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晚明时期自张居正以下，不断有人在思考如何整顿吏治，防止“庸官懒政”，但最终的效果却都是差强人意，终至于“虚文日盛而实政亡”。在位官员更是“为家念重而为国轻”，做“太平官”的理念已深入骨髓，而这种自上而下都不能勇于任事，甘于尸位素餐的官场生态正是明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明时期，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贸易发达，经济繁荣，这已经为学界所公认。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晚明政治经过二百余年的运作，却也已经是弊窦丛生，所谓“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官员人浮于事，庸官懒政现象十分突出。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开始提出各自的对策，并付诸实践，力图使大明王朝振衰起弊，除旧布新，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垂鉴。
张居正“考成法”的推行及夭折
张居正改革是明代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被后人视为晚明最后一道“耀眼的暮光”。考成法则是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于万历元年由张居正提出，所谓“考”即考核，“成”就是官员的办事实效，或称治绩。换句话说，考成法就是考察各级官员工作是否落到实处的法规，其目的则在于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庸官懒政。
在“考成法”实施之前，明代虽然也有官员考绩制度，但完全由各个政府机构长官负责，而这些长官与下属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因此，大多无法作到公正评判。考成法出台后，扩大了内阁的实权，内阁直接掌握监察系统，对行政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考核，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核的公正性，避免“人情考核”、“面子考核”的情况，对于激发各级官吏的工作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考成法”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考核标准的可量化和可操作性。
但是“考成法”施行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说就是操之过急，结果给地方官员和百姓造成了严重负担。由于张居正一味以钱谷征收和土地清丈作为官员考核的唯一标准，因此导致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升官发财，在追征赋役和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或者不切实际地强迫地方百姓在规定的期限内完纳赋役，史称“酷比”，或者则是虚增田亩上报，以求邀功请赏，百姓因此苦不堪言。
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了“考成法”急功近利的一面，认为“督复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而后来既得利益集团正是抓住这一点，群起而攻之，遂使这一改革措施最终夭折。
吕坤对吏治的批评
吕坤是明代晚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万历二年中进士，历任地方知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最后官至刑部左侍郎，逝世于万历四十三年。
吕坤步入仕途之初，正是张居正改革开始推行之时，正由于此，他的思想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张居正的影响，在其晚年为张居正文集所作跋语中就说，张居正之学为“笃实之学”，其丰功伟绩不可磨灭，“一言以蔽之曰任”，也就是勇于担当。
在吕坤的眼中，当时的明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是浑浑噩噩，醉生梦死，“贤者十一，而惰不事事者常九也。以造册虚文为壅蔽之具，以点查虚套为可科罚之私，昏昏如卧穴之狼，泄泄如处堂之燕，不求济事，只是扰民”。这些人都是“把天地间真实道理作虚套子干，把虚套子作实事干”，在位期间毫无建树。
而之所以造成这一因循守旧的局面，他认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当事者主观上的不思进取，养成了“苟可以”的心态，在任期间但求无毁无誉，“窃位而苟禄，备用而全身”，只盼望做个太平官，所以都是些“碌碌庸人”。
其次，则是科举考试与政务实际的脱节，导致很多官员实际上并没有能力从政。吕坤特别指出，明代万历十四年以后，科举考试的题目和文字都愈发偏怪，应试者所作文章“如墓中说鬼话，颠狂人说疯话”，文章“到不省得到处才中，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经过如此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又怎么能够期望他们有所建树呢？
再次，选拔机制的唯上不唯下也是原因之一。官员的迁降主要取决于上官的意志，导致“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功夫”，所以自然也就不会留心民瘼，真正勤于政事了。
复次，官场上还存在庸官驱逐良吏的效应。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大多数官员都是得过且过，因此士人一旦入仕后，也“只能在弥缝涂抹上下工夫，更不敢得罪一人”，很快便随波逐流，“举世成了通套”。那些刚开始还想有些作为的官员只要稍微有所动作，周边同僚马上“或附会以诬其心，或造言以甚其过”，所以最终也是“灰心丧气，竟不卒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吕坤在任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期间，著有《实政录》一书，便是他针对地方官场普遍存在的庸官懒政现象而作，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该书中，他对上至督抚、下至普通巡检、驿递的职责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不过，吕坤的这些规定，大约最终也只是成为纸面文章罢了，并未能真正得以推行。万历二十五年，时任刑部侍郎的他向万历皇帝上《忧危疏》，指陈时政之弊端，甚至直接批评皇帝懒政导致朝政混乱，由此触犯忌讳，被勒令致仕，结束了自己的官宦生涯。
袁黄《当官功过格》的流行
晚明时期善书盛行，其宗旨则不外是劝人行善积德，以换取将来的福报，其中贯穿的自然是一种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流行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官员亦不例外。事实上，明代地方官员在上任时也往往要向城隍神发誓，认为自己与城隍“阴阳表里”，共同管理地方，希望得到神灵的帮助，而一旦有“怠政奸贪，陷害僚属，凌虐下民”的情况，便会得到神灵的惩戒。从本质上说，这样的就任程序同样是建基于因果思想之上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晚明时期特别出现了一种专门供官员使用的功过格，也就是袁黄所著的《当官功过格》，这一功过格规劝官员积功避过，以求为自己、为家人累积福报，在当时曾经风行于晚明官场，流传甚广。
《当官功过格》的作者袁黄是晚明善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万历十四年进士，曾任河北宝坻知县，在任期间，为地方兴利除弊，很受人们拥戴，所以他对于地方政治的运作有着切身的体察，对晚明的惰政也有清醒的认识。
《当官功过格》最大的特征就是将官员的功过指标进行量化，将官员职责归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总计列有“功格”58条，“过格”42条，他显然希望地方官员每日通过功过格反躬自省，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施政思想和行动，努力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官员，避免成为“庸官”。
清代名臣陈弘谋曾经高度评价《当官功过格》一书，认为它对于地方官府应兴应革之事，条分缕析，“即其得失之轻重，以定功过之多寡”，使官员知道自己“无刻不在功过之中”，因此自然也就会勉于从政了。
与袁黄的思想一脉相承，晚明山人陈继儒进一步发挥功过格的意义，提出了“公门修行”的说法，所谓“当官若不行方便，做甚么？公门里面好修行，凶甚么？”这种倡导公门修行的理念，也就是借因果之说来劝导官员积极施政，趋善避恶。
总而言之，尽管晚明时期自张居正以下，不断有人在思考如何整顿吏治，防止“庸官懒政”，但最终的效果却都是差强人意，终至于“虚文日盛而实政亡”。在位官员更是“为家念重而为国轻”，做“太平官”的理念已深入骨髓，而这种自上而下都不能勇于任事，甘于尸位素餐的官场生态正是明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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