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长空:民国时期的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

我们的父亲张强邻1931年从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毕业后，被推荐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担任体育教官，在职期间培养过许多优秀的空战飞行员，他们抗战中大多为国捐躯。我们根据父亲生前讲述并查阅史料撰写了此文。

张强邻

确定中央航空学校校址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后，在强化武装部队的同时更需要建立一支能战斗的强大空军，蒋介石深知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空军的空中支援和打击力量，加之日寇猖狂的对中国侵略野心已显露，于是开始筹划和着手建立一支自己能统领的空军以及为空军培养能勇敢战斗的飞行员学校。经过一番准备后，1928年11月在南京中央军校成立了航空队，张静愚任队长。航空队学员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五、六期及军官团毕业生作为基础，飞机由海内外华侨筹资向德国购买了34架，后又向英国购买一批摩斯教练机，以适应航空队的扩大和发展，由于华侨高涨爱国胸怀慷慨解囊热情捐助，给予初建的航空队物质上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显示出全国同胞团结一致的强烈爱国热忱。

1929年6月将一、二两批学员分成两个班作为空军人选，以后又改名为航空班，隶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成立后下设立各职能机构：飞行组、学课组、机械组、顾问组、学员队、实习工厂等。黄秉衡为班主任，毛邦初为飞行组组长，并请德国人福克斯、罗宾斯等为顾问，飞行教官大都出自当时全国的南苑航校、东北航校、保定航校、云南航校。地点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侧面的复成桥原工业学校，至1931年航空班毕业，原有学员100余人只留下83人，都分配于军政部航空署下属的七个航空队中见习，并作为队中的骨干，在此已打下的基础上就能够得到顺利发展。

1930年蒋介石派毛邦初赴日本考察，毛回国后蒋要他在杭州、南昌、洛阳选择建立航校的地点，经多方面的分析和考虑，决定选择靠近蒋介石浙江宁波家乡的杭州临平附近的笕桥建立中央航空学校校址。笕桥处在沪杭铁路线上，交通十分方便，又离中外闻名遐迩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不远，后勤供应充足，在电信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对航校也比较易于掌握控制和联系。

民国时笕桥中央航校老照片

1931年春，在笕桥原浙江农业学校及蚕桑学校地址上大兴土木，改造原军营，修建几排平房，扩建笕桥机场，成立军政部（中央）航空学校，将南京航空班空勤、地勤及设备全部搬迁到杭州笕桥，聘请美国顾问的同时还向美国购买一批当时比较先进的弗力提、道格拉斯、可塞型号的飞机（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机型）。1932年9月1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诞生。蒋介石极为重视空军建设，随着日寇侵占东三省，决心在空中抗击日寇侵略野心，因此他亲自兼任校长，派毛邦初为副校长，负具体责任，并选择一批工作能力强、专业水平高任航校各部门教官，决心培养一支英勇善战能抗击日寇的空军队伍。1932年高志航奉命前往航空委员会报到，任飞行教官，后担任驱逐机四大队大队长。此时期的中央航校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各类施教人员配齐，教育设施完善，人员也增加到300余人，又增设不少的辅教机构。如校长办公厅主任蒋坚忍，飞行科科长曹文炳，教授科科长孙琰，机械组组长郭力三，电讯技术组组长尤家章，气象组组长胡信，体育组组长金兆均等。

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不抽烟不喝酒，注重军人军风纪，因之他要求航校的在职军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航校空地勤人员统一着装，配有武装带，戎装穿着十分帅气，夏季为白色帆布军装，无论天气再热，汗流浃背，颈上风纪扣必须扣住。训话时腰间配有中正短剑的航校军官手戴白手套，笔挺站立，眼光目视他，不准游移。从目前有关笕桥中央航校的史料老照片上都可清楚看到这些服装整洁的空军军官军容军纪面貌。

抗战中，航空子弟学校在陈鸿韬校长带领下迁往四川成都，子弟校为以后空军培养了不少接班人。航校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飞行学员，大都来自中央军校八、九两期学生和全国高中生中遴选，这些人文化程度高些，理解飞行原理和接受飞行科目训练能力也较强。在加强空军建设的同时，又在笕桥机场新建两座飞机棚及气象台、修理工厂。

