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改革调整背后的市场规律和报纸生存逻辑

（原标题：《京华时报》改革调整背后的市场规律和报纸生存逻辑）

每次有纸媒关停，总会引起网上一阵热议。最近网传《京华时报》要被进行“关停并转”改革，又引发各种讨论，有观点认为这是“纸媒”衰亡的表现，有观点认为这是纸媒内容生产方式落伍的结果，还有观点认为这是报业困境的体现。报纸转企改制大潮之后，有的报纸是全额或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有的报纸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各类报纸的经营模式并不相同，每一次报纸改革调整背后的原因都是多元的，从个案去谈论一种媒介形态的前途难免流于表面。《京华时报》是一份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在全国都市报领域也享有声誉，但近年也面临读者流失和经营下滑的困扰。从中国报业走过的市场化改革历程来看，高度竞争的北京都市报市场上的《京华时报》进行改革调整，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而是传媒市场规律下的正常现象，也是报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合理现象。

一、市场规律下的都市报行业结构调整

《京华时报》创办的2001年，正是都市报的黄金时代；2003年《新京报》创办；两报在竞争激烈的北京都市报市场上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时全国大多数一二线城市都掀起了一个创办都市报的浪潮，很多其他类型的报纸也调整定位转型做都市报，各地都市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报业经营的精英人物。利润丰厚的都市报成了各地传媒行业的宠儿，除了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之外，经营获利为所属报业集团输血也是都市报的一大任务。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市报市场进入过度竞争的状态，省级都市报、地市级都市报同城竞争的情况非常常见。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围绕着都市报的行业结构调整，最重要的规律就是市场规律。如果某个地区缺少都市报、市场需求大，那么就会有其他类型报纸转型成为都市报；如果某个地区都市报过度竞争，那么就会有不适竞争的报纸退出市场。

北京就是一个都市报过度竞争的市场，今天能看到的都市报还有《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法制晚报》等。十多年来，进进出出的都市报为数不少。《北京娱乐信报》2000年从《戏剧电影报》更名而来，曾经也是北京都市报市场上的重要角色，2007年放弃都市报定位，转型成为地铁报。《竞报》2004年创刊，2014年休刊，创办之初也是试图参与都市报市场竞争。《华夏时报》2001年从《中国物资报》更名创刊，最初也是都市报，2007年转型成为财经类报纸。《劳动午报》也做过都市报，2009年放弃都市报定位，回归成为北京市总工会机关报。今天如果《京华时报》面临改革调整，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

二、企业经营逻辑下的报纸产品整合

《京华时报》自2001年到2011年之间，隶属于人民日报旗下；2011转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新京报》于2003年由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个报业集团联合主办、光明日报集团主管；2011年转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两报相关企业资产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简称文资办）作为出资人。

《京华时报》和《新京报》主管主办单位和出资人的变更，使得北京都市报市场上的经营者主体格局发生了变化。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北京日报下属的《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与其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新京报》这四份报纸都是都市报。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正如优酷和土豆的整合、快的和滴滴的整合一样，同一个出资人旗下的互相竞争的企业或机构进行整合，是符合出资人利益的理性决策。《京华时报》的具体改革方案还未披露，网传信息称其将与《北京晨报》合并，正是避免了同一出资人旗下两个内容结构类似的都市类报纸的竞争。

三、技术、市场和制度因素决定下的报纸生存逻辑

技术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是影响传媒市场格局和传媒形态演化的基本因素。技术因素推动一种传媒形态的出现，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为其提供经济来源和规制框架。报纸也是以一定的传媒技术为基础，因应市场需求和政治需求而生；在制度提供的规制框架内，从市场上获得经营收入或者从其他利益主体（如政府、政党、企业或各类社会组织）获得财务资助以维持其经济运行。

技术因素导致传媒形态变革，改变传媒经营模式局势。基于新型传播技术的互联网出现之后，受众的媒介接触时间逐渐向互联网倾斜，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间普遍受到挤压；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受众的媒介接触空间也发生深刻变化，受众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接收新闻等内容信息，报纸原本具有的便携阅读优势不再。报纸的接触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受众群体萎缩，主要依赖大规模发行、获取市场广告收入的都市报经营模式受到首当其冲的负面影响。现在的传媒市场环境，难以支撑按照传统模式经营的数量众多的都市报。

从狭义的纸质报纸角度来看，只要对纸媒阅读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基于这些市场需求的报纸的生存空间就仍然存在，问题只是哪些报纸的经营模式要调整、哪些报纸要退出市场。同时基于政治需求的报纸的生存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会毫无疑问地继续存在。从广义的纸媒经营主体角度来看，是否继续出版纸质产品，是一个基于成本核算和企业战略的产品决策问题；不管是提供纸质产品，还是提供数字产品，能够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专业化内容生产总是可以获得市场回报的。

四、与“关停并转”相关的报业体制改革

现代社会各个行业，市场竞争力不足、产能过剩的领域出现“关停并转”都是正常现象，并不因为报业是个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的行业就例外。制度层面，与报业“关停并转”相关的制度建设也早已铺垫完毕。

印象中较早出现关于报纸“关停并转”的类似讨论，一个是2004年的报刊散滥治理，一个是2009年《中华新闻报》被停办清算。前者发生时，相关制度还不够健全，相关业界讨论都是针对报刊的散滥发行问题，并没有针对报刊关停制度本身有更多探讨。后者发生时，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是中国报业改革的进展和市场化运作的标志；主管主办单位如果认为报纸经营困难，主动申请停止出版、减轻财政负担是一个合理的决策。

相对于新兴的互联网信息行业，新闻出版行业的运行体制机制和组织经营管理都是相对滞后一些的。在新的传媒市场环境下，传统新闻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减少，但传统事业单位体制之下的新闻出版机构数量难以减少，故而政府部门早就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来为新闻出版机构的市场退出做出制度安排。

报纸“关停并转”的重要制度准备，是大约十年前开始的报刊退出制度改革和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2005年，在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中提到，“制定并实施全国报刊出版的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建立健全报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制度、报刊年度核验制度以及报刊出版退出机制等监督管理制“。2008年开始报刊退出试点工作，2011年开始进行报刊出版质量评估并逐步推进报刊退出工作。差不多同时，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推动符合改制条件的事业体制的新闻出版单位转制成为具备自身造血能力的企业。报刊退出机制改革和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都是针对新的传媒市场环境，一方面推动传统新闻出版机构进行业务整合升级、提高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吸取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妥善协调好改革过程中的资产清算和人员安置问题。

结语

在技术、市场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下，传媒形态的演化是自然趋势；只要某一种传媒形态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这种传媒形态就有继续生存的空间，但是相关传媒组织必须因应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经营模式或业务结构的调整。在中国的传媒环境中，制度因素会继续为部分报纸提供生存保障，同时也为个别报纸退出市场提供了制度准备。未来，个别报纸产品退出市场或进行业务调整的消息还会继续出现，这都是市场规律下的正常现象；从事专业内容生产的各类市场主体、包括报业经营主体仍然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韩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