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不死”的南开中学(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东南沿海学府纷纷西迁，在战火中弦歌不绝。

据统计，抗战时期西迁到重庆的高校共有30余所，约占内迁西南高校总数的65%。内迁高校与重庆原有院校和新办高校加在一起，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达到38所，居全国之冠。这些来渝创办、发展的学校，不仅是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历史，更是抗战中国、中华民族抗击暴敌的缩影。从今日起，本报推出《抗战往事·高校西迁》系列报道，摘取其中几个精彩镜头，展现这段悲壮的历史。

1935年11月30日晨，汉口冬雨码头，开往宜昌的民生公司民权轮，乘客正陆续上船。小雨中，跳板上走来了准备到四川成都接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先生和夫人陈衡哲教授。刚登上船，陈衡哲回头便看见了一位身材高大，身着长袍的熟悉身影，此人正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

这一次，张伯苓是应邀到重庆参加禁烟委员会总会举行的一个会议。首次重庆之行，除了辣滋滋的川菜外，重庆山高起伏的自然环境也给张伯苓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张伯苓以及南开中学便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伯苓敲定沙坪坝校址，首届学生在成渝两地招收

1935年12月下旬，回到天津的张伯苓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在重庆创办南开新校的行动。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重庆地方史研究专家张建中，向记者道出了这段精彩故事——

1936年1月14日，张伯苓分别给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一封书函，讲述自己拟在重庆购地建屋，开办南开中学第一分校的打算。张伯苓的计划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肯定，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批拨了5万元补助费，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则同意把经费2万元列入“二十五年度国家补助费预算内”，天津化工巨子范旭东也捐助了一笔钱。南开中学分校（后定名为重庆私立南渝中学）正式开始筹建。

当初，南渝中学如何选址一时难以定夺，选址在重庆南温泉还是沙坪坝，让学校校董难以抉择。“沙坪坝有当时的四川省立重庆大学，还有乡村教育实验区、卫生实验区、民众教育观等，这对南渝中学发展有种种便宜。”张伯苓最终将校址定在了沙坪坝。

在重庆社会各界的多方支持下，南渝中学建设十分顺利。以半赞助、半购买的方式，南渝中学筹备组在沙坪坝购得周、魏两姓土地300亩，南渝中学第一期校舍在1936年8月底建成，其中包括一座有22间教室的教学楼、一座临时礼堂、一个风雨操场、两层学生宿舍、一个食堂、一间盥洗室和一座教职员住宅。

1936年8月23日和24日，南渝中学在渝、蓉两地同时招考高一、初二、初一新生，报考人数近千人；当月28日放榜，共录取240余人，实际报到人数217人。当年9月10日，南渝中学举行了开学典礼，11日正式行课。

天津南开被炸，南渝中学更名为南开中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达到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目的，日军有意识地对中国各高校、中学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

1937年7月28日，日军占领天津后，29日一早便出动飞机、大炮轰炸南开大学，并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浇上汽油，整个南开校园的“大部房屋，悉成灰烬”，南开大学的中、小学部均被夷为平地。据1989年版的《南开大学校史》记载，当年南开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1/10。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唯有凭此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1937年7月30日，张伯苓在南京对《中央日报》记者如此说。

1937年8月，天津南开部分师生辗转来渝，继续工作、求学。张伯苓登报通告天津南开中学学生及家长，有条件离开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的学生可以转学到重庆南渝中学相应班级继续学业。8月16日至18日，重庆成都两地1500余人参加南渝中学新生入学考试，并根据与四川省教育厅的商定，首次招考女生，最终录取新生377人。

随着战区的扩大，战区学生也不断逃难来到大后方，天津南开中学部分教职员、学生也相继来渝。到1938年春季开学，南渝中学学生已逾900人。1938年12月，重庆私立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以示南开学校生命之延续及不屈之决心。1939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迁来沙坪坝。

战火下的“斗争史”

“那时疲劳轰炸，又考试频频。晚上无电，我们在教室里点了蜡烛做功课……一边做题目，一边轻轻唱起来。其中有一曲是：‘惟愿重听我都纳故乡，溪水流潺潺。这是当年在南开中学念书的女学生段永兰的一段回忆在南开读书的文章。

1938年到1944年，日本对重庆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大轰炸，重庆各大中小学校自然也未能幸免。各所学校为躲避日机来袭，在晨光未露时上课，而在雾散时跑警报。学生们在空袭中如身临战场，目击敌机投弹，防空高射炮弹升空，空战和火光、流血的场景，成为课堂外的一种学习。

战时生活也异常艰苦。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后来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生动地描绘了与臭虫“斗争”的生活片段：“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晚上，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和中国千千万万人民一样，南开学生从未惧怕和屈服，不仅各类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校内还陆续成立了各种课外学生文艺、体育社团，学校的田径、足球、篮球名震大后方，“南开五虎”（高中篮球）、“南开小五虎”（初中篮球）挑战沙磁文化区无对手。

“南开被炸，精神未死。南开中学始建经过便是中国、中华民族抗击暴敌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取得最终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张建中说。