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书彬，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原《看历史》杂志记者，现厦门“故事岛”工作室主编。本文为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在教堂密集的澳门，高大的哥特式教堂随处可见。相较之下，澳门的第一座新教教堂马礼逊教堂显得很不起眼，它安静、小巧，面积还不到一百平方米。
马礼逊墓地即在教堂旁，碑文简述了他的一生：“马礼逊，神学博士，首位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务27年，编撰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并大量散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那里安睡了，他是1782年1月5日在英国莫佩思生，1807年由伦敦传教会派驻中国传教，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译员长达25年，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
这段话概述了马礼逊的三项成就：译《圣经》、编字典和办学堂。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第一份近代中文刊物、并把西方近代印刷术引入中国。
对此，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写道：“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最有意义的人物。”
香港学者李志刚则写道：“马礼逊之来华，对于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
简言之，马礼逊以一人之力，开启了“西学东渐”之潮。
大门外的陌生人
1807年1月的最后一天，时年25岁的马礼逊，在伦敦东郊的格雷夫桑码头登上了“雷米敦茨”号，转道美国前往中国。
看着熟悉的教堂和钟楼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孤独和不安涌上马礼逊的心头。他在日记里写道：“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我对此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于是我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加觉得我所要去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三年前，伦敦会即确定了由马礼逊前往中国传教，并且打算派遣另外两到三名传教士与他同行，组成一个传教团。那些年里，对传教士来说，想要进入中国，就等于去尝试登上月球，结果便是除马礼逊外，其他传教士都拒绝了这一任命。其中一名牧师为了避免与马礼逊同行，还与伦敦会断绝了联系。
船到纽约时，马礼逊已平静下来。再次起航前，马礼逊和与他一起自英来美，但将转往印度的传教士戈登话别。想到这可能是平生最后一面，戈登泪流满面，马礼逊却很镇静。对此，《纽约观察报》的《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一文写道：“他不赞成他的弟兄过于伤心……他像屹立在码头上的一尊庄严的雕像，看来他脑中充满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
1807年9月7日晚上，马礼逊到达广州这个繁忙的港市。他在日记中写道：“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上千船民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
依照伦敦会的指令，学中文、编字典和翻译《圣经》，为马礼逊来华的三大任务，目的是为今后的传教事业打下基础。
但是，中华帝国正紧闭着它的铁门。
到广州未久，马礼逊即拜访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斯当东。后者曾经跟随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在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内为数一数二的“中国通”。他告诉马礼逊，清廷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违者如被发现，即会被当做“汉奸”处死。
后来，在斯当东的帮助下，马礼逊虽然找到了中文老师，但为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在晚间上课，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而且，马礼逊的中文老师还经常带着毒药来授课，预备着一旦被官府发现即服毒自尽，以免受牢狱之灾。
马礼逊也隐瞒了他的传教士身份，而以商人自称。不然的话，他会被很快驱逐出广州。
这是因为，当时在位的嘉庆皇帝，正在仿效之前几名皇帝的做法厉行禁教，以之为“整风饬俗之要务”。
明清之际，天主教进入中国。当时，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凭借“科学传教”策略，成功地以近代天文学知识引起了清廷的重视，并一度成为顺治皇帝的宠臣，但是，天主教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实现自上而下的传播，反而成为了朝廷眼中的“眩惑人心”之说。康熙年间，由于罗马教皇认为中国的帝皇及祖先崇拜违反天主教义，又引发了“礼仪之争”，康熙皇帝随即以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了天主教的传播。此后，从雍正到嘉庆，各个皇帝越来越敌视天主教教义。
究其根本，乃是因为清廷认识到，若放任西洋之说流布，会危及皇帝的权威。
对此，康熙皇帝曾告诫子孙：“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也就是说，他担心他治下的子民受到西洋人的“乱言”而生“二心”。
这种态度，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雍正皇帝曾对耶稣会会士巴多明说：“汝等劝化之教徒，目中唯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唯汝视听。朕知今日无所惧，鲜洋船千里沓至，必将生事。”至于乾隆皇帝，则直斥天主教教义“悠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
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
如果说，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直接交流，那么，马礼逊当属第二次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开拓者。
只是，和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比较起来，马礼逊在初至中国的日子里过得更为艰难。他感到自己既像乞丐，又像囚徒。清廷的限制政使他不能公开活动，伦敦会提供的经费也不够应付开支。