严格培养飞行员

此外，必须提及到的是，航校当时培养新飞行员十分严格。在中央航校内新建一个标准游泳池，水质清澈，还设有跳板，利于飞行员的体格锻炼。夏季热天空地勤人员都乐意参加泳池运动，空军队的体育比赛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许多优秀飞行员也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在足球、网球、篮球等运动方面非常出色。

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学员

航校聘请了以裘伟德上校为首的美国顾问团10余人，其中以H·T罗立德为首的飞行教官有10人，飞机机械顾问两人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训练中国飞行教官。美国顾问团还根据美国标准，在航校与全国空军部队内的飞行员里，进行体检和飞行考评后，选定10个中国飞行教官，其中有高志航、刘超然、王天祥、陈栖霞、崔沧石、石友信、王叔铭等。在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及培养的飞行员在抗战中没有牺牲的以后都成为空军骨干，级别都是在少将以上，到台湾后成为台湾空军领导层，撤到台湾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撰写过回忆录，真实地介绍中央航校及抗战中的空军事迹，作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保存下来。

在飞行训练中，过去飞行员来自多方面，因此多样，其中有日本、欧洲的训练方法，此时的训练方法完全采用美国的训练和飞行技术标准的一套方法，以每5—6人为一组，由中美飞行教官各负责一组，训练一定时间后，由美国总教官进行考评，不合格者即被淘汰。所使用的飞机及器材也全部是美国的。航校招收18至22岁以下，身体条件适应飞行的高中毕业生或大学生。对入伍生的体格要求十分严格，据史料记载，许多成为驱逐机飞行员的入伍生不少从燕京、清华、圣约翰等名校出来，文化素质及品行素质都很高。特别是爱国热忱高昂，忠于国家，抗战中大多为国捐躯。据统计资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期应试者达一万余人，经过体格及文化考试筛选后，及格者仅400人，占总应试者的4%。录取后的学员先行入伍，进行为期一年的陆军基本训练，通常在杭州大营盘（现浙江省立体育场、浙江日报社一带）至松木场、跑马场一带进行野外体能锻炼。

体能训练极为严格，对飞行员的要求十分高，必须达到体能训练要求，完全从实战出发，强化空战意识，在斗志上要完全压倒倭寇。这项训练由体育教官张强邻担任，训练结束后转入航校本部，进行飞行训练，安排十分紧密，每日半天飞行，半天理论学习，学习的理论课程有：飞行原理学（包括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原理）、飞机发动机学、飞机构造学、航行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英文、体育以及发动机学的工厂实习。

飞行学员的训练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要求非常明确，大致以飞行时间60小时为一个阶段。初级是飞行中的基本训练，中级是技术训练，高级是战斗技术训练，并分为轰炸、驱逐、侦察三组战斗技术训练。轰炸组使用的是道格拉斯型号轰炸机，驱逐组使用的是霍克（或塞克）型号飞机，侦察组使用的是可塞型号的飞机。飞行学员在飞行训练中淘汰率很高，几乎占每期学员的三分之一，被淘汰的学员转入飞机机关枪枪手、侦察员、摄影员、无线电员或地勤机械科。政治训练处抓学员平时的政治教育。培养的航校驱逐机飞行员从不畏惧日寇，激战空中，血战到底，以大无畏的气概压制日寇的侵略气焰。

航校迅速发展

航校成立后，关系到今后晋升的资历，因此为谁是航校第一期毕业生争执不休，后由蒋介石裁定，由航空班毕业生为中央航校第一期毕业生，航校成立后所招收的第一批学员为第二期。

航校的迅速发展，1932、1933年已有450余人的飞行、地勤保障队伍，为鼓舞军心、激发士气，创作了航校校歌：“得遂凌云愿，空际任回旋；报国怀壮志，正好乘风飞去。长空万里，复我旧河山。努力！努力！莫偷闲苟安，民族兴亡责任待吾肩。须具有牺牲精神，并展双翼一冲天。”这首校歌对飞行员起了极大的激励。为鼓励有志青年积极加入空军，作好亲属工作，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时，还举行盛大的“恳亲会”，凡是学员家长不论路途远近，甚至海外华侨，邀请来杭州，路费及食宿全部由航校解决，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说：“你们毕业出去以后，要忠勇为国，即使阵亡牺牲，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我会给你们负责的！”“恳亲会”结束后，蒋介石还赠送各家长杭州名产“都锦生”丝绸缎一匹和许多土特产。

