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黄进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聘研究员,院士。
采写:郝倖仔,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研究员。
历史沿革与旧馆改造
中华读书报:2018年是殷墟考古发掘90周年,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建所90周年,去年底甲骨文又刚刚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众所周知,史语所在1928-1937年十年间共计15次殷墟考古所得的遗物,一直保存在位于台北南港的“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陈列馆。您做过七年史语所的所长,目前又主管“中研院”的人文学科,所以想请您就此相关话题谈一谈您多年来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中的经历与感受。
黄进兴:史语所文物陈列馆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33年在南京创建的中央博物院。当年建院的初衷是,傅斯年和李济等人认为史语所在做完挖掘、整理、研究等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之后,应该有一个可以布展的区域,陈列和展示这些古物,让社会大众有所了解。1949年后,中央博物院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史语所15次发掘殷墟所获文物也随之落户台北南港,所以史语所这边也需要再建一个可以展览的场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文物陈列馆的样貌,是1997年开始进行规划与改造,费时5年建成的。此前的文物馆比较简陋,更像是一个储藏室。
中华读书报:据说早期旧馆在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和材质选用诸多方面不是很专业:譬如说大量使用像木头这样容易产生蛀虫的有机材质;所有的门窗都有缝隙,以至于曾经出现蟑螂死在青铜器里的事情;因为各方面指标不够,除却接待外宾,平日很少开馆等等。现任馆主任黄铭崇研究员是学土木建筑出身,对此尤具专业敏感。他跟我介绍说,因为史语所的研究人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不通布展之事,最初就是找了一个台北故宫展览组的人,帮忙布置了一些展柜。所以很早就想改建,1997年开始封馆重装。
黄进兴:现在改动蛮大的,有机材质的东西已经很少了。
中华读书报:还有一点改装是出于安全考量。早期旧馆的大门后面就是一楼展厅大门,一楼主要展示考古文物,多为国之重宝。这就产生了一个隐患——只要骑一个重型机车就可以直接冲进一楼展厅。所以重装之后改为一楼不开门,进馆直接上二楼,看完二楼再下一楼,以避免被人长驱直入。
黄进兴:是的,改造之后的确设计精巧。
旧馆以前是不开放的。改造重建之后,星期三和星期六对外开馆。近年来由于参观者众多,所以从去年开始又加了一天星期天对外开放。由于人员和安全的问题,目前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开放。但在我们的努力下,现在大众参观史语所文物馆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
殷墟古物与两岸合作
中华读书报:当年殷墟古物来到台湾也是过程曲折。两岸考古学界以殷墟为核心生发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与探索,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黄进兴:是的。史语所的文物陈列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为它70%的收藏,是史语所在1928-1937年十年间15次安阳考古所得的遗物,殷墟周围的遗址像山彪镇、琉璃阁,也挖了一些。1928年7月史语所刚一成立,即派考古组的董作宾前往安阳,拉开了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针对殷墟的田野工作才被迫中止。其后,史语所发掘所获殷墟文物随中央研究院颠沛流离,四处辗转,战争期间迁往四川李庄,1946年抗战胜利后迁往南京,1948年再迁台湾。到了台湾也很曲折,先是落脚杨梅,1952年才在南港找到一块地方,1954年才搬回来,尘埃落定。今天位于台北南港的史语所文物陈列馆所陈列的商代文物,几乎全部是当年发掘殷墟所获,因为皆来自于科学考古,所以学术价值特别高。2012年,“中研院”史语所的殷墟武丁遗物和大陆1976年发掘殷墟妇好墓的出土文物在台北故宫举办了一个联展,轰动了考古学界。武丁是商王朝后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妇好是他的王后。所以大家都说是夫妇3000年后在台北团聚了。