1808年4月1日，马礼逊在日记里写道：“迄今为止，由于我的开支很大，钱并不够用。早上我只吃一点面包和喝一些茶，晚上只吃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并喝一些茶。这造成我营养不足而无法维持健康。”
这种感觉对斯当东来说似曾相识。之前，当他所参加的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后，一名使团成员曾这样描述那场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像小偷。”
在最艰难的时候，马礼逊甚至想到了离开中国，是斯当东帮助他留了下来。
1809年，由于马礼逊的中文水平提升很快，斯当东将他引荐给东印度公司，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年薪500英镑，后来又上升到1000英镑。
这时，马礼逊已开始着手编撰《华英字典》。1815年，这部字典的第一卷出版。1823年，整部字典全部出版。
在《华英字典》序言中，马礼逊写道：“为收集这部字典的词汇，我花了13年时光。”
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对于两种文化的交流而言，一部字典的作用，无疑是最具基础性的。
除此之外，《华英字典》还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马礼逊在这部字典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及习俗等，做了全方位的介绍。比如，在解释“一”字时，马礼逊顺便介绍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
甚至，《华英字典》还是白话文之先导。比如，“使徒”、“铅笔”、“批评”、“消化”、“交换”、“审判”、“自然”、“必要”、“演习”、“半径”等，曾被不少学者视为由日本引入中国的汉语新词，实际上它们最早都是出自《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还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读本。比如，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林则徐）还向我……特别要一本马礼逊编的字典的完整本。”
在这本字典里，林则徐等人可以看到：马礼逊第一次把“liberty”、“freedom”等概念引入了中国，由于当时在中文语境中并没有合适的词汇与之对应，马礼逊便将之均翻译为“自主之理”。
“西学东渐”之潮
与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那一场中西文化交流比较起来，由马礼逊入华带来的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层次更深，影响更深远，真正开启了一场“西学东渐之潮”。
除《华英字典》外，第一部《圣经》中文译本、第一份近代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第一所面向华人的新式学堂，也都属马礼逊的首创。
如果说，以往耶稣会传教士所中意的为“宫廷路线”，那么可以说，让马礼逊更在意的，是文化在民间社会的传播。
1815年， 马礼逊和伦敦会派来协助他的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当时，由于禁教政策的存在，华人集中的马六甲被他们当做了适于传教之地。《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虽然是一份宗教刊物，但也传播了大量新知识，比如世界各国的“国俗”和天文、地理、物理等知识。此外，就像《华英字典》一样，《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造了“法兰西”、“侍星（即卫星）”等大量汉语新词。
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招收华人学生的英华书院。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们学习中国经典、《圣经》、英国文学以及地理、逻辑学、机械学、数学、化学、博物学等。后来，英华书院迁往香港。
1820年，马礼逊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顿合作，在澳门开办诊所。七年后，二人又在澳门开办眼科医馆，做为一家慈善医院，专为无钱看病的穷人服务。
1823年，马礼逊译本《圣经》全文出版。在翻译时，他提倡采用偏白话的文体。对此，他解释说，中国学者一向执着于文言文，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学者认为著书必须使用拉丁文一样，这种观念并不可取。他以朱熹著书的方式为例，“朱夫子在他的哲理论文中别开生面。因为新观念的传达，诚不如用浅白文字为好，文言文只可使旧观念复兴而已。”
此外，马礼逊还把西方近代印刷术引入了中国，他所著的《华英字典》为中国最早用铅活字机械化印刷的出版物。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在广州病逝。裨治文等传教士护送其灵柩到澳门安葬。马礼逊墓碑上的碑文除介绍了他的生平外，也写道：“（马礼逊等）所做的工作将由后人继续做下去。”
1835年2月25日，裨治文向广州、澳门的外侨发表了一份阐述马礼逊教育会目标的《通告》：“正如懂得汉语知识给外国人带来的强大优势一样，掌握英文将会给这个帝国的人民同样或更多的好处。为了让中国人获得这些好处，也为了继承马礼逊博士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我们提议组建马礼逊教育会……这个机构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兴建和资助一些学校，以教育本地青年。”
1836年9月28日，马礼逊教育会正式成立，并募集到4860英镑办学经费。
1839年11月4日，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是为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三年后又迁往香港。教学内容包括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宗教与德育、体育、音乐等。
也就是说，后来中国的现代学校的一般课程，在当时的马礼逊学堂都已包括在内，该学堂为后来的中国新式学堂之源流。
1840年，在马礼逊学堂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名录上，出现了一个英文名为“Awing”的孩子，他就是容闳。后来，容闳成为最早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后，容闳促成了清政府于洋务运动期间派遣四批幼童赴美留学。他们许多人学有所成，比如，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即是当时的留美幼童之一。
参考文献：
1，[英] 马礼逊夫人（编）、 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谭树林（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
3，张伟保（著），《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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