民间商人，而且还是贱卖，这妥妥的是犯罪。
对此，黑田清隆倒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觉得官办民办都是办，只要能不让自己因北海道这事儿被上头问责就行，不过做了婊子终究得立个牌坊，因此他最后总结性地发言道：“因为这是国家的事业，万万不能乱来，一旦有什么差错，我们就成千古罪人啦。所以一定要找那些不怎么图私利，愿意一心为公，最好曾是武士出身的商人来操办此事。”
一看领导发了这话，底下人也就不再多说什么，纷纷表态那就这么干吧。
不过，尽管在说的时候慷慨激昂，但真干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涩泽荣一
在当时的日本，符合黑田清隆那几条什么不图私利一心为公还得是武士出身的商人，虽说系凤毛麟角，可要找还真能找到一个，那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的著名商人涩泽荣一。
此人经商多年，不光赚钱，也热心公益，曾经出大力扶植过日本红十字会，而且他在经商之前，在德川幕府当过差，是标准的武士出身。
但黑田清隆却压根就不打算找他来搞北海道——这是当然的，黑田是萨摩人，涩泽是前幕府官员，双方立场本身就是对立的，怎可能再让你发财？按照黑田清隆的意思，那段话纯粹是图个高上大的光辉形象，真要操作起来，当然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他找到了五代友厚。
五代友厚，是那年头跟涩泽荣一并称的两大有钞票之人，有童谣称东有涩泽，西有五代。此人系萨摩出身，明治维新后先是在外务省任职，之后出任大阪关税总长，此时的他只有34岁，但由于认为一味地当官根本无法解决日本积贫积弱的问题，于是便急流勇退，走上了实业从商救国的道路。从此以后，五代友厚开始活跃在了日本商界，到了1881年，他已经是一个拥有数十家企业的大豪商了。
国没救，财倒是先发了。
而五代友厚和涩泽荣一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但前者虽说是混迹于生意场，却和政界依然藕断丝连，五代友厚曾数次做东，请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明治时代的巨腕政治家吃饭娱乐，并在饭桌酒局上以商人的身份和他们共同探讨日本政治，而他的意见也往往会被那些巨头们所接纳。因此人称政商，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红顶子商人。
这也就是为何黑田清隆会选上他了——既是萨摩老乡，又跟政界渊源极深，这北海道接盘侠自是非他莫属了。
五代友厚
五代友厚是个懂事的人，当黑田清隆跟他提起这事儿后，立刻非常识时务地背着一麻袋日元，往北海道各路大小官员的家里送了个遍，其中这黑田家更是送了份大的，就这样，在1881年七月，北海道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亲自拍板决定，将价值至少1400万日元的北海道所有产业的经营权，以38万日元的价格，30年无息分期付款的方式，转让给五代友厚来经营。
这等于是在白送了。
由于这事儿实在是干得忒大逆不道了，因此从商议到拍板这小半年里，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可让黑田清隆跟五代友厚万万没想到的是，双方7月中旬签的约，7月26日事情就上了报纸，之后一直到8月上旬，黑田清隆倒卖国产的事情就被各大媒体连续在头版头条上转载唾骂，弄得他非常郁闷：到底是谁出卖了我？
出卖他的人叫岩崎弥太郎，三菱财团的创始人。
岩崎弥太郎之所以要卖黑田清隆，主要是因为他当初也收到了对方打算将北海道国营改民营的风声，作为大财阀，自然也看上了这块肥肉。同时岩崎的胃口也不怎么大，只是想要北海道海运公司的那几艘船，结果不曾想那黑田清隆死活不肯卖，还拿了个很没营养的理由来搪塞他——你不是武士出身啊，你家是干商人的，出身不好，不敢信你啊亲。
岩崎弥太郎的祖居
这下岩崎弥太郎就火了，这家伙虽说确实是商贾人家的孩子，可却不是什么街头摆地摊的干活，早在幕末时代，就追随了著名的坂本龙马在海援队里讨生活了，现在这黑田清隆摆明了是不想给自己分一点点残羹还找那么low的由头来拒绝，让岩崎弥太郎着实感受到了侮辱，于是他决定报复。
报复的手法就是利用舆论，杀人于笔尖。
话说到这里，问题又来了，刚刚都说了，黑田清隆卖国产是秘密进行的，之前也没主动联系过三菱财团，那么这岩崎弥太郎又是怎么得到的风声？
答案是大隈重信告诉他的。
作为掌管全日本经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他比黑田清隆更清楚北海道当下的局面，也更明白官方经营的可悲下场，中央真要追究起来，黑田清隆枪毙，大隈重信也得充军，谁都落不到好，因此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他是支持将北海道国产委托给民间商人来经营的，但却并不支持给五代友厚，更不支持卖得那么贱。
按照大隈重信的意思，北海道可以给多个商家共同经管，当然，最好是能委托给三菱商社，毕竟岩崎弥太郎是跟着坂本龙马混出来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三菱商社和大隈重信的关系很好。
其实日本的每一个政治家的背后，都有一个财团在那里支持，这个从江户时代一直延续至今都不曾改变过。
也就是说，卖北海道国产其实是合谋出来的结果——北海道没钱了，中央又不想填无底洞，因此大隈重信和黑田清隆决定把这玩意儿给卖了，但卖的同时自己又不能没好处，于是便各自找了自己熟悉的商人，可结果黑田清隆那小子充分展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吃了独食儿，这下大隈重信不高兴了——你怎能动了我的奶酪？于是便发动了传媒界，准备骂死那厮。
那么传媒界为什么会听大隈重信的话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人叫福泽渝吉，就是现在印在一万日元纸钞上的那个老爷爷，他开创了一所大学，叫庆应大学，这所大学里出来的都是天之骄子，各个提笔定乾坤，他们中很多都去了三菱财团工作，还有很多在当撰稿人以及媒体编辑。
基于这种情况，使得黑田清隆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从7月下旬被骂到10月上旬，基本就快要疯了。