中华读书报:为了了解两岸考古学界对这次联展的投入,我还专门访问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陈所长说这次名为“殷商王后:武丁与妇好”的文物联展是两岸学者围绕殷墟合作最成功的一次,实际上就是“中研院”史语所和社科院考古所两个所的精诚合作。殷墟妇好墓是1976年被社科院考古所发掘出土的,此墓保存完好,青铜礼器和玉器数量都很可观。妇好墓文物现收藏在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以及河南博物院等单位。这次联展主要是把存到社科院考古所和河南博物院的妇好墓出土文物拿到台北去了。
黄进兴:这次联展的参展文物来源有三:第一,我们史语所所藏1001号大墓的出土文物。学者通常认为1001大墓就是武丁墓;第二,史语所所藏殷墟甲骨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妇好的占卜,我们就把相关内容的甲骨挑选出来参展;第三,再加上社科院考古所挖出来的殷墟妇好墓的文物。这三个来源,当时确实都是倾巢而出。
中华读书报: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前站长唐际根研究员也说,武丁墓与妇好墓文物,能够如此集中、如此规模地在一个地方展出,台北这次联展应该是头一回。即便在北京,办这个主题,也未必能办得到这个规模,因为史语所的1001大墓过不来。
黄进兴:后来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都希望能把武丁和妇好这两批遗物请过去联展,虽然有来交涉,却也一直未果。美国那边的联络是现任馆主任黄铭崇负责的。
中华读书报:黄铭崇主任说美国对此感兴趣其实很早。美国收藏和研究亚洲艺术品最大的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位于华盛顿国会和林肯纪念馆旁边的博物馆区)藏有一些安阳的古物,?所以有一个策展人Keith Wilson想要把Freer的藏品和史语所的藏品合在一起办一个安阳大展。但是后来Freer来了一个新的馆长,希望能够把台湾和大陆两边的殷墟古物联合起来办一个类似武丁妇好这样的联展。史语所文物馆这边当然没有问题,但是Wilson显然搞不定大陆和台湾这两边,所以后来就没有做成,应该就是您所说的联络了但是未果。
黄进兴:在我任上,两岸围绕殷墟的合作交流还有过几次尝试和努力,时任史语所考古学门召集人的陈光祖研究员具体负责此事,还曾经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虽然最终未能实施,有的是手续问题,有的是经费问题,但是大家都意识到殷墟是两岸学术交流的好题材、好平台。
中华读书报:其实大陆也非常重视殷墟和甲骨。去年大陆还为甲骨积极申请《世界记忆名录》并成功入选。
黄进兴:文物陈列馆除了最主要的安阳考古遗物,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藏品,像山东考古文物、敦煌文书、内阁大库的档案,还有前辈学者在西南地区做的调查资料,以及1950年代以后在台湾本土从事考古的遗物。总体来说,馆藏丰富,设计精巧,是一个形式上和内容上都相當完美的艺术收藏。
中华读书报:文物陈列馆藏有一批董作宾写给台静农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它们的来源以及最终得以保存在史语所的过程,引发了我很多思考。这批藏品原本属于台家后人所有,后来办展借来之后,想要把这批作品留下,但是没有理由要求台家无偿赠送,所以就找拍卖公司来估价,等于给家属一些补偿,估了200万台币,相当于四五十万人民币。家属也同意了。但找“中研院”、找台大都要不到钱,最后是时任馆主任的李宗焜研究员动用私人关系找一个企业出了这笔钱。如果这批作品不能集中、完整地保存在史语所,最后很有可能就是被送去拍卖行,拍卖之后就流散了。这件事非常具有社会意义,应该引起学界的普遍思考:学界应该欢迎和培养更多“附庸风雅”的有钱人,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把财富用到推动社会文教事业发展的方向上来。这种没有利益回报的商业募款,更多时候靠的是因缘际会,或是专业爱好,或是私人感情。有此等机缘的学人如果能有心做出努力,也是对学术莫大的功德。李宗焜还特别强调这件事情能够做成,要感谢时任史语所所长的您,感谢您信任他的专业,充分放权;细节上不会指手划脚,需要帮忙的时候还能鼎力相助;事成之后又乐道人善。他说非常喜欢您这样的领导,虽然您看起来好像不太管事。他去年已经离开史语所,被北大“挖”走了。这段评价应该是客观的。
黄进兴:谢谢!这件事我有印象。董作宾和台静农是两位标志性的文化人物,二人的书法现在都很火。后来文物陈列馆还专门为这个捐款的企业办了一个捐赠展,企业也觉得这个钱花的很有面子。皆大欢喜。
学术研究型博物馆
中华读书报:我看到咱们的文物馆基本上都是整墓展,像东周的山彪镇一号墓,就是将考古发掘中整个墓葬里的出土文物和盘托出加以展示,破损的也展,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展品外观看起来都很完美。台北故宫则侧重于做精品展,因为他们的藏品大部分来自清宫,清宫的物件基本上都是精品。黄铭崇馆主任介绍这一特质时,还讲了一件好玩的小事,正好印证您所说的二馆之异以及史语所文物馆的学术研究特质:龙山文化出土的陶片有花纹的不多,馆里把有花纹没花纹的陶片都拿出来展,结果台北故宫的人来了,看到就问:“这破片为什么展?”
