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党VS钢笔党：海明威们都是哪种文具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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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写作方式来分，作家们现在可以分为电脑党和手写党。至于电脑问世之前，还可以有打字机党和手写党的区别。当然，如乔治·马丁大叔那般，坚持用DOS系统、运行WORDSTAR4.0文字处理软件来创作《冰与火之歌》，如今也算是一幅老派时尚了。

仅从手写党的作家来说，可以划分为铅笔党和钢笔党。

写《瓦尔登湖》的梭罗，家传就是造铅笔。年轻的梭罗曾在父亲的铅笔厂干了很长时间，罕为人知的是其为铅笔业作出了不小贡献。他为父亲的公司设计了四种硬度的铅笔，这种硬度划分法至今仍是美国铅笔硬度划分的主要方法。

纳博科夫在其最后一本小说《瞧，这些小丑》中写道，“你轻柔地转动着一支黑翼铅笔，我爱抚着它的各个侧面”，这让埃伯哈德·辉伯出品的黑翼602成为铅笔中的传奇。查克·琼斯则用这款铅笔画出了达菲鸭。

不折不扣的黑翼信徒要算约翰·斯坦贝克。斯坦贝克总想寻找一支“完美的铅笔”，众里寻他，最终情定埃伯哈德-辉博的黑翼602，“写起来果真如同在纸上滑翔一般”。斯坦贝克曾如此讲述自己怎么构造小说的人物：“如果他们欺负我，任意妄为，我就用铅笔制服他们，我不动笔，他们就动不了。”斯坦贝克用300只铅笔写完了《伊甸之东》，而写《愤怒的葡萄》和《罐头厂街》不过用了60只铅笔，难怪斯氏自认《伊甸之东》是其最得意之作。

欧内斯特·海明威以文笔洗练闻世，其写作往往三易其稿：第一遍用铅笔写，然后用打字机打一遍，最后再改一遍。用铅笔创作的第一稿至关重要，他声称“这33.3%的命中率对一个击球手来说已经是标准之上了。”那本著名的巴黎回忆录《流动的盛宴》，就是海明威一大早起来，带着两支铅笔、一只转笔刀和一个蓝皮笔记本跑到咖啡馆里写出来的。

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发明了致命的“糖衣铅笔”，一看就是铅笔党。罗尔德·达尔用的是狄克逊·泰孔德罗加铅笔，这种铅笔的标志是黄色笔杆，达尔还偏爱在黄色的纸上写作（无独有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同样喜欢用铅笔在黄色的纸上打初稿）。乔治·卢卡斯在写《星球大战前传：幽灵的威胁》电影脚本的时候，用的是同款铅笔。

19世纪钢笔刚问世的时候，算是高科技产品。伟大的维克多·雨果对钢笔不感冒，因为那时候像J.K.罗琳笔下的霍格沃兹学校里的魔法师一般，用羽毛笔才是写作的正统。简·奥斯汀用羽毛笔写出了《傲慢与偏见》，其自制的鞣酸铁墨水是独家配方：4盎司的鞣酸，2盎司的硫酸铁，一又二分之盎司的阿拉伯树胶，还要加上两品脱的啤酒，放上15天，每天还得搅和三次，耗时耗力。

钢笔诞生之初，最大的问题还是漏水。马克·吐温用的是古董级的康克林钢笔。马氏千挑万选，只觉得这款钢笔不漏水，不会把自己的书桌搞得一片狼藉。

迪伦·托马斯用经典的派克51钢笔写下了《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柯南道尔则用派克多福笔写下了夏洛特·福尔摩斯的故事，这款笔被国内文具控们戏称为“派克豆腐”。

尼尔·盖曼写小说《星尘》的时候，为了找到上个世纪20年代的感觉，特意买了只威迪文钢笔和一个大笔记本。“这是我自13岁以后第一次用钢笔，写作可以放慢一点，也可以让我用不同的方式遣词造句，我很享受这个感觉。由此我也可以修改第二稿，而不是在电脑上七拼八凑删减字符。我还很喜欢给钢笔加墨水的那种滋滋声，像一种仪式。”尼尔·盖曼说自己现在大约有60只钢笔，写作的时候喜欢每天换一种颜色的钢笔水，这样自己每天写了多少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斯蒂芬·金在写完《肖申克的救赎》那本中篇小说集之后，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此后坐在电脑前自觉难耐身体疼痛，索性改为手写。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用钢笔写作让他得以放慢写作，字斟句酌。这番用笔体会和尼尔·盖曼如出一辙。斯蒂芬·金用的钢笔也和尼尔·盖曼同一牌子，这位美国大师更是深情地把威迪文钢笔形容为“史上最强提词器”。

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娃有一张经典的老照片，可以看到她用的钢笔是犀飞利潜艇系列，这可是1945年各国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时的指定用笔。早逝的美国天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丝同样喜欢这款钢笔。

更进一步地划分，手写党还能分成站写党和卧写党。站写党的代表是纳博科夫，他喜欢在索引卡片下写故事大纲，然后自由编排卡片顺序，就像手动做分镜头剪辑了。或许因为动作幅度比较大，因此纳博科夫习惯站着写作的。卧写党的代表是杜鲁门·卡波特。此君绝对是个纽约瘫，但在写作上绝对是快手，号称平生所著都是在床上躺着完成的。当然，还有更特殊的，像菲茨杰拉德是醉写党，而J.D.辛格是裸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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