10月中旬，两伙人如同幼儿园里争执不下的小朋友一般，只得去找老师告状了——大隈重信跟黑田清隆分别写了个折子，送到东京中央政府，请求天皇圣断。
10月12日，刚刚结束全国巡幸才回到宫里的明治天皇在听取了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两位上卿的意见后，就北海道一事下了圣旨：大藏卿大隈重信主管经济不力，导致北海道经济崩盘，并发生了贱卖国产这种可悲可恨的腐败事件，应负主要责任，着，罢免其大藏卿一职，回家种地去吧，钦此。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当让人跌眼镜的结果。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比较危险的明显是黑田清隆，因为无论是事情本身的操盘责任还是民众舆论的风口浪尖，都对这位北海道开拓长官大大滴不利。
但他终究还是挺了过来，不但挺过来，还反咬了政敌大隈重信一口，这是为什么？
其实黑田清隆逆袭成功的原因已经跟北海道没关系了，而是缘于另外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立宪。
话说在1875年的时候，明治天皇曾下过一道诏书，说是日本进入了预备立宪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拥有一部宪法，从此在文明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这是一件大好事，但问题是日本从来都不曾定过宪法，也不知怎么订，于是便只能参照当时的西洋列强，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也好让自己学习模仿一下。
结果当时的中央政府里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日本应该学英国，以大不列颠宪法为蓝本；而另一派则觉得应该学德国，参照普鲁士宪法，制定出日本自己的根本大法。
前者以土佐，肥前出身的官僚为主，而后者，则多为萨长党阀。
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力挺搞英国式宪法，而萨摩人黑田清隆，则是普鲁士宪法的坚决簇拥者。
跟黑田清隆一派的，还有时任内务卿，后来的日本初代首相，长州出身的伊藤博文。
较之黑田清隆，伊藤博文的能耐显然要大得多，大隈重信的既是此人，那么被摁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这样，随着明治天皇的一道圣旨，大藏卿大隈重信成了一介老百姓，而黑田清隆则分毫未损，除了报纸上时不时还有那么一两篇无关痛痒的豆腐块文予以抨击之外，便再也没了其他下文，至于北海道的那些官产，仍旧是落在了五代友厚的手里，连价格都没变——38万日元，30年无息偿还。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
事实上整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土肥派跟萨长派在那里借着立宪到底参照哪国为中心撕逼，然后正好碰上北海道事发，于是大家纷纷调转枪头，高举打击腐败阻挡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旗互相撕咬起来，尽可能地打算把屎盆子往对方头上扣，好让对方滚出政坛。
至于这流失的国有资产该如何追回，腐败到底应不应该一反到底，结果你也看到了，黑田清隆官居原职，五代友厚照收国产。
甚至宪法，亦不过是个幌子，因为那部出台于1889年的《大日本宪法》参照的既非大不列颠也非普鲁士，而是一部纯粹的，充满了日本特色的宪法，里头直接以法律的形式把天皇定义成了神，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朕即国家。
也就是说，什么英国派啊德国派的，都白吵了一场。无非就是由土肥派跟萨长派长期不对付而产生的另一场局部交火罢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日本，虽然明治维新确确实实地增强了国力这个不假，但由于日本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和其他西方列强完全不相同国情的国家，因此不得不在文明的道路上由自己摸索着不断前行，而在这个过程中，由制度残缺所引起的诸如腐败，动乱之类的事情自然也是无可避免的，而那些钻了制度律法漏洞从而中饱私囊的家伙们，往往也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比方说在制定宪法后又召开了国会，而日本国会从第二届开始就有了各种暗箱操作，贿选事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即便是战后接受民主改造搞以民为本制度了，也依然有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只能是等一个乱子出来以后，才能制定一套相对应的制度来亡羊补牢——比方说在战后很久一段时间里，日本卖血现象相当严重，医院给病人输的血很多都是直接从血头那儿买来的，这种毫无卫生保障的血液让很多人都在输血之后又感染上了许多其他疾病，而官方则因为多年如一日地拿着来自血头血霸的好处从而多年如一日地就当这种事情如同没发生过一样不闻不问。一直到1964年，时任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遭一疯子拿刀捅伤，在医院接受输血后感染了肝炎，这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先是修改了精神卫生法，再是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了卖血行为，就这样，日本的病患们总算是能用上一管干净的血了。
从明治维新算起，日本是整整走了一百多年，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是一条避开了就绝对无法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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