黄进兴:整墓展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呈现的是考古的脉络:这件东西在墓里面,跟墓主的关系怎样,墓与墓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作展的考古文物都是我们自己挖的,这是我们的特色。有一次在台湾开印度太平洋史前学会年会(Indo-Pacific),会上学者来看时都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博物馆。
中华读书报:文物馆的导览也因为“研究型博物馆”的性质而呈现专业性强的特点。当时为我做导览的是资深馆员吴秀玲小姐,她专门为我一个人讲了两个钟头,没有讲稿,一边讲一边融入自己多年专业研究和布展的经验,所以常有灵感迸发。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她在亲手布展1004号商王大墓中出土的360个铜矛头时,刚开始想要把它们摆成行列之间横平竖直,但是不管怎样摆都对不齐。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看似一样,实际上每一个大小、宽窄都不一样,肉眼难见差异。可见它们不是一个模子浇筑出来的,不像秦始皇墓出土的武器,都是成批量的规格化制造。而且手摸边刃的时候还能感觉到锋利,足以划破手指,可见制作工艺精良。我也听过台北故宫的导览,相形之下比较大众,以介绍为主。相信每一个博物馆的导览都会根据本馆的性质来调整自己的讲解风格。
黄进兴:来我们这里参观的更多是各个专业的学者,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博物馆的馆员,站出来讲解,总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准,所以他们也很自觉地苦练内功。当然如果有中小学生来参观,他们也能根据对象来调整。其实不光是研究馆员,文物馆还面向社会招募导览志工。应聘者有资深的高中老师,有办私塾的先生,都很积极热情。除却指引路线、看管场地的分工,凡是能够上台去做讲解的导览人员,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考核和训练。
中华读书报:贵馆考古库房的管理也是学术标准化的。社科院考古所的陈星灿所长说他曾经进去看过,感叹你们“管理得真好”。当时是因为研究水牛,他想找一块水牛的骨头,通过做DNA的测试来确认是水牛。因为安阳当年发掘出很多水牛头,但都找不着了,现在说有多少多少水牛头,其实都是黄牛,没有水牛。结果还真在史语所文物陈列馆的考古仓库里找到了一个残破的牛头。跟陈星灿所长、包括安阳工作站前站长唐际根,以及文物陈列馆前后两任馆主任李宗焜、黄铭崇聊天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中研院史语所和社科院考古所这两个所之间的关系的确很融洽,真心肯定对方,同时也不忘展示一下自己。比如黄铭崇会常常跟唐际根开玩笑说:“你们发掘出来的东西都是toyota,我们1136、1137里的东西都是Bens以上的。”陈星灿所长也会在真心叹服史语所考古仓库管理得好之后说一句:“这当然也跟他们后来增加的量不大有关,不像我们这里的仓库,到处堆得像红薯一样。”说说笑笑很轻松,都是真性情,都很可爱。我很受感染。
黄进兴:的确如此,你很敏锐。史语所迁来台湾之后,一方面只能做台湾考古了;另一方面,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从李济到高去寻、石璋如,都是把全部的精力用来整理1928-1937年那十年殷墟考古的成果,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整理完。考古的东西都是属于考古组的,保存在考古库房中。文物陈列馆事实上就是一个展览馆,是史语所对外的窗口。展品都是借来的,殷墟古物来自考古库房,内阁大库档案来自傅斯年图书馆和档案馆,少数民族展品来自民族所等等。
中华读书报:黄院士,非常感谢您为大陆的文物和史学爱好者带来如此精彩和详尽的介绍,您的视野与感受和文物陈列馆本身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