民国时期飞行员拍摄的笕桥机场

1935年，蒋介石亲自参加了笕桥中央航校第四届毕业生典礼，选送第四届毕业生中优秀生赴美留学深造。因此有不少有志知识青年积极报考中央航校，特别是国内一些名校大学毕业或在读大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空军。

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

1934至1935年在笕桥和美国合资建立了“杭州飞机制造厂”，名为飞机制造厂，实际只是飞机装配，所有材料、结构件、发动机、机翼、机身、枪械、成品、半成品等都由美国提供，制造厂只是按美国提供的图纸来料加工与装配，装配后的飞机经美国飞行规范试飞合格后，提供给航校和空军。加之，蒋介石又收买改编了陈济棠的空军，当时有飞机4500架左右。1933年为了提高空军在各军种兵种中的地位，提出一些优厚条件，制定空军新的官价和级别，分为普通军官和飞行军官月薪，飞行军官月薪几乎是普通军官的1.5至2倍。当时空军中只有周至柔与毛邦初两个少将，航空委员会改组后，由宋美龄任秘书长，授予“空军中将”衔。

1935年周至柔以十八军副军长身份，从欧洲考察航空回国，由陈诚推荐，被正式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蒋介石重视有生力量的培养，特别是军事教育系统，兼任全国各军事院校总校长，他认为空军已壮大，在陆军方面已有陆军军官学校，在空军方面必须要有空军军官学校，成为军队培养人才专门学校。故令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此时毛邦初被派往出国考察，蒋坚忍为学校副校长（兼校长办公厅主任和政训处处长）。

随着空军的发展，航校从第五期起扩大了招收飞行学员的计划，除在南昌开办过一期飞行训练班外，1935年5月还在洛阳建立了分校，1936年在广州建立了分校。

“八·一四”空战中的中国空军编队

1936年周至柔由航校校长升为航空委员会主任，少将军衔。宋美龄为航委会秘书长中将军衔，由黄光锐继任航校校长。时隔仅仅半年，又调陈庆云继任。1937年航校迁离笕桥，黄光锐在著名的“八·一四”空战中担任杭州地区空军指挥官。

在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曾在笕桥中央航校召集空军飞行人员讲话，他说道：“一旦对敌作战，务抱牺牲精神，要有必死决心，不要顾虑家庭父母妻子。如果光荣成仁，我会负责赡养！”并规定空战奖励制度，规定“击落敌机一架，奖励一万元；炸沉敌军舰一艘，奖励三万元；本人作战阵亡，抚恤一万元，”激励空军誓死捍卫国家领土不受侵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寇不断炸轰炸杭州及其周边地区，严重威胁笕桥空军基地。笕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决定迁移，根据战局需要，航空委员会决定在接受高级飞行训练的师生中，编建一个轰炸中队和一个侦察中队，高级教练机全部留下用于协防上海保卫战。一些飞行教官及学员驾其他教练机迁移，学校学员和军官以及工厂设备、器材、装备、人员等全部乘火车迁往广西柳州。到柳州后，无法开展正常的训练和工作，日寇不断空袭，学校再一次向云南昆明巫家坝转移，最后以昆明王家坝机场及机场的全部营房，作为训练基地和学校用房，从此笕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改名为昆明中央空军军官学校。

抗战中为了抗击日寇的空中侵犯，保卫国家神圣领空不受日寇侵扰，国民政府在兰州等数处成立航委会空军总站，为了保密均采用代号，兰州是其中最主要空军基地，并在兰州接收苏联援华飞机依—15、依—16型及装备和苏联空军志愿人员，高志航等许多从航校出来的优秀飞行员也前往参加训练接收苏联新型驱逐机。

抗战中，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21000多架次，击落日寇飞机599架，炸毁627架，击沉击伤敌船舰8013艘，共损失飞机2468架，为国捐躯的飞行员、地勤6164人，为了纪念他们为国献身精神和抗战中的功勋，在南京中山陵的灵谷寺建立了空军